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和女工友搭伙两年，分开五年后她来电：我女儿要结婚你能来吗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给货架上的方便面贴价签。

十点二十三分，周一上午，超市刚送走第一波买早餐的上班族，收银台的小姑娘在打哈欠，冰柜的压缩机嗡嗡地响。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三下我才掏出来，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省城。

我按了接听，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继续贴价签。

“赵刚？”

女人的声音，带一点沙哑，尾音压着。我的手停了一下，价签贴歪了。

“我是刘彩凤。”

我站直了，把手机拿到耳边。货架第二排的方便面需要补货，我盯着那个空缺的位置，脑子里飞快地转。刘彩凤，工地，食堂，安全帽，那年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从电梯井里灌进来。

“嗯，”我说，“听出来了。”

“你那个号我一直留着。”她顿了一下，“五年了，没换。”

“没换。”

电话那头有汽车喇叭的声音，她应该在路边。我听到她深吸一口气，那种要一口气把重要的话都倒出来的架势。

“我女儿要结婚，下个月八号。你能来吗？”

我把价签拍在货架上，歪了，没管它。

“你女儿，”我说，“哪个女儿？”

“小雨。你见过的，那年她来工地找过我，短头发，穿蓝校服那个。”

我记得。那姑娘在食堂门口站着，手里提一袋橘子，刘彩凤迎出去，两个人站在板房旁边说了很久的话。那天风大，刘彩凤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那姑娘伸手给她理了理。

“她结婚，”我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赵刚——”

“我们五年没联系了。”

“我知道。”她的声音低下去，又提起来，“她爸走得早，婚礼上要有人牵她走红毯。她说想让你来。”

“她记得我？”

“她说记得。那年你给她搬过一箱书。”

我确实搬过。一箱旧课本，从刘彩凤的板房搬到校门口的面包车上，小雨跟在后面，一直说谢谢叔叔。那箱书我搬得轻松，手上却没来由地出了汗。

“我在东莞，”我说，“超市走不开。”

“你那个超市，一天不开门死不了人。”

我愣了一下，五年了，她还是这样说话，一口咬死，不给你留退路。当年在工地，她跟包工头争食堂承包费，也是这个语气，最后包工头让了步。

“你让我想想。”我说。

“想什么？来不来，一个字。”

超市门口进来一家三口，小孩直奔冰柜拿雪糕，收银台的小姑娘坐直了身子。我往货架后面退了一步，背靠着摆满酱油瓶的货架。

“我去。”我说。

“真的？”

“嗯。”

她在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听到她擤了一下鼻子，声音很轻，可能是风。

“下个月七号到就行，我发地址给你。你坐高铁到省城站，我去接你。”

“不用接，我自己过去。”

“你认识路吗？省城这几年拆得乱七八糟的。”

“给我地址就行。”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货架前面，手里还攥着那张贴歪的价签。方便面的空缺位置像一颗缺了的牙，我盯着看了很久，脑子里全是五年前离开省城那天的画面。那天也是个大风天，我提着编织袋从工地后门走出去，刘彩凤在食堂里剁排骨，刀砍在砧板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我没回头。

一个月后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高铁。

车窗外面的田地和厂房交替闪过，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邻座是个去省城看病的中年女人，一路上跟她丈夫打了三个电话，每次都说同样的话：到了，快到了，别来接，我自己能行。她挂电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别过头看窗外。

刘彩凤发来的地址是省城东郊一个小区，名字叫翡翠花园。我出高铁站打了辆出租车，司机一听地址就笑了：“那地方，以前是城中村，拆了三年才拆完，现在房价两万八一平。”

我说：“你直接开。”

车下了高架桥，拐进一条窄路，两边全是新盖的高层住宅，底商开着房产中介和药店。再往里走，路变宽了，小区大门出现在右手边，欧式的铁艺门，门口两个石狮子。刘彩凤站在门卫室旁边，穿一件墨绿色的短羽绒服，头发剪短了，到耳朵那里。

我付了车费下来，她从门卫室那边走过来。

五年没见，她瘦了不少，颧骨突出来，眼角的纹路深了。但她走路还是那个样子，步子大，肩膀微微往前送，像随时要去搬什么东西。

“到了。”她说。

“嗯。”

她伸手要接我的包，我躲了一下。她手停在半空，收了回去，揣进羽绒服口袋里。

“走吧，先吃饭。”

她带我去小区门口的一家面馆。下午两点多，店里没什么人，老板在柜台后面看手机。她给我点了一碗牛肉面，自己要了碗素面，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是请柬。”

信封上印着烫金的双喜，我抽出来看。新娘刘雨，新郎陈志远。婚礼地点是省城东郊的万豪酒店，下个月八号中午。

“陈志远，”我念出这个名字，“姓陈。”

“嗯。”

“你老公也姓陈。”

她低头搅动碗里的面汤，筷子碰着碗边发出细碎的声响。

“赵刚，”她抬起头，“我有话跟你说。”

面馆的门被推开，进来两个穿工装的年轻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大声讨论着什么项目验收的事。我往旁边挪了一下椅子，把请柬重新装回信封。

“你说。”

“当年你走的时候，留下一张卡。”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推过来，“八万三，我一分没动。”

我看着那张卡，蓝色的建行卡，卡面磨得发白，是我的名字开的户。

“你哪来的钱？”她问。

面汤的热气在我们之间升起来，她的脸在蒸汽后面模模糊糊的。

“攒的。”

“你在工地一个月挣多少我还不知道？”她的声音压着，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那年你连烟都戒了，夏天没买过一瓶冰水。”

“你管我哪来的。”

“后来我打听了。”她把筷子放下，“你把你爸留的那套老房子抵押了。”

我没说话。那套房子在县城，五十多平，我爸留给我的唯一一样东西。那年冬天我回去办了抵押，贷了十万，八万打给刘彩凤还赌债，剩下两万做路费和生活费。

“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她问。

“说什么？”

“说你替我还了钱。”

“替你还钱，又不是什么光荣事。”我拿起筷子吃面，面条泡久了，软塌塌的，“你那时候天天被人堵门，食堂都快开不下去了。”

“所以你就走？”

“我不走，你拿什么还我？”

她愣住了。筷子从她手里滑下去，磕在碗沿上，发出清脆的一声。那两个穿工装的年轻人转过头看了一眼，又转回去。

“赵刚，”她的声音有点抖，“我当时到处找你。”

“找我干什么，我又没催你还钱。”

“我不是——”

“行了。”我打断她，“小雨结婚，我来。其他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重新拿起筷子，在碗里搅了两圈，没吃。

那天晚上我住在小区旁边的快捷酒店。刘彩凤要我去她家住，我说不方便。她没再坚持，只说明天带我去看看婚礼场地，然后问我晚上吃没吃饭，我说吃了，其实没吃。

房间在七楼，窗户对着小区里面。我拉开窗帘，看到刘彩凤还站在酒店门口，仰着头往上看。我往后退了一步，靠在墙上。过了几分钟，我再往下看，她已经走了。

手机响了一声，是刘彩凤发来的短信：“明天早上八点，小区门口等你。带你吃工地那边的胡辣汤。”

胡辣汤。我坐在床沿上，脑子里忽然涌起一股浓烈的味道，胡椒的辛、牛肉的香、面筋的软，那家店在工地北门旁边，搭着铁皮棚子，冬天里面全是白汽。刘彩凤每天五点半去工地之前，先到那家店买两碗胡辣汤，一碗加辣，一碗不加。加辣的是我的。

我关了灯躺下来，黑暗中天花板上的烟雾报警器亮着一个红点。隔壁房间有人在看电视，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我翻了个身，把枕头压在耳朵上。

第二天早上我七点五十下楼，刘彩凤已经等在门口了。她换了件浅灰色的羽绒服，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包子。

“先垫一口，”她说，“胡辣汤那边要排队。”

“你吃了吗？”

“吃了。”

我把包子接过来，猪肉大葱的，还热。我们沿着小区外面的路往北走，过了两个红绿灯，拐进一条小巷子。巷口搭着铁皮棚，棚顶的烟囱冒着白汽，门口排了七八个人。

刘彩凤站到队尾，我跟在她后面。

“还是这家？”我问。

“嗯。老板都认识我了。”

排到我们的时候，老板从蒸笼后面抬起头，看了刘彩凤一眼，又看了我一眼，笑了：“老赵？好几年没见了。”

“张哥。”我点了点头。

“还那样，一碗加辣一碗不加？”

“对。”刘彩凤掏钱。

我伸手拦住她，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递过去。刘彩凤看了我一眼，没争。

两碗胡辣汤端上来，我端着碗找位置。棚子里摆了六张折叠桌，几乎坐满了，全是穿工装的男人，安全帽放在脚边，呼噜呼噜地喝汤。刘彩凤找了个角落的位置，把碗放下，掰开筷子递给我。

我喝了一口。胡椒的辣从舌尖冲到鼻腔，烫得我吸了口气。这个味道五年了，东莞那边的早餐店做不出来。

“还是这个味。”我说。

刘彩凤没喝，用筷子挑着碗里的面筋，挑了两下又放下。

“昨晚没睡好？”她问。

“换了地方，认床。”

“你以前在工地，倒头就睡。”

“那是累的。”

她低头喝了一口汤，抬起头的时候眼睛有点红。

“赵刚，我跟你说件事。”

“你说。”

“陈志远，就是小雨要嫁的那个。”

“嗯。”

“他爸叫陈建民。”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

陈建民。这个名字像一根针扎进我脑子里。工地上管材料的，那年冬天丢了一批钢筋，报警查到最后，说是陈建民勾结外面的人倒卖的。陈建民跑了，包工头把气撒在我们这些工人身上，扣了两个月工资。那批钢筋的钱里，有一部分是刘彩凤垫的食堂承包款。

“他跟小雨怎么认识的？”我问。

“同学。大学同学。”

“你不知道他爸是谁？”

“我知道。”刘彩凤的声音很平，“去年才知道。”

“那你——”

“小雨怀上了。”她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已经三个月了，婚礼不能再拖。”

棚子里有人大声讲电话，操着安徽口音，说的是老家盖房子的事。我盯着碗里的胡辣汤，汤面上浮着一层红油，我用筷子头戳破了一个气泡。

“陈建民知道吗？”

“他不知道。他跑了以后就再没回来过，他老婆跟他离了，陈志远是跟他妈长大的。”

“那这婚——”

“赵刚。”她打断我，“我叫你来，不光是为了走红毯。”

我放下筷子。旁边的工装男人起身走了，塑料凳子在地面刮出刺耳的一声。

“你说。”

“陈建民去年冬天回来过一趟，”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找陈志远要钱。小雨见了他一面。”

“然后呢？”

“小雨问我，当年那批钢筋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她。棚顶的白汽凝结成水珠，滴下来落在桌角。那批钢筋的事，当年包工头查了半个月，最后不了了之。陈建民跑了，亏空的钱摊到每个工人头上。我那时候跟刘彩凤搭伙，她的食堂承包款被扣了，天天有人来催账，她坐在板房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后来我把八万三打给她，就走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我问。

“我没说。”刘彩凤的手指在碗沿上画圈，“我说大人的事，你别管。”

“她信了？”

“她没说话。但她看我的眼神不对。”

我端起碗把剩下的胡辣汤喝完，辣味在胃里烧起来。

“你今天叫我来，就是想告诉我这个？”

刘彩凤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掉眼泪。

“赵刚，我怕。”她说，“我怕婚礼上陈建民来闹。他去年找陈志远要钱，要不到，说要在婚礼上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儿子有个坐过牢的爹。”

“他不会来。”

“你怎么知道？”

“他要是敢来，我让他走不出酒店大门。”

刘彩凤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我站起来，把碗送到回收处，走回桌子旁边拿起她放在椅背上的包。

“走吧，”我说，“去看场地。”

婚礼场地在万豪酒店三楼宴会厅。刘彩凤带我从侧门进去，大厅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穿黑西装的婚庆人员在搭舞台。T台铺了一半白地毯，两边摆着还没插花的铁架子。一个扎马尾的姑娘迎过来，叫了声“阿姨”，看了我一眼。

“这是赵叔叔，”刘彩凤说，“小雨的……长辈。”

姑娘点了点头，递过来一张流程表。我扫了一眼，新郎新娘入场、交换戒指、改口敬茶、证婚人致辞。证婚人那栏写着：赵刚。

“我当证婚人？”我抬起头看刘彩凤。

“小雨的意思。”

“她怎么知道我——”

“她记得你。”刘彩凤把流程表拿过去，折起来放进包里，“她说那年你给她搬书，手上有茧，她摸到了。”

那箱书。我搬的时候，小雨伸手来接，指尖碰到我的手心。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书抱走了。

“证婚人念什么？”我问。

“随便说两句就行。”

“我不擅长这个。”

“不用你擅长。”刘彩凤转头看着舞台上正在挂背景板的工人，“你就站那儿，念一下流程表上那段话，就行。”

我站在T台旁边，脚下是卷起来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舞台背景板上印着新郎新娘的婚纱照，小雨穿白纱站在一个瘦高男人旁边，两个人笑得都很开。那个男人眉眼之间确实有陈建民的影子，颧骨高，嘴角往下撇。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我坐在床上翻手机。通讯录里翻到一个名字：陈建民。号码是五年前的，我试着拨过去，嘟了两声之后有人接。

“喂？”

“陈建民？”

那头停了两秒。

“谁？”

“赵刚。省城工地，那年钢筋的事。”

沉默。我听到他在那头呼吸变重了。

“你找我干什么？”

“你儿子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知道。”

“你来吗？”

“关你什么事？”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你当年跑的时候，食堂的承包款被扣了八万三。”我说，“那笔钱是我垫的。”

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更长。我听到他咳嗽了一声，喉咙里像有痰。

“你想让我还？”

“我不要你还。”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马路上车灯连成一条线，“婚礼那天你别出现。”

“我凭什么听你的？”

“凭我手上有你当年写的欠条。”

其实欠条早就不见了，被我烧了。但那头陈建民的呼吸声忽然乱了。

“赵刚，你别逼我。”

“我没逼你。你来，我就把欠条给陈志远。他刚工作没两年，背上一个坐牢的爹和一个八万三的债，你觉得他丈母娘会怎么看他？”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窣的声音，像是他在穿衣服。

“我不去。”他说。

“说话算数？”

“算数。”

他挂了电话。我站在窗边，玻璃上倒映着我的脸，嘴角抿着。我把手机扔在床上，走进卫生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水龙头滴着水，一滴，两滴，砸在白瓷盆上。

婚礼前一天晚上，刘彩凤叫我去她家吃饭。她说小雨想见见我。

她家住在翡翠花园三栋五楼，两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客厅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刘彩凤和一个男人并排坐着，小雨站在后面。那个男人我认识，工地上开塔吊的老周，前年心梗走了。

小雨从厨房里端菜出来，看到我，笑了笑：“赵叔叔。”

她跟五年前不一样了。头发留长了，扎着马尾，脸圆了一点，穿着宽松的卫衣，小腹微微隆起。她把菜放在桌上，是一盘红烧排骨、一盘西红柿炒蛋、一盘清炒油麦菜。

“我妈说你爱吃排骨。”她说。

“嗯。”

“坐吧。”刘彩凤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汤盆。

三个人坐下。小雨给我盛饭，我接了，说了声谢谢。饭桌上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小雨吃了几口，放下筷子。

“赵叔叔，”她看着我，“我妈跟你说陈建民的事了吗？”

刘彩凤的筷子停在半空。

“说了。”我说。

“明天他会不会来？”

“不会。”

小雨看着我，嘴唇抿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打过电话了。”

刘彩凤猛地转头看我。小雨也愣了一下，然后她低下头，用筷子尖在碗里戳了两下。

“我爸当年的事，”她的声音很轻，“是真的吗？”

刘彩凤放下筷子：“小雨——”

“妈，你让我问。”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同学都知道。陈志远也知道。他跟我说的时候哭了，说他爸是混蛋，但他没办法选。”

我放下碗。排骨的汤汁粘在碗沿上，我用拇指抹了一下。

“你爸当年确实拿了那批钢筋。”我说，“但他不全是为了自己。你妈那时候生病住院，手术费要五万，他跟包工头借，包工头不借，他才动了钢筋的主意。”

小雨看着刘彩凤。刘彩凤低着头，手指攥着桌布边。

“他跑了以后，你妈没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继续说，“她把食堂的承包款垫进去，想把亏空补上。后来补不上，我替她补的。”

小雨的眼泪掉下来，砸在桌面上。

“所以你那年走——”

“我走是因为我跟你妈吵了一架。”我说，“她觉得我管得太多，我觉得她死要面子活受罪。吵到最后我说行，钱我不要了，人我也不要了。”

刘彩凤抬起头看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赵刚——”

“我说的是实话。”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排骨很好吃。明天婚礼，我八点到。”

我走到门口换鞋。小雨追出来，站在玄关看着我。

“赵叔叔。”

我回过头。

“谢谢你。”她说。

我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婚礼当天早上七点半，我穿好西装下楼。西装是昨天在商场买的，深灰色，打折款，穿上有点紧。刘彩凤在小区门口等我，今天穿了一件暗红色的旗袍，外面套着羽绒服。

“走吧。”她说。

到了酒店，婚庆公司的人把我带到后台。证婚人候场区在舞台侧面，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流程表和一支话筒。我坐下来，把流程表看了一遍。证婚人致辞只有三句话：祝福新人、感谢来宾、宣布礼成。简单。

八点五十八分，婚礼开始。音乐响起来，司仪上台暖场。我站在侧幕后面，看到小雨挽着刘彩凤的手从大厅门口走进来。刘彩凤作为母亲牵女儿走红毯，这是她们商量好的。小雨穿白纱，刘彩凤走在她旁边，步子比平时慢。

她们走到T台尽头，新郎陈志远从另一边上来，接过小雨的手。刘彩凤退到台下，坐在第一排，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

司仪说：“请证婚人赵刚先生上台致辞。”

我走上台，话筒拿在手里有点滑。台下坐了二十桌，灯光打在我脸上，看不清人脸。我打开流程表，念了第一句：“各位来宾，今天是刘雨小姐和陈志远先生的大喜之日——”

台下忽然有个声音：“等一下。”

所有人的头转向大厅门口。一个男人站在门口，穿一件旧夹克，头发花白，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陈建民。

刘彩凤从座位上站起来。

陈建民往里走，皮鞋踩在红毯上，一步一个黑印。他走到T台前面，看着陈志远。

“儿子，”他说，“你结婚，怎么不请你爸？”

陈志远的脸白了。小雨攥住他的胳膊。台下开始窃窃私语。

我放下话筒，从台上走下来。陈建民转过头看着我。

“赵刚，”他笑了一声，“你不是说不让我来吗？”

“我说过。”

“我反悔了。”

我走到他面前。他比我矮半个头，仰着脸看我，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像几天没睡觉。

“你他妈——”

“我来看看我儿子。”他打断我，声音忽然大了，整个大厅都听得见，“我坐了八年牢，出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儿子结婚，我来看看怎么了？”

陈志远往前走了一步，小雨拉住他。陈志远甩开她的手，走到陈建民面前。

“你走。”他说。

“志远——”

“你走！”陈志远的声音哑了，“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你管过我们吗？你坐牢，你去啊，你去啊，你现在出来找我要钱，我没有钱！”

陈建民脸上的肉抖了一下。他抬起手，像是要打陈志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他的手腕很细，骨头硌手。

“陈建民，”我说，“你儿子结婚，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他转头看着我，嘴唇哆嗦。

“赵刚，那八万三——”

“我说了不要了。”

“你烧了欠条，我知道。”他的声音忽然低下去，像是在说一个秘密，“但那钱是我欠你的。我记着。”

他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旧铁盒子，饼干盒，锈迹斑斑。他把盒子塞到我手里。

“这里面是两万。我攒的。”他说，“剩下的我慢慢还。”

我打开盒子看了一眼。两沓钱，用皮筋扎着，全是旧钞，有五十的，有二十的，还有十块的。

“你哪来的钱？”我问。

“给人看仓库，一个月两千八。”他说，“攒了两年。”

陈志远站在旁边，看着那个铁盒子，眼圈红了。

“爸……”他叫了一声。

陈建民回过头看他，嘴唇动了动。

“你结婚，我没啥给你的。”他把盒子从赵刚手里拿过来，递给陈志远，“拿着。虽然少。”

陈志远没接。小雨走过来，伸手接过了盒子。

“谢谢爸。”她说。

陈建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他转过身，往门口走。陈志远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跑过去，从后面抱住他。

“爸，你别走了。”陈志远的声音闷在他背上，“坐下吃饭。”

陈建民站在那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刘彩凤从第一排走过来，站在几步远的地方。

“老陈，”她说，“坐下吧。”

陈建民回过头看她。两个人隔着几步对视。刘彩凤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的手攥着旗袍的侧边，指节发白。

“彩凤，”陈建民说，“对不住。”

刘彩凤没说话，转过身走回座位。陈志远拉着陈建民往台下走，陈建民犹豫了一下，跟着去了。

大厅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司仪重新拿起话筒。我站在T台旁边，手里的流程表被攥成一团。刘彩凤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复杂，像是在说谢谢，又像是在说别的什么。

婚礼继续。证婚人致辞我念得很快，三句话念完，台下鼓掌。接下来是敬酒环节，我回到后台坐下。折叠桌旁边放了杯水，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是凉的。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刘彩凤走进来。她关上门，站在门背后看着我。

“赵刚。”

“嗯。”

“陈建民那两万，你打算怎么办？”

“给小雨。算嫁妆。”

她走过来，站在桌子对面。旗袍的暗红色在灯光下泛着细碎的光，领口别着一朵红花。

“那你呢？”她问。

“我什么？”

“你垫的那八万三。”

我把水杯放下，抬头看她。

“刘彩凤，我来不是要钱的。”

“我知道。”她的声音低下去，“我是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她。五年了，她的眼睛还是那个样子，眼尾微微下垂，看人的时候像在问什么。当年在工地，她站在食堂门口等我吃饭，也是这个眼神。

“我明天回东莞。”我说。

“然后呢？”

“然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

她走到桌边，手撑在桌面上。我看到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指腹有薄茧。那年在食堂切菜切的。

“赵刚，”她说，“你走那天，我在食堂剁排骨。刀砍在砧板上，我砍了整整一扇排骨。砍完之后我去你板房找你，你已经走了。”

我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一截。

“你跟我说你要走，我拦你了吗？”她的声音开始抖，“你跟我说你替我垫了钱，我让你还了吗？你自己走的，你自己把门关上的。”

“那你现在要我怎么样？”我的声音也大了，“回来？跟你过日子？小雨结婚了，你有你的生活——”

“我没说要你回来！”

她喊出这一句，声音在空荡荡的后台撞了一下。门外有人走过，脚步声停了一下又走了。

刘彩凤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那只搪瓷杯。白色的，杯身上印着一朵红牡丹，杯口有一块磕掉的瓷。当年在工地上我天天用它泡茶，走的时候没带走。

“你留着这个干什么？”我问。

“不知道。”她说，“就是没扔。”

我伸手拿起那只杯子。杯壁上有裂纹，从杯口一直延伸到杯底，但没有碎。我攥在手里，杯子的温度冰凉。

“赵刚，”刘彩凤看着我的手，“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当年你走，是因为钱，还是因为我？”

后台的门被推开了，小雨探进头来。

“妈，要敬酒了。”

刘彩凤没动。小雨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她妈一眼，退出去把门带上了。

我攥着那只搪瓷杯，刘彩凤站在我对面。后台的灯光很亮，照得她脸上的细纹清清楚楚。她等在那里，肩膀微微往前送，像随时要去搬什么东西。

我把杯子举起来，摔在地上。

搪瓷碎片炸开，白色的瓷片和红色的牡丹花溅了一地。杯底那块完好的瓷滚到墙角，打着旋停下来。

刘彩凤往后退了一步。

“因为你。”我说。

她看着我，嘴唇抖了一下。

“那年我走，是因为你。”我往前走了一步，踩在碎片上，鞋底发出嘎吱的声响，“我怕再待下去，我就走不了了。”

刘彩凤的眼泪掉下来，落在旗袍的前襟上，洇开一个深色的点。

“你混蛋。”她说。

“我知道。”

“你走了五年，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怕打了就回不去了。”

她抬起手，我以为她要打我。但她只是攥住了我的西装袖口，攥得很紧，指甲掐进布料里。

“赵刚，”她抬起头，眼睛红透了，“明天你还走吗？”

门外传来敬酒的喧哗声，陈志远在喊“妈”。刘彩凤没松手。

“你说。”她的声音很轻，像那年冬天的风从电梯井灌进来，“明天你还走吗？”

我看着地上的搪瓷碎片。那片红色的牡丹花碎成三瓣，躺在白色的瓷片中间。

“不走了。”我说。

刘彩凤松开我的袖口，往后退了一步。她抬手抹了一下脸，把眼泪擦干，又变回那个在工地食堂砍排骨的女人。

“把地扫了。”她说，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蹲下来，一片一片捡地上的搪瓷碎片。杯底那块完好的瓷上，牡丹花的根部还在，一根细细的绿色枝叶。

当天晚上我住在刘彩凤家。她把老周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放进抽屉里。小雨和陈志远回新房了，家里只有我和她。她给我铺了床被子在沙发上，然后坐在餐桌旁边看着我。

“明天去把你那个超市转了。”她说。

“转了干什么？”

“搬回来。”她把那只旧铁盒子推过来，里面是陈建民给的两万，“小雨说这钱给你。”

“我不要。”

“不是给你的。是让你把东莞那边处理干净，搬回来的路费。”

我把铁盒子推回去。

“我有钱。”

“我知道你有钱。”她把盒子又推过来，“这是小雨的心意。”

我看着她。餐桌上方吊着一盏灯，灯光照在她脸上，眼角的纹路淡淡的。

“刘彩凤，”我说，“你当年为什么没找别人？”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轻，嘴角提了一下就没了。

“找了。”她说，“老周。但老周走了。”

我低下头。铁盒子的棱角硌着我的手心。

“赵刚，”她站起来收拾碗筷，“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胡辣汤。”

“加辣？”

“加辣。”

她端着碗走进厨房。我坐在沙发上，听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把手里的搪瓷碎片一片一片摆在茶几上。那块带着牡丹枝叶的杯底瓷片，我单独放在最前面。

手机响了一声。是东莞那边超市房东发来的，问下个季度房租什么时候交。我回了一条：房子不租了，月底之前搬。

发完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刘彩凤背对着我在洗碗，肩膀的线条在灯光下微微起伏。

“刘彩凤。”

她没回头：“嗯。”

“我明天先去趟县城。”

“干什么？”

“把老房子赎回来。”

她的手停了一下，水还在流。

“赎回来干什么？”她问。

“回来住。”我说，“你那个食堂，还开吗？”

她把碗放进沥水架，关掉水龙头，转过身看着我。围裙上沾着洗洁精的泡沫，她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

“开。”她说，“工地那边新项目下个月开工，我已经签了合同。”

“缺人吗？”

“缺个打饭的。”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

“工资多少？”

“管吃管住，没工钱。”

“那我不去。”

她笑了一声，从挂钩上取下毛巾擦手。

“赵刚，”她把毛巾搭在架子上，“你这个人，就是嘴硬。”

“你才知道。”

她走过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我闻到洗洁精的味道，还有她身上那件旧毛衣的樟脑味。

“明天早上，”她的声音很轻，“胡辣汤我买回来。你别起太晚。”

她走进卧室，关上了门。我站在厨房门口，听到里面传来铺被子的窸窣声。客厅茶几上的搪瓷碎片在灯下泛着光，那块牡丹枝叶的瓷片像一枚小小的印章。

我走回沙发躺下，被子有一股樟脑味，跟刘彩凤身上的味道一样。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只搪瓷杯从手里飞出去的样子。碎得彻底，但每一片都还在。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醒了。刘彩凤已经出门了，餐桌上放着一碗胡辣汤，用保鲜膜封着，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加辣了，趁热喝。

我揭开保鲜膜，胡椒的辣味冲上来。我喝了一口，烫得吸了口气。窗外的天刚亮，小区里有老人在遛狗，狗叫声远远地传过来。

手机响了，是东莞超市房东打来的。我接起来。

“赵哥，你真不租了？”

“不租了。”

“那你那些货怎么办？”

“盘给别人。”

“行吧。”房东顿了一下，“你那个店位置好，我下个月就租出去了。”

“嗯。”

挂了电话，我把胡辣汤喝完。碗底有一小块面筋粘着，我用筷子夹起来吃了。

茶几上的搪瓷碎片还在，我找了个塑料袋把碎片装进去，那块带牡丹枝叶的杯底瓷片单独揣进口袋。出门的时候我数了数，一共二十三片。

我到楼下的时候，刘彩凤正好从巷口回来，手里提着两袋包子。看到我，她站住了。

“你去哪？”

“县城。下午回来。”

“下午几点？”

“三四点。”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过来。

“家里钥匙。”她说，“回来自己开门。”

我接过来，钥匙还带着她口袋里的温度。

“刘彩凤。”

“嗯？”

“谢谢。”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提了一下，转身往楼上走。走了两步，她回过头。

“赵刚。”

“嗯。”

“你那个搪瓷杯，我买了十年了。工地门口两块钱一个。”

“我知道。”

“摔了不可惜？”

我把口袋里的瓷片掏出来给她看，那根牡丹枝叶绿得发暗。

“不可惜。”我说，“剩下的够用了。”

她转身上楼，红色的羽绒服在楼梯转角晃了一下，不见了。我把钥匙揣进口袋，往小区门口走。太阳刚升起来，照在翡翠花园那几个金字上，反着光。

口袋里那把钥匙硌着腿，那块瓷片贴着钥匙，一硬一软。

我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五楼。刘彩凤站在阳台上，手里还提着那袋包子。她没招手，我也没招手。我就那么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往公交站走。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投币。车子发动的时候，手机响了一声。刘彩凤发来一条短信：中午给你留饭。

我回了一个字：好。

车窗外的省城在早晨的光里慢慢醒过来，路边的早餐摊冒着白汽，骑电动车的人裹着厚外套从旁边超过去。我把手插进口袋，攥着那块瓷片。

五年了，这只杯子终于摔了。

碎了才知道，里面装的不是茶，是五年没说的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