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曾宪植儿子为劳改母亲求情，毛主席批复：接她回北京！

1975年，湖北一处劳动场地，曾宪植正在弯腰干活。多年革命经历没有让她获得特殊照顾，反而在特殊岁月中和许多人一样，接受劳动改造。那天，工作人员忽然喊她：“曾宪植，你儿子来看你了！”她抬起头，手上的泥土还没有擦去。

叶选宁见到母亲时，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记忆中的母亲。她明显消瘦，皮肤粗糙，衣着朴素，长期劳作留下的疲惫写在脸上。母子相对无言，许多话到了嘴边，又被压了回去。探望结束后，叶选宁久久不能平静。

那封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出的。叶选宁把母亲的遭遇和身体状况写给毛泽东，请求组织给予照顾。有关回忆资料提到，毛泽东看到信后十分关注，随后作出“接回北京”的批示。周恩来等人据此安排，曾宪植返回北京，生活和工作才重新得到安置。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因为一纸批示，更在于毛泽东与曾宪植早年的交往。两人相识甚早，曾宪植在革命队伍中一直被称作“阿曾”。这个称呼很亲切，也说明她并不是只存在于档案中的名字，而是长期活跃在妇女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老同志。

曾宪植出身湖南名门，是曾国藩家族后人。家世给了她良好的教育条件，却没有替她决定人生道路。青年时期，她喜欢篮球，也擅长京剧，曾在舞台上反串武生。这样的经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中并不多见。

1927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生，曾宪植报考并被录取，成为女生队成员。后来形势突变，女生队解散，她没有离开，而是转到军医处继续工作。广州起义前后，她接触到更加严酷的现实，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与叶剑英的相识，也发生在那段革命生活中。叶剑英听说她篮球打得好，曾打趣问道：“你就是徐特立先生夸过的那位投篮能手？”一句闲谈，后来成为两人关系中的一个细节。婚后，组织安排叶剑英赴苏联学习，名额有限，曾宪植主动留下，把机会让给丈夫。

这次选择并不意味着她停下脚步。她在国内继续求学和工作，后来因组织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她又被派往日本学习，不久遭叛徒出卖再次被捕。面对审讯，她没有屈服，凭借知识和镇定应对，最终获释并完成学业。

1931年回国后，曾宪植与叶剑英短暂重逢，随即又因工作分开。革命年代的婚姻，常常没有寻常家庭那样的安稳。叶剑英前往延安，曾宪植则承担香港方面的任务。1938年，她在香港生下儿子叶选宁，但战事阻隔，父子之间迟迟没有见面。

1941年，曾宪植带着孩子前往延安。她原本设想了许多重逢场景，到了军委机关附近，却意外得知叶剑英已经再婚并有了女儿。她没有争执，也没有停留太久，带着孩子转身离开。这个决定十分沉重，却也体现了她一贯的性格：把个人得失放到革命任务之后。

此后，曾宪植把主要精力放在妇女工作上。解放战争时期，她曾任中共南京局妇女组负责人，并协助邓颖超开展工作。她熟悉上层社会和各界妇女，待人平实，不摆家世架子，处理事务也少有空话。这样的作风，使她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建立联系、传递信息、组织群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庆龄应邀参加开国大典，曾宪植承担陪同和照料工作。她提前安排住处，处理生活细节，大典当天又陪伴宋庆龄往返。那张记录开国大典的照片中，宋庆龄身旁的女性身影，正是曾宪植。

新中国成立后，曾宪植继续参与全国妇联早期工作。她的住所十分简朴，家具不多，墙上也没有多少装饰。熟悉她的人知道，她珍惜的物件同样简单：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一张抱着儿子的照片。对她而言，家世、婚姻和个人荣辱，都没有成为停留不前的理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接见中，毛泽东在人群里认出了她，喊道：“阿曾，阿曾！”曾宪植走上前回答：“报告主席，我就是阿曾！”毛泽东谈起她的曾氏家族，现场气氛轻松了片刻。多年革命生涯形成的熟悉感，也在这一声称呼中保留下来。

遗憾的是，特殊时期来临后，曾宪植同样受到冲击，被安排到外地参加劳动。她没有把自己的经历过多讲给儿子，只是默默承受。直到叶选宁探望时看见母亲的处境，才写信反映情况。毛泽东批示“接回北京”，改变了她晚年的生活轨迹，也让这段尘封多年的经历留下了清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