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凌晨四点十二分咽的气。天还没亮,堂屋里点着两根白蜡烛,火苗纹丝不动。老赵进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截白布条,往我腰上一系,系得很紧,勒得我肋骨发疼。
他说:"记住,到了你舅舅家门口,脚不能迈门槛。"
我当时脑子是空的,只问了一句:"打电话不行吗?"
老赵没接话,把另一截白布叠好塞进我手里:"这是给你舅的。到了门外,喊一声,等人出来。说完就走,不坐板凳,不喝茶。"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你爹跟你舅这些年——你也知道。但规矩就是规矩,嫡亲长辈,报丧必须上门。"
我知道。我和舅舅已经三年没走动了。准确地说,是我父亲和我舅舅三年没说过一句话。
去舅舅家要走镇上新修的水泥路,再拐进一条土路,大约四十分钟。天蒙蒙亮的时候路上没什么人,只有一辆拖拉机从对面开过来,司机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腰上的白布,把车速降了下来,慢慢绕了过去。
我手里攥着那截叠好的白布,手心出了汗。
三年前那次翻脸,是在母亲的忌日上。母亲走了五年,忌日那天舅舅每年都来上香。第三年忌日那天,舅舅在堂屋供桌前站了半截香,忽然回头对我父亲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要是当年听我的,早送县医院,她不至于走那么早。"
我父亲那会儿正端着一把酒壶往盅里倒酒。手停了一下,没倒完,把酒壶墩在桌上,没说话。舅舅又说了一句:"我姐嫁过来受了一辈子苦,最后连个医院都没进成。"
我父亲把酒壶摔在了地上。那只壶是锡的,砸在水泥地上声音很闷,酒溅了一地。父亲指着舅舅说:"你给我出去。"舅舅没动。父亲就把供桌上那几只碗全掀了。碎瓷片和香灰混在一起,满地都是。
我和表弟两个人才把他们拉开。
那天之后,父亲不再让舅舅进门。舅舅也没有再来过。逢年过节,表弟偶尔打电话问父亲的情况,父亲接过电话,只说"还行",不说别的。
母亲的事我当然记得。五年前母亲查出肝上的毛病,镇上卫生院说治不了,建议去县医院。父亲那时候没同意,说县医院也是开刀,不如先用老家的草药方子稳一稳,他打听过一个方子,说有人用过,好了。
舅舅那时候就反对。他特地从县城跑来,在堂屋里和父亲争了一个下午。舅舅说,我姐的命,你不能拿来试方子。父亲说,我不是在试,这方子有人用过,好了。
父亲是个犟人,这一点我和舅舅都知道。
母亲吃了两个月的草药方子,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最后那个晚上她突然疼得在床上打滚,父亲才慌了,连夜叫车送县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说晚了。
母亲在县医院住了三天,走了。
从那以后,舅舅看父亲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头三年忌日他还来,但每次来了不怎么说话,上完香就走。直到第三年忌日那天,他没忍住。
我不能说舅舅讲的没有道理。但我也不能说父亲不在乎母亲。母亲走后那五年,父亲把堂屋的供桌摆得整整齐齐,每天早上点一炷香,从不间断。
他从不在我面前提母亲,但我每次半夜醒来,都看见堂屋的灯亮着,他一个人坐在供桌前。
到舅舅家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舅舅家住村东头,院门是两扇木门,门上漆剥了些,门环是铁的。我站在门外,没有去推那扇门。
我低头看了看腰上的白布,又看了看手里那截给舅舅的布条。我想起老赵说的话:到了门外,喊一声,等人出来。
可我站在那里,嘴张了几次,没喊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喊。舅舅和父亲三年不说话,现在我突然站在他门外,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来认错的?还是来请他去的?这两种意思搅在一起,我自己都分不清。
最后我还是喊了一声:"舅。"
声音不大,连我自己都觉得轻。院子里好像有狗叫了一声,然后又安静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里面有拖鞋在地上蹭的声音。
门从里面开了一条缝,但舅舅没有让我进去。他站在门槛里面,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腰上的白布。
他什么都没问。
我把手里那截白布递过去,说:"舅,我爹走了。今天凌晨四点多。"
舅舅接过白布,手抖了一下。他低头看了那布条很久,没有说话。
我说:"出殡定在后天。"
舅舅把白布攥在手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以为他会说什么,但他只是点了一下头。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伸手把院门往里拉了一下,留了一条缝,自己退到院子里,没有让我进去。
我站在门外,又站了一会儿。我本来想再说点什么,但想起老赵说的,报完丧不能歇脚。我转身往回走,走出那条土路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舅舅还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那截白布,没有动。
我到家的时候,堂屋里已经挂起了白幔。父亲躺在门板上,身上盖着白布。母亲的那张黑白照片被人从供桌上取下来,放在父亲头边的凳子上。
老赵在院子里指挥人搭棚子。他看见我回来,问了一句:"报到了?"
我说报到了。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别的。
那天下午,帮忙的人陆陆续续到了。亲戚邻居有人来上香,有人来帮厨。我一直在堂屋里跪着还礼,膝盖跪得发麻。
到了傍晚,院子外面有人来了。我听见门口有人喊:"舅家人到了。"
我心里一紧。
按照这边的规矩,娘家舅家人来吊唁,孝子要出门迎接,在院门外跪接。老赵在我旁边低声说了一句:"你出去,跪在门口,等他进来。"
我站起来,腿已经麻了,走出去。院门口站着的人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舅舅来了,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外套,腰上系着那截白布——他把白布系上了。他身后跟着表弟,表弟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香烛和纸钱。
我走到院门口,在水泥地上跪下去。
我低头跪着,没有抬头。按照规矩,这个时候不该看舅的脸,等他先进去。
我跪了一会儿,舅舅没有动。
然后我听见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的。
他说:"你爹这个人,犟了一辈子。"
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也是。"
然后他从我身边走进去了。我跪在地上,听见他走到堂屋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我听见有人哭出声来——不是别人,是舅舅。
舅舅今年六十二了,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母亲走的那天他没哭,三年前忌日掀桌子那天他也没哭。
我跪在院门口,听见堂屋里的哭声,自己也忍不住了。
出殡那天,舅舅走在队伍最前面,是打幡的位置。那个位置本来该是我的,但老赵说,嫡亲长辈在前,这是规矩。
舅舅举着幡,一路走到村口的灵车前。到了那里,他把幡交给我,自己走到棺材旁边,伸出手在棺材盖上拍了三下。
拍了三下之后,他没有再说话。
我后来听表弟说,舅舅那天晚上在我家坐了很久,走之前对老赵说了一句:"我姐夫这个人,我不认他别的,但他供桌上那炷香,确实一天没断过。"
丧事办完之后,我在堂屋收拾东西。供桌上父亲点香用的那个铜香炉还在,炉里插着最后一截没烧完的香。我伸手把那截香拔出来,放在旁边。
然后我发现香炉底下压着一张叠起来的纸条。我抽出来打开看,是父亲的字,写得很潦草。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去把你舅叫来,我有话说。
纸条的边角是卷的,压在香炉底下不知道压了多久。
我把那张纸条看了很久,把它重新叠好,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那截没烧完的香,我后来也没舍得扔,用一张白纸包了起来。
我想,父亲最后那几年,堂屋的灯每天晚上亮到半夜,或许不只是在母亲供桌前坐着。他也许一直在等一个机会,把这张纸条递出去。
但他没有等来。
规矩这个东西,我以前不懂。老赵说报丧不进门,不坐板凳,不喝茶,我当时觉得是多余——人都死了,还讲什么礼数?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一点。报丧不进门,是因为丧气不进别人院子,是怕给人带晦气。但嫡亲长辈不一样,上门报丧、门外下跪,那不是怕晦气,那是告诉对方:这件事,我不配站着跟你说。
舅舅和父亲三年不说话,谁也不肯先低头。如果父亲在世时让人去请舅舅,舅舅未必肯来;舅舅主动来,父亲也未必肯见。两个人都犟,都觉得自己对,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但父亲走了,规矩替他们把那一步走了。门外下跪,不是我向舅舅认错,是规矩替父亲认了错。舅舅进门后拍棺材那三下,也不是原谅,是规矩替他道了别。
有些话活着的人说不出口,规矩替他们说了。
我把那张纸条带回了城里。
有时候我想,如果父亲早几年把这张纸条递出去,或者舅舅早几年说一句"我也犟"——
但这世上没有这种如果。规矩能做的,也就是让两个犟人在最后时刻,不用再说那句话了。
门前那一跪,棺盖上那三下,已经是他们说过的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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