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春，昆明一处简朴的居所内，25岁的张宗和刚与孙凤竹成婚不久。新婚之夜，孙凤竹因病剧烈咳嗽，鲜血落在大红被褥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宗和没有惊慌，只轻声安慰妻子：“甚好，吐出来总比憋在胸口强。”
这句话听来近乎反常，却不是冷漠。那个年代，肺结核缺乏有效药物，病人常被旁人视为随时会倒下的人。张宗和明白妻子的病情，也知道这桩婚事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没有把婚姻当作利益交换。
张家祖上并非寻常人家。晚清时期，张树声参与淮军，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后来官至两广总督。家族由此积累了声望与财产，但张树声留下的家训，却不是让后人守住家业，而是重视读书和教育。
到了张武龄这一代，张家又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选择。他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置办田产上，而是兴办学校，支持女子教育。苏州乐益女中便与张家关系密切，叶圣陶等人曾在这里任教。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张宗和从小接触书籍、戏曲与新式教育。
1914年，张宗和出生于苏州。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身上自然承受着家族期待。不过，昆曲和历史似乎比家族声望更能吸引他。兄弟姐妹之间经常唱曲、拍曲，传统文化并没有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而是渗入了日常生活。
1932年，18岁的张宗和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时的清华学术气氛浓厚，教师治学严谨，学生社团也十分活跃。他在课堂上钻研中国史，课余参加昆曲活动。1936年毕业时，这位年轻人原本可以凭借家世和学历获得较为安稳的道路。
局势没有给他太多安稳的机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扩大，大批学校和知识分子辗转内地。张宗和来到云南，在宣威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同校教师孙凤竹。
孙凤竹身体瘦弱，长期受到肺结核困扰。她上课时常常咳嗽，却仍认真备课，批改学生作业也不肯敷衍。有人觉得她性情急躁，甚至因为病痛而难以相处，但张宗和看到的，是一个不愿向疾病低头的教师。
两人最初的交往并不浪漫。讨论课程，交换读书心得，偶尔代课，都是教师之间的正常往来。后来孙凤竹病情加重，张宗和会替她准备饮食，也帮她处理教学上的琐事。时间一长，旁人的议论自然多了起来。
“你还年轻，何必把一生交给一个病人？”家人和朋友曾这样劝他。张宗和没有急着争辩，只是坚持自己的决定。对他而言，婚姻不是挑选一具健康的身体，而是愿不愿意承担一个真实的人生。
1939年，两人在昆明举行婚礼。婚礼规模很小，张家亲属并未到场。新婚夜的那场咳血，更让这段婚姻显得异常沉重。孙凤竹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丈夫面前，反复说着抱歉。张宗和替她擦去嘴角血迹，随后连夜设法请医问药。
他开始学习护理常识，记下妻子的饮食、睡眠和用药情况。抗战时期物资匮乏，药品价格高昂，夫妇二人又不断随学校迁移，生活谈不上安定。张宗和白天授课，夜里照料病中的妻子，许多琐碎工作只能自己承担。
有意思的是，张宗和并没有把这段婚姻写成一味哀痛的故事。他记录两人的通信，也记下病房中的争执、沉默和短暂欢喜。病痛会改变人的脾气，长期恐惧也会消耗耐心，这些不体面的细节，反而使文字显得真实。
1945年，孙凤竹在昆明病逝。她离世后，张宗和整理旧信与日记，写成《秋灯忆语》。书名借用了古典文学的意象，却没有停留在辞藻之中，内容多是日常相处的片段：一次看病，一封家书，一段旅途，以及那张被鲜血染红的喜床。
这本书完成于1946年。它没有把爱情写成脱离现实的传奇，而是写出了疾病、贫困、迁徙和死亡如何进入夫妻生活。张宗和此后没有再婚，先后从事教育工作，后来长期任教于贵州的高校，讲授历史，也延续着对昆曲的兴趣。
1977年，张宗和在贵州去世，终年63岁。留存下来的《秋灯忆语》，没有替他解释全部人生，却保留了那段婚姻最具体的痕迹。那句“甚好”，并非对鲜血本身的赞叹，而是一个丈夫在无法改变病势时，仍努力替妻子守住镇定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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