江西
1958年9月，安徽合肥，毛泽东乘坐的汽车驶过长江路。细雨中的街道挤满了群众，很多人站在屋檐下，也有人冒雨向车上挥手。原本低调的视察，因为这场自发的欢送，变成了合肥城里少见的热烈场面。
汽车走得很慢。毛泽东不断向两侧招手，群众的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短短一段路，竟用了半个多小时。下午，列车驶离合肥，省里的干部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安徽之行，并不只是看看工农业生产。摆在毛泽东面前的，还有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安徽的省会，究竟要不要继续留在合肥？
安徽省会的选择，不能只看一座城当时有多少工厂、多少人口，还要看它在全省的位置，以及未来能够承担什么功能。
安庆曾长期占据这个位置。清代设置安徽省后，安庆凭借长江航运、沿江农业和险要地势，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水路发达时，船只就是道路，安庆连接皖南、皖西和江南，商贸往来十分兴盛。
太平天国战争改变了它的命运。1853年太平军占领安庆后，清政府一度把安徽省级机构迁往庐州，也就是今天的合肥。安庆在1861年被湘军攻克后，省级机构又迁回原处。这次反复，说明省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战争和交通条件变化而调整。
安庆还有另一层意义。1861年，曾国藩在这里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机器，并尝试建造轮船。华蘅芳等人参与相关工作，安庆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工业探索的重要地点。
但到了近代，水运优势逐渐受到铁路、公路的冲击。安庆三面环山，过去是防守条件，后来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扩展。抗日战争期间，安徽省级机构还曾迁往六安、金寨等地，战乱使安庆的城市基础受到严重破坏。
芜湖也曾是热门人选。开埠以后，芜湖依托长江航运迅速发展，又因米业集散而声名日盛。若只比较经济和交通，它显然比当时的合肥更有吸引力。问题在于，省会承担的并不只是商业功能，还要兼顾全省治理、战略纵深和区域平衡。
合肥当时并不耀眼。城市规模有限，工业基础薄弱，机场和交通条件也不理想。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赴北京开会时，就遇到过雨天飞机无法起飞的情况，只能改道乘火车。这类现实困难，使迁移省会的主张有了相当理由。
1951年，皖南、皖北两个行政公署合并办公，地点定在合肥。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合肥由此成为全省行政中心。但在不少人看来，这只是形势安排，未必就是最终决定。
曾希圣把有关意见写信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只凭材料作判断，而是决定亲自到安徽看看。张治中是安徽人，多次希望毛泽东到家乡考察，这次终于得到同行机会。途中，张治中曾说：“安徽群众很想见主席。”毛泽东回答：“那就按实际情况安排。”
视察期间，曾希圣汇报了合肥的农业、工业、教育和城市建设。谈到正在筹办的综合性大学时，校名也引起了讨论。毛泽东认为，安徽这样大的省份，需要有一所能够代表全省的大学，校名不妨从长远考虑。
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写信给曾希圣，核心意思十分明确：合肥地处皖中，发展前景很好，省会不必搬动。信中的判断，并不是简单偏向一座城市，而是把安徽的地理格局放在全国安全和区域发展中衡量。
合肥位于江淮之间，既能联系皖南、皖北，又不像沿江城市那样过于暴露。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江大城市承担着重要经济和交通任务，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重要行政中心保有一定纵深，也有现实价值。
更关键的是，省会一旦确定，铁路、公路、学校、机关和工业建设便会持续聚集。合肥虽然起点不高，却拥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毛泽东看中的，正是这座城市尚未定型、能够承载全省资源重新布局的条件。
信件传到安徽后，迁移省会的讨论逐渐平息。合肥没有因为眼前的不足被否定，反而以省会为支点，逐步完善交通、教育和工业体系。那场关于省会去留的争论，也就此留下了一个清晰答案：城市的价值，不能只用当下的繁华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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