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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孟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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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兰陵是中国存续两千余年而名称基本未改的著名古地名之一,也是山东境内见于记载最早的县治之一。本文以传世文献、出土文字材料与地方志谱系互证,考察“兰陵”名称的由来、屈原命名“兰陵”的时间以及兰陵与峄县(其地曾称氶县、缯州、峄州等)之间的政区传承关系。研究认为:其一,“兰陵”之名萌生于战国中期楚国北拓所置的东北边邑,“兰”取先秦“王者香”“国香”之兰草意象,“陵”取“大阜”“高地”之义,合而为“生长兰草的高平之地”,寄托着楚国经营“王道乐土”的政治理想;其二,“屈原命名兰陵”说证据链条相对完整,其时间当系于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秋屈原首次东使齐国、道经泇水之滨次室邑之际,至迟在前312年至前311年屈原第二次使齐前后,此名已经确立并沿用;其三,“兰陵”与“峄县”自汉代起东西并峙、同郡共生,西晋以降郡治承城而使承域成为“兰陵”名号的行政主体,隋唐两名交替互用,金代“承县改兰陵”使两名归一,元代“兰陵出域”又使兰陵古镇与峄州分离、县名终为峄县所承,形成并立、统属、归并、分离四阶段的关系史;其四,今日临沂之兰陵县、枣庄之古峄地与江苏常州之南兰陵,宜在“大兰陵文化圈”的框架下共享这一历史文化遗产。以上考订均属间接证据基础上的推论,尚祈方家是正。
关键词:兰陵;屈原;地名由来;峄县;荀子;南兰陵
1 引言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古今地名中,“兰陵”是一个兼具自然地理色彩与政治文化理想、错落沿用两千余年而基本未改的特例。它既是战国时期楚国新置的东北边邑、荀子两度为令并终老之地,也是汉晋之际东海经学重镇(匡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更是南朝齐梁两代帝室的桑梓之邦——“兰陵萧氏”这一郡望,深刻影响了永嘉以后中国政治史与文化史的走向。
“兰陵”虽已沿用两千余年,但时至今日,关于其名称的由来,仍在学界存在争议,未获定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颇为复杂:屈原本人与他所深爱的楚国几乎同步经历了特殊的命运转折,可信的历史文献损失严重。围绕“兰陵”名称的由来,历来有自然地理命名说、令尹子兰赐名说、屈原命名说等不同说法;屈原命名的具体时间,或系于公元前319年,或泛称“前319年至前312年间”。而更为纠缠的是,“兰陵”与“峄县”(其地曾称氶县、缯州、峄州等)两大名号,在两千余年间时而并立、时而交替、时而归并、时而分离,以致今日形成“兰陵县城在临沂、兰陵郡故域在枣庄(古峄地)、南兰陵在常州”的政区格局。这一格局与历史时期的兰陵郡县版图存在着明显错位,并引发了相关地名之争。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一个古地名的产生时间、命名理据与沿革谱系,既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理解区域文化生成机制的重要切口。
本文拟综合《史记》《汉书》《晋书》《南齐书》《金史》《新元史》等正史记载,阚骃《十三州志》、《太平寰宇记》、明清《峄县志》等地理文献,秦汉封泥与秦墓陶文等出土材料,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对“兰陵”名称的由来、屈原命名“兰陵”的时间作一粗浅考述,并据史料解析“兰陵”与“峄县”之间的传承与联系,在此基础上讨论“兰陵”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本文所论,多属间接证据基础上的推论,其中是非,尚祈方家指正。
2 “兰陵”得名的背景
2.1 鄫与次室:兰陵地区的前史
今兰陵镇一带开发甚早。相传夏少康中兴之后,封其次子曲列于今鲁南一带,是为“缯”(后作“鄫”)国之始;西周时期,鄫受封为子爵之国。春秋中期,鲁国正卿季孙行父(季文子)为维护鲁国利益与季孙氏费邑封地,于鲁宣公十八年(公元前601年)前后派军队占据鄫地南部;《左传》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载“莒人灭鄫”,此后鄫国故地辗转归属鲁国,建立“次室”邑。学者多认为,“次室”之名与鲁国“公室”相对应——曲阜为公室,此地为次室。笔者曾据刘向《列女传·鲁漆室女》所记“当穆公时”“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等语推算,并系连季文子主持“初税亩”(前594年)的史事,认为次室邑与季文子关系密切,是鲁国南部并行于“公室”曲阜的行政重镇,建有次室亭,并流传着“次室女”忧君爱国的故事。
春秋末年,随着吴越相继北上争霸,次室地区的归属几度更迭。公元前487年,此地一度属吴;公元前468年越国迁都琅琊后,又入于越。至战国中期,约在公元前382年或此前,齐楚争霸而鲁国衰微,楚国夺取次室一带,将包括兰陵在内的狭长地带纳入版图,成为楚国新开辟的东北边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元前350年诸侯称雄形势图”即将该地域绘为楚地,可与《列女传》的推算互证。
2.2 楚人北上与次室的更名
楚国是先秦时代最早推行县邑制的国家之一。“县”古体作“縣”,本义即悬系于国境边缘的领土,秦楚等国皆于新辟疆土率先设县;因齐、鲁两国不行郡县之制,兰陵遂成为今山东境内见于记载最早的县治之一,距今已近二千四百年。次室入楚之后,楚国面临着两个现实问题:其一,“次室”之名带有浓厚的鲁国政治色彩,在鲁国旧地建立楚国行政机构,必须革除这一旧名,才能在政治上“打上楚国的印记”;其二,此地处于齐、楚之间,东接琅琊、南邻郯国,是楚国经营东北边疆、驻军与越国对峙的前哨,需要一个既能昭示楚国理想、又能为鲁地遗民接受的新名称。北魏阚骃《十三州志》对此有一段直接的记载:
兰陵故鲁之次室邑,其后楚取之,改为兰陵县,汉因之。
这段文字明确交代了“次室→兰陵→汉因之”的沿革链条,是“兰陵”由楚更名而来、且战国时已为“县”的重要文献依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兰陵”取代“次室”,成为楚国东北边邑的新名。
3 “兰陵”名称的语义与命名者诸说
3.1 “兰”与“陵”的语义解析
从构词法看,“兰陵”属于典型的“植物名+地貌名”结构。“陵”,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大阜也”,即高平之地、大土山,古代地名中从“陵”者多取高地之义。“兰”指兰草。先秦时期的“兰”是黄淮流域习见的芳香草本,《左传·宣公三年》有“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的记载,后儒遂有“兰为王者香”之喻。兰在先秦观念中既是自然之香草,更是君子人格与“王道”理想的象征;孟子(约前372—前289年)更将君子品格、国家道德上升为“王道乐土”的儒家终极理念。
战国时期,楚国朝野尤尚兰。楚怀王为其子取名为“子兰”(即后来的令尹子兰);屈原《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九歌》“沅有芷兮澧有兰”等句,更是把兰升华为美人、君子、贤才的象征。据兰陵籍旅美作家王鼎钧的解读,“兰”寓意“王道”,“陵”由高地引申为“乐土”,“兰陵”即楚人要在鲁南旧地建设一片“王道乐土”、乃至“圣地”的寄托。同时,据当地文史研究,先秦时期黄淮流域气候温和湿润,兰陵近郊丘陵兰草繁茂、幽香四溢,“生长兰草的高地”确是此地的自然实景。自然之“实”与理想之“义”在“兰陵”一名中合而为一,这正是一个成功地名的典型形态。
3.2 命名者的三种观点
关于“兰陵”由何人命名,大致有三种观点:
其一,自然命名说。认为“兰陵”因近郊丘陵兰草繁茂而得名,属民间自然命名,并无特定命名者。此说仅解释了命名的自然基础,难以说明一个楚置边县更名所必然包含的政治程序。
其二,令尹子兰赐名说。认为兰陵系楚国令尹子兰赐名,因楚国尚兰而子兰名字中亦有“兰”字。此说仅见于晚近传闻,子兰的活动年代在屈原被疏之后,且无文献依据,学界多不取。
其三,屈原命名说。认为“兰陵”二字出自楚国大夫屈原之手,是屈原为楚地“打上的郢都兰台王室政治烙印”。此说为地方志谱系与当代研究的主流观点,《苍山县志》及兰陵县文史资料均主此说;清乾隆二十六年《峄县志》序追溯峄地沿革,亦称“自鄫子受封,而后为兰陵,又后为氶县,春申治之,齐梁启焉”,以兰陵居鄫、氶、峄沿革序列之首,可见方志一脉对此名号正统地位的确认。
3.3 屈原命名说的证据链
屈原命名说虽不见于正史明文,但其证据链条相对完整,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职任与行经的对应。《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任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总揽内政外交,权重一时。刘向《新序·节士》又明确记载:“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据当代研究者复原,屈原自楚都郢东使齐国的路线为大江东去,入邗沟,达淮、泗,转泇水溯流北上;次室邑正处泇水之滨,是楚国东北的边城,也是屈原使齐往返的必经之地。屈原作为主管外交的重臣,对东北边邑予以关注并为其命名,在情理之中。
第二,文献链条的衔接。《十三州志》“楚取之,改为兰陵县”说明兰陵之名出于楚国官方的更名行为;《史记·春申君列传》所记“(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公元前255年),则说明兰陵得名远在荀子之前——上距楚人约前382年占据次室、下距文献首见,其间的时间窗口正与屈原的活动年代相合。
第三,命名风格的对应。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兰”寄托政治理想的诗人,其作品中的兰、蕙意象与“兰陵”之名同出一源;以充满理想色彩的香草名其新拓之县,正是屈原“美政”理想在地名上的投射。
第四,政治逻辑的对应。次室之名带鲁国色彩,楚国必须以楚式新名易鲁式旧名;而楚国尚兰、怀王子名子兰、屈原以兰为君子人格之象征,“兰陵”一名最能承担这一政治使命。彼土谓“屈原当时为楚左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春风得意马蹄疾,初踏新国土并将之更名兰陵,寄予了一个美好的政治宿愿”,正是此意。
因此,本文认为屈原命名说是现有证据下“最佳解释”:自然命名说解释了名的素材,屈原命名说解释了名的程序与义理,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屈原极可能正是撷取当地“兰草遍地、丘陵高平”的实景,注入楚国“王道乐土”的理念,而定名“兰陵”。
4 屈原命名“兰陵”的时间考
4.1 屈原使齐的文献记载与行年框架
考订屈原命名“兰陵”的时间,关键在于考订屈原两次使齐的时间。传世文献关于屈原使齐的直接记载有三条:
其一,《新序·节士》:“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此为第一次使齐,发生在“楚与齐从亲”期间,屈原时为左徒。
其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史记·楚世家》系此事于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此为第二次使齐归国。
其三,《新序·节士》:“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此与《史记》所记为同一事,即第二次使齐。
据此,屈原至少两次出使齐国,学界并无异议。争议在于第一次使齐的系年,以及命名究竟发生于两次使齐中的哪一次。
4.2 第一次使齐系年:公元前319年秋
第一次使齐的时间,当系于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秋。理由有四:
第一,齐楚从亲的缔结时间。战国晚期齐、楚两大国的联合,直接服务于合纵抗秦的战略目标。公元前319年前后,魏、楚等国开始酝酿合纵;公元前318年(怀王十一年),楚、赵、韩、魏、燕五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从长之国必先与山东最强之齐结盟,故屈原奉使缔盟,必在前318年五国伐秦之前,即前319年。《新序》将“屈原东使于齐”置于“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之前,而张仪首次使楚、谗害屈原事在怀王十五六年(前314年—前313年)之前夕,时间顺序完全吻合。
第二,屈原职任的时间窗口。屈原任左徒在怀王十年(前319年)至被疏(前314年)之间,此为屈原政治生涯中具备主导邦交、参预命名之权威的时期。《史记》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亦在此期间。关于第一次使齐时屈原的年龄,尚需说明:若依郭沫若所推定屈原生于前340年,则其时年约二十一岁;若依胡念贻所推定屈原生年“楚宣王十七年(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则其时已三十四岁。郑志强《屈原生年、卒年与享年新考》即采胡念贻说,并据《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之礼制,推定屈原任左徒当在三十至三十五岁之间、在楚怀王七至十二年(前322年—前318年)。二说相较,胡、郑之说与“左徒—命县”这一非常之举所需的政治阅历更为相称;即便从郭说,二十一岁亦已入仕任事,前319年屈原都处于足以担当使命、主理邦交的年龄阶段,命名一事于情理无碍。
第三,使齐路线的必经性。屈原自郢都赴临淄,取道邗沟—淮泗—泇水一线,次室(兰陵)为楚境东北最后一邑,出此即近齐地。以合纵大局而论,楚国新拓的东北边邑恰是齐楚交通的咽喉,屈原使齐往返皆经于此,因见沿途丘陵兰草丰茂而命名之,最为顺理成章。
第四,命名与置县的先后逻辑。楚人约于前382年占据次室,置县而暂袭旧名;至前319年屈原使齐,方以楚式新名易鲁式旧名。此距荀子任兰陵令(前255年)恰为六十四年,与地方文史研究者“兰陵地名应是公元前319至前312年之间出现”的推断相合,而取其上限。
4.3 第二次使齐系年:前312年—前311年
第二次使齐的时间可以精确考订。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楚在丹阳、蓝田两役大败于秦,韩魏乘机袭楚,怀王被迫重新联齐,故《新序》称“复用屈原,屈原使齐”;使齐归来则已在怀王十八年(前311年)春,值张仪已放归秦国,屈原谏怀王追杀张仪而不及。因此第二次使齐当在前312年末至前311年初。
若以第二次使齐(前312年—前311年)为命名之时,则有两点不合:其一,此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已由左徒黜为三闾大夫,政治上处于被排斥状态,以逐臣身份为一县命名,于楚国的行政礼制不合;其二,此次使齐系丹阳、蓝田新败之后的救急复交,使命单一、行色匆匆,与命名这类经国之举不称。故第二次使齐说可排除,至少应降为次优。
4.4 结论与史料层次说明
综上,本文的结论是:屈原命名“兰陵”的具体时间,当系于楚怀王十年、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秋,即屈原首次东使齐国、道经泇水之滨次室邑之际。宽泛言之,“兰陵”之名必产生于公元前319年至前312年之间,而以公元前319年秋为最大可能。这一结论与《新序》《史记》的使齐记载、阚骃《十三州志》的沿革链条、《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楚疆形势以及相关地方志谱系四者均相吻合。
需要说明的是,正史中“兰陵”之名的首次出现,是《史记·春申君列传》所记公元前255年“以荀卿为兰陵令”,屈原命名说主要依据《新序》的使齐记载与方志谱系的层层因袭,属于在间接证据基础上所作的“最佳解释推论”,而非直接史证。本文在论证中尽量将“文献明证”(前255年兰陵之名已行用)、《十三州志》之“楚取之,改为兰陵县”(兰陵名出楚国官方更名)与“地方传说”(屈原见兰草而名之)三个层次区分开来,结论以推定的口吻表述。今后若能在战国楚简、秦封泥或相关考古中获得更早的“兰陵”文字材料,此一问题有望获得最终解决。
5 兰陵两千余年的历史演变
5.1 战国时期:楚国兰陵县与荀子治兰陵
兰陵置县后约一百二十余年,迎来其历史上第一位文化巨人。据《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相楚八年(前255年,一说自前261年始),“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荀况,赵人,时为天下大儒,两度任兰陵令近二十年(一说十八年。第一次约四年,遭谗去赵;春申君谢过请还,复任十余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荀卿废,“因家兰陵”,著书数万言而终老,“因葬兰陵”。李斯、韩非皆出其门下,《荀子》三十二篇多有成篇于兰陵者;荀子作《赋篇》以隐语体物,开汉赋之先河,故后世以“辞赋之祖”并尊屈、荀——屈子以骚体著,荀卿以赋体行,二人先后辉映于兰陵一地。荀子由此被称为“后圣”,兰陵遂成先秦儒学在东方的重镇。今兰陵镇存荀子庙、荀子墓,历代祭祀不辍;枣庄市亦有荀子文化研究会,峄城青石山一带的朝阳洞群也有荀子书院传说和摩崖石刻等遗迹。尤可注意者,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论战国学术曰:“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兰陵与稷下并举,为南朝文论家心目中战国两大文化圣地。
5.2 秦汉时期:兰陵县的定型
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兰陵县属东海郡。出土材料确证了秦代兰陵县的存在: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兰陵丞印”;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出土瓦文有“兰陵居便里不更牙”字样,说明秦兰陵县下已有“便里”这类乡里编制。西汉因秦制,《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三十八县中有兰陵县,王莽时改曰“兰东”,东汉复旧;汉献帝建安年间(196年起)兰陵属东海国。两汉之世,兰陵人文鼎盛:孟喜为一代《易》学宗师;萧望之官至御史大夫、太子太傅,为汉宣帝名臣;疏广、疏受叔侄同为太子太傅、少傅,荣归乡里,“散金”惠及乡党;匡衡以“凿壁偷光”发迹,官至丞相;王良字仲子,教授诸生千余人。笔者曾在《文哲:探寻二疏及二疏文化承传》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二疏生平及故里,并在《峄地文脉之孟卿与疏广》一文中说过:“像这样文化大家、学术宗师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里扎堆涌现的文化景观,在中国古代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古兰陵作为经学之乡的地位由此奠定。
5.3 魏晋南北朝:兰陵郡的设立与南兰陵的诞生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分东海郡之兰陵、氶(承)、戚、合乡、昌虑五县置兰陵郡。北宋《太平寰宇记》记曰:“分东海之兰陵、氶、戚、合乡、昌虑五县置兰陵郡,理氶城。”此为“兰陵”由县升郡之始,兰陵萧氏由此“复为兰陵郡人”。西晋末永嘉之乱,兰陵萧氏随中原士族南渡:淮阴令萧整“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东晋遂于武进县界侨置兰陵郡、兰陵县,与淮北本土相区别而加“南”字,是为南兰陵。《南齐书·高帝纪》记其事曰:“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侨居江南的萧氏以军功与外戚(刘裕继母萧文寿亦出兰陵萧氏)起家,至刘宋中叶已成方面重镇。公元479年,萧道成代宋建齐;502年,萧衍代齐建梁,萧氏统治江南近八十年,齐梁文治——萧统《文选》、萧子显《南齐书》——皆出此族。南兰陵(今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一带)由此成为齐梁故里。与此同时,淮北本土的兰陵则屡经易主:刘宋泰始三年(467年),包括兰陵郡在内的淮北四州入于北魏,此后兰陵先后隶属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其建制亦屡有变更:北魏一度废兰陵郡;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复置,领承、昌虑、合乡、兰陵等县,郡治基本在氶城,曾短时移驻昌虑(今滕州市羊庄镇土城村);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废昌虑、合乡、兰陵三县入承县。南北两个兰陵,一为帝乡,一为故土,遥相辉映,构成中国地名史上罕见的“同名异地双线并行”景观。
5.4 隋唐时期:兰陵与承(氶)的名号交替与美酒名扬
隋开皇三年(583年)罢兰陵郡;开皇十六年(596年)置缯州,分氶县置兰陵县;大业二年(606年)废缯州,省氶县入兰陵县,属彭城郡——此际“兰陵”再度成为该域县名。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缯州,治承县,领承、兰陵、缯城三县;贞观六年(632年)废缯州,省兰陵、缯城入承县,属沂州。至此,秦汉以来的兰陵县建制告一段落,兰陵古城降为承(氶)县属镇;然兰陵之名未尝湮灭——《史记正义》即云“兰陵县,属东海郡,今沂州承县有兰陵山”,清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亦引之,可见唐人心目中“兰陵”即沂州承县之域望。
唐代兰陵的文化声名不坠。开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间(739年—740年),李白漫游东鲁,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行》)之句,兰陵美酒遂名扬天下,并成为整个兰陵郡县故域的公共物产与记忆。此外,北齐兰陵王高长恭的故事与《兰陵王入阵曲》亦在唐代传入日本,成为中古东亚共有的文化记忆。
5.5 宋金元时期:承县改兰陵与兰陵县名的终结
五代与北宋,兰陵地属沂州承县。金明昌六年(1195年),《金史·地理志》明确记载:“兰陵本承县,明昌六年更名。”——沿用了1400余年的“承县”之名退出历史舞台,“兰陵县”之名重新覆盖承县全域;金贞祐四年(1216年)三月,县治徙于土娄村。金兴定二年(1218年),升置峄州,兰陵县为附郭县,“峄”之名自此登场。元至元二年(1265年),省兰陵县入峄州。据《新元史·地理志》:
金兰陵县,属邳州。元初,于县置峄州。至元二年,又省县入州。李璮为益都路行省,以其姻亲胡甲知沂州,峄州畏其逼,尽割州东二十里外与之,后遂因而不改。
这就是著名的“兰陵出域”事件:约在元中统三年(1262年)前后,含兰陵古镇在内的峄州东部三乡(兰陵、底阁、甘露沟)被割归沂州,兰陵古镇自此脱离兰陵郡县故域,元代降为兰陵社,隶兰山县石城乡。这一行政区划变动,发生在“李璮之乱”前后,直接影响到了今天枣庄与临沂交界地带的历史地界认知,也是现在“兰陵归属”话题常被提起的历史背景之一。应当指出的是,金元两代是“兰陵”作为正式县名的最后一个时期,此后县名让位于“峄”。
5.6 明清至民国:兰陵的延续与古镇的记忆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峄州为峄县,此后“峄县”之名沿用至1960年。清代含兰陵在内的县域分属沂州府兰山、郯城、费、峄诸县。兰陵仍是鲁南重要商贸巨镇,尤以酒业著称。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兰山县丞移驻兰陵,设分防县丞署,兰陵再度成为准县级治所。而峄县一方对“兰陵”的记忆同样绵延不绝:明代峄县境西仍置“兰陵乡”,现存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碑刻落款即有“山东兖州府峄县兰陵乡曹马社”字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峄县建“兰陵书院”,即后来山东兰陵中学、枣庄二中之前身。荀子庙、萧氏遗事与美酒声名,构成兰陵古镇的三重记忆。
5.7 现当代:红色兰陵的兴废与苍山的更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抱犊崮山区建立根据地,1942年10月设置兰陵县(抗日民主政权)。1947年春,鲁南区党委析赵镈县东部置苍山县;1948年2月恢复兰陵县,一度出现赵镈、苍山、兰陵三县并存的局面(兰陵县治一度设于台儿庄城区)。1950年撤赵镈县入苍山县;1953年7月兰陵县撤销,辖区分入苍山、峄县。1952年,底阁、甘露沟两乡回归峄县,而兰陵古镇留在苍山县境。1984年设兰陵镇。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批准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2014年1月8日民政部印发《关于同意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的批复》(民函〔2014〕6号);2014年1月1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的通知》(鲁政字〔2014〕23号);2014年1月21日兰陵县召开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工作会议。至此,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兰陵”古名重新成为县名,其历史文脉亦为更多人所认同。与此同时,关于“兰陵”归属的讨论也在坊间持续进行,这正说明这一古地名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之深。
6 兰陵与峄县(承、氶、峄州)的传承与联系
兰陵与峄县的关系,是理解兰陵地名史的关键一环。概括而言,两大名号经历了并立、统属、归并、分离四个阶段,其间的分合消长,正是今日鲁南政区格局与“兰陵文化圈”错位的根源。
6.1 并立期(两汉):氶、兰陵东西并峙,同郡共生
“承”(古作氶,音zhěng,《旧唐书》变作“丞”,《新唐书》省作“氶”)以承水(氶水)得名,治所在今山东枣庄境内,其名始于西汉初。在汉代东海郡的版图上,承县与兰陵县东西相邻、并置共存,均为“小县域”规制——每个县的幅员仅相当于今天两三个乡镇。光绪《峄县志》记西汉承县疆域曰:
氶县,其地西不及阴平,南不及偪阳,东北不及缯、兰陵。疆域之狭,仅得今境十之二三。
可见彼时承县之小,也可见承、兰陵二县并峙之格局:承县居西(今峄城),兰陵县居东(今兰陵镇一带),东北又有缯县(鄫),各霸一方。尤可注意者,二地人文同风,出萧望之、孟喜、疏广、疏受、匡衡等,皆一代经学魁儒;匡衡墓今在峄城区匡谈村,二疏“散金台”今在峄城区峨山镇(城前村北),正说明二地共享同一片文化土壤。笔者尝谓“峄地文化是多元的,更主要的是兰陵文化”,其渊源即在于此。
6.2 统属期(西晋—隋唐):郡治承城,“兰陵”名号的行政主体西移
西晋元康元年(291年)置兰陵郡,是兰陵与承县关系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兰陵郡以下辖的兰陵县得名,但郡治却设在氶城——《太平寰宇记》“理氶城”,光绪《峄县志》“晋初,立兰陵郡,治承,县地始大”。自此,承县城在历史上首次成为郡(州)治所,此后近三百年间(除北魏短暂废郡、东魏武定五年复置后短期移驻昌虑外),兰陵郡的行政中枢一直在氶城。“郡县同名,治所不同地”——兰陵县治仍在兰陵城(镇),而“兰陵”名号的行政载体已移至承域。这意味着,自西晋起,今日枣庄市峄城、市中、薛城、台儿庄、山亭诸区所在的古承县地区,成为“兰陵”郡名所系的核心区域;兰陵古镇则是兰陵郡域的东南门户——《南史·齐本纪》记萧道成先世“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兰陵古镇在兰陵县内尚不过一乡之建制。
隋唐两代,“兰陵”与“承(氶)”在同一境域内交替使用: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缯州、分氶置兰陵县,大业二年(606年)废州后县名为兰陵;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缯州,承、兰陵、缯城三县并立,贞观六年(632年)省兰陵入承。笔者对此曾有一概括:
战国至宋,兰陵与氶(承)、鄫,无论为郡为州为县,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反复交替使用。
所谓“交替使用”,实质是“一体两名”:兰陵、承、鄫三号,所指都是同一个以氶城—兰陵镇为轴心的区域,王朝改置州县,即在此三名号间流转。
6.3 归并期(金代):承县改兰陵——两名归于一
金明昌六年(1195年)改承县为兰陵县,是兰陵—峄县关系的第二次转折。沿用了1400余年的承县之名退出历史舞台,“兰陵”之名重新覆盖承县全域(治承城,1216年徙土娄村)。这可以视为隋唐“一体两名”格局的最终归并:从此以后,这一区域只有一个县名——兰陵。兴定二年(1218年)升兰陵县为峄州,“峄”名登场。“峄”之源,在《尚书·禹贡》徐州之贡“峄阳孤桐”,境内天柱山古名葛峄山,乾隆二十六年《峄县志》序所谓“峄因山得名,其见于经传也屡矣”。彼土考证,“峄”取义于峄阳孤桐与泗滨浮磬的乐土意象,与邹城之“绎山”(绞丝旁,取“络绎如丝”之义)判然有别,宋代以后“绎峄同意”乃是后起的讹混。无论如何,自金兴定二年起,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新名——峄州,兰陵县为其附郭。
6.4 分离期(元—今):兰陵出域与名号的最终分置
元代“兰陵出域”是兰陵—峄县关系的第三次转折,也是今日政区错位的枢纽。《新元史·地理志》载,元初李璮任益都路行省,其姻亲胡甲知沂州,“峄州畏其逼,尽割州东二十里外与之”。约中统三年(1262年)前后,峄州东境包括兰陵古镇在内的三乡(兰陵、底阁、甘露沟)被割归沂州(后为兰山县)。至元二年(1265年),省兰陵县入峄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峄州为峄县。
这一刀割出的结果,在政区上是“兰陵古镇脱离兰陵郡县故域”:兰陵古镇——它曾为楚之兰陵县治、兰陵郡域的东南门户、萧氏祖籍“中都乡中都里”所在——自元代起隶属沂州(临沂)系统,元明之际降为兰陵社,明清为兰陵镇;而继承了兰陵郡县故域主体的峄州—峄县,反而失去了自己域内最具历史意义的地标。笔者曾以“最憋屈的是峄城”一语形容此局;彼土则称之为对兰陵郡县历史文化的“斩首行为”,并指出明洪武以后峄县仍以“兰陵乡”名其西境之乡,是对失地名号的乡愁式补偿。1952年,底阁、甘露沟回归峄县(后属枣庄),而兰陵古镇留在了苍山县——历史的一刀,至此定格。
由此形成了今日的格局:从地名本体看,兰陵古镇两千年名号未改,是当之无愧的“兰陵源”,2014年苍山县更名兰陵县,使古名与古镇重新结合;从政区连续性看,战国兰陵县的初置域、西晋兰陵郡的治所(氶城)与主体辖境、金代兰陵县(承县全域),均在今枣庄市域(古峄县地区),枣庄对兰陵郡县历史拥有主体继承权——彼土《论苍山易名兰陵的历史谬误性》力主此说,笔者亦指出“现代版兰陵县和历史上的兰陵县是两回事”。本文认为,两种视角各有史据,不必强分正伪:兰陵县名所系者“名”,峄县故域所系者“实”,名实分离本是“兰陵出域”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结果,而非任何一方作伪。今日临沂兰陵县、枣庄市(古峄地)与江苏常州(南兰陵)三方,共享的是同一个“兰陵”,正宜在“大兰陵文化圈”的框架下,把屈原之名、荀子之学、萧氏之运、李白之酒、笑笑生之谜,作为共同的文化遗产来对待。
6.5 方志谱系中的“兰陵—峄县”连续记忆
兰陵与峄县的历史联系,在峄县方志一脉中得到最系统的自我确认。明万历十年(1582年),邑人、兵部右侍郎贾三近创修《峄县志》,其原序自言于耕钓之余“穷郊原,访耆旧,披古今图籍”:
凡残编断碣,片言只字,有关于鄫、氶、兰陵故实者,靡不搜罗备录。……使天下后世晓然知峄为鄫、氶、兰陵之旧。
万历知县王希曾序亦开宗明义:“峄故所称鄫、氶、兰陵地也,距周孔之墟堇三舍而近。”清代方志承其绪而愈加自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邑人翰林院庶吉士李克敬增修县志,辨正乡贤里籍,明言“匡衡之不在邹,而二疏兰陵之城,所以入于沂也”——既考订匡衡为氶人而非邹人,也说明清初方志家已清楚地意识到兰陵故城与峄县、沂州辖界的交错。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知县白忠琏重修县志,序中给出完整的沿革序列:
峄因山得名,其见于经传也屡矣。自鄫子受封,而后为兰陵,又后为氶县,春申治之,齐梁启焉。历代以来,史不绝书。
该志凡例并规定,人物传凡见正史者,“仍各载兰陵氶当时别名”。从贾三近到白忠琏,峄县方志绵延近两百年,始终将“兰陵”与“鄫、氶”并列为本地身份记忆的三大源头。换言之,在明清峄县人的自我认知中,“兰陵”从来不是与峄县无关的外来名号,而是“峄”的前身与本名之一。这正是金代“承县改兰陵”、明代峄县仍置“兰陵乡”、清代建“兰陵书院”的历史心理土壤,也是今日两地共享“兰陵”文化遗产最深厚的方志依据。
7 “兰陵”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
第一,“兰陵”是中国地名史上少有的以植物意象承载政治理想的命名。它把“国香”之兰与高平之陵结合为一,使一个自然地理实况(兰草高地)升华为“王道乐土”乃至“圣地”的政治理想。从屈原的《离骚》到荀子的兰陵之治,“兰”所象征的君子人格与礼法秩序,构成这一地名的精神内核;刘勰“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之评,则昭示这一地名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占据的圣地地位。
第二,“兰陵”地名的历史演变,浓缩了中国文化南移的一个典型样本。永嘉之乱后,兰陵萧氏举族南渡,把淮北的郡望移植于江南武进,孕育出齐梁帝业与《文选》之学;唐代萧氏“八叶宰相”,史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南北两个兰陵的互动,正是楚文化、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三层积淀交汇的结果。
第三,“兰陵”与“峄县”的名号分合表明,古地名是多层积淀的“层累”结构:楚人的兰陵、鲁地的次室、汉代的氶县、金代的峄州,层层叠加于同一片土地之上。明代峄县“兰陵乡”、清代“兰陵书院”与2014年苍山更名,都是对这一层累结构的历史回应。贾三近在《峄县志·风俗》中概括峄地民风“其质直怀义,类鲁;其宽缓阔达,类齐;其轻剽任气,类楚”——鲁、齐、楚三源并举,而其“楚”之一源,正得自兰陵的楚文化底色。可以说,不识兰陵,无以识峄;不识峄县,亦无以识兰陵。
第四,“兰陵”的省废与恢复亦表明,古地名是一种可以再生的文化资源,但其再生应当尊重历史的层累与名实的关系,避免以今律古、以点代面的排他性叙述。屈原命名说的确立,使“兰陵”与中国第一位大诗人联系起来;而兰陵—峄县关系的澄清,则使这一文化遗产的分享有了诚实的基础。
8 结语
“兰陵”之名,起于战国中期楚国经略东北边疆的政治需要,得名于兰草遍地的自然实景与“王者香”的文化理念,而成于屈原使齐道经之际——其时间当系于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秋,至迟不晚于前311年。此后两千三百余年间,兰陵历经战国楚县、秦汉古县、西晋兰陵郡、东晋南朝南兰陵、金代兰陵县、当代兰陵县的曲折演变,屡废屡复而名号不改。而兰陵与峄县之间并立、统属、归并、分离的四阶段关系史,既解释了“兰陵郡故域在枣庄、兰陵县治在临沂”的当代错位,也昭示了鲁南两地对同一份历史遗产的共同继承。
屈原之诗、荀子之学、萧氏之运、李白之酒、笑笑生之谜,层累地书写在“兰陵”两个字的背后;而次室之旧、氶水之滨、峄阳之桐,则提示我们这片土地记忆的纵深——正如明人贾三近创修《峄县志》时所期望的,要使天下后世“晓然知峄为鄫、氶、兰陵之旧”。一个地名的生命,正是一个区域文明的记忆史;“兰陵”之所以至今鲜活,正在于它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王道乐土”与君子之泽的悠远想象。
本文所论,自“兰陵”得名之由、屈原命名之年至兰陵、峄县两千余年之分合,率多推论之辞,其中疏漏与未安之处,必所难免。谨陈管见,以就正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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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关于屈原命名“兰陵”的系年(前319年秋)属学界主流与地方志谱系基础上的考订性推论;正史首见“兰陵”之名者为《史记》所载公元前255年“以荀卿为兰陵令”。关于“兰陵—峄县”政区关系之辨析,本文于第6章兼采笔者旧作与彼土二家之说并加按断;笔者旧作均以“文哲”署名,详见参考文献。凡所论述,皆不足以称定论,谨俟博雅君子匡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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