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最被忽略的后半段：老蒋走后西安城的一个月把人性讲透了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西安西关机场，一架双引擎客机在隆冬的寒风中升空。张学良陪着蒋介石走了。周恩来在金家巷东楼得到消息的时候，人已经上了飞机。他连说“糟了，糟了”，但已经追不回来了。

从这一天到1937年2月初，西安城经历了一段极少被人细说的日子。蒋介石走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一座城里三支力量，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在“放不放蒋”“打不打仗”“救不救张”这三个问题上，把人性里最真实的东西一层一层剥了出来。

张学良送蒋的决定，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杨虎城不知道，周恩来不知道，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12月25日当天，西安方面还沉浸在“和平解决”的气氛里。很多人以为蒋介石回去之后会兑现承诺，内战不会再打了。周恩来当天就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南下，并向杨虎城、王以哲表示，已到非苏区的红军不侵犯原有的行政系统，不打土豪。

但蒋介石的报复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12月31日，南京方面在“停止进攻”命令颁发的当天，中央军再次进入潼关。

1937年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进攻陕甘的战斗序列和军事部署计划，分五个集团军近四十个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施压。1月4日，蒋介石宣布扣押张学良，同时摆出了甲、乙两套方案。甲案要把东北军赶到甘肃，十七路军留在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乙案要把东北军东调安徽、淮河流域，十七路军去甘肃，红军回陕北。

张学良在被扣之后说过一句话：“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这句话说明他当时还抱着一线希望。但西安城里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张学良被扣之后，东北军群龙无首。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它是张家的队伍，不是国家的队伍。张学良在的时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张学良不在了，没有人能替代他的位置。

东北军内部迅速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王以哲、何柱国为代表的元老派，主张先接受南京的条件，把部队稳住，再慢慢设法营救张学良。另一派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代表的少壮派，坚决主张不放张学良就打仗，不打仗就是对不起张副司令。

元老派和少壮派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少壮派在西安事变之前和事变之中很得张学良的信任，对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资历浅，在东北军里没有根基。王以哲是六十七军军长，何柱国是骑兵军军长，手里有兵，说话有分量。少壮派手里没有兵，他们靠的是张学良的信任和抗日同志会的名义。

但少壮派有一个元老派没有的东西：情绪。东北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绝大多数是东北人。他们的家在东北，被日本人占了。他们跟着张学良到西北来，本来就不想打内战。张学良被扣了，他们觉得这是蒋介石背信弃义。谁要说“不打仗”，谁就是软骨头，谁就是想投靠南京。

1月27日晚上，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五十多人跑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要求红军支持他们用武力把张学良救回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听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反复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

苗剑秋听了之后，流泪哭闹，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跪地不起。这场哭闹持续到后半夜。

1月29日晚上，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少壮派占了优势，会议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人纷纷在决议上签名。

这份决议的签名名单上，有军长，有师长，有旅长。签的时候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犹豫。

十七路军：冯钦哉走了，杨虎城沉默了

十七路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杨虎城是十七路军的总指挥，但他对这支队伍的控制力，从来就没有张学良对东北军那么强。十七路军是陕西的地方部队，成分复杂，有杨虎城一手带出来的老底子，也有后来收编的地方武装。这些人跟着杨虎城，有的是冲着他这个人，有的是冲着陕西这块地盘。

西安事变一爆发，蒋介石的拉拢和收买就开始了。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第一个叛变，投靠了蒋介石。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潼关门户大开。

杨渠统运动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的部队叛变，张鸿远运动沈玺亭、唐得楹两团投蒋。蒋介石用“金钱收买”“扩编利诱”的手段，一个接一个地把十七路军的部队从杨虎城手里挖走。

到了1937年1月，杨虎城能指挥的部队已经大打折扣。他在新城大楼里坐镇，名义上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能调动的兵力有限。东北军的人认为杨虎城有支持少壮派盲动的嫌疑，元老派对他也有很大的误会。杨虎城夹在中间，两头不讨好。

1月5日，南京以行政院会议决议的形式对杨虎城撤职留任，同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和于学忠领衔通电质问南京，要求放张学良回陕。

1月8日，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本党历史不可为不久，中央待汝不可为不厚”“吾知汝必不愿自撤本党之藩篱也”。这封信的口气不像是在跟一个对手说话，像是在跟一个犯了错的下属说话。

杨虎城把信看了，没有回。

红军在这一个月里做的事情，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一样。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后，很多人以为和平已经实现，红军不必继续南下。周恩来尊重友方的意见，电告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前进。但没过几天，情况就变了。中央军重新进入潼关，南京摆出了打的样子。1月4日，杨虎城和王以哲分别代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

红军动了。红二方面军在贺龙的率领下于1月4日奉命南下，向淳化地区集结。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在陈再道、王宏坤、萧克、周纯全的率领下，从盐池地区出发，经庆阳、赤城镇，于1月4日到达泾阳、三原一带。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从甘肃庆阳南下，1月12日到达蓝田，15日进驻商州。

到1月中旬，红军主力相继到达泾阳、三原一带，有一部分行进到了蓝田。红军在南下过程中，征得东北军的同意，进入了原东北军的部分驻地。

红军只有三万人。但三万人摆在关中，对南京方面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西北三方面是绑在一起的。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

周恩来是这一个月里最忙的人。他要跟杨虎城谈，要跟东北军的元老派谈，要跟少壮派谈，要跟红军前敌指挥部谈，还要跟中央发电报。每一头都在拉他，每一头都有各自的道理，每一头都觉得自己的道理最大。

1月25日，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从延安秘密来到西安，住在王以哲的一位副官家里，跟周恩来、博古商量西安的局势和对策。1月28日，张闻天离开西安之前致电毛泽东，分析西安形势后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地坚决为和平奋斗”。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到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负责人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会议认为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左派所接受。

周恩来回到西安之后，面对的是少壮派越来越激烈的情绪。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之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出现了“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月30日中午，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强烈抗议。

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的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就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就很难保持。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

1月31日晚上，于学忠从兰州飞抵西安。周恩来代表红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在王以哲的住宅里开了西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人也到了场。

会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仍然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表示同意。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分裂。应德田等人当场没有表示异议。

这场会开到2月1日凌晨才散。表面上，和平解决的决定被再次确认了。但少壮派的不满是压着的，压得很紧。

2月1日晚上，西安街头出现了“除奸”标语，口号直指王以哲和何柱国。

何柱国得到消息之后，准备躲进新城第十七路军总部。临行前，他约王以哲一起走。王以哲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主张完全是为了大局和张副司令的安全着想，对一些青年军官素无宿怨，他不怕。

同一天上午，蒋斌、徐方、宋学礼等几名军官也被杀害。王协一带队去何柱国家里没有找到人，又追到杨虎城的新城公馆。杨虎城出面申斥，王协一才带人撤走。何柱国躲过了一劫，事后给杨虎城送了一块银质盾牌，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消息传到渭南前线，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正在阵地上。他和王以哲是至交，听到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之后，立刻把部队从渭南开回西安。

周恩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到了王以哲的家里吊唁。他到的时候，王以哲家中的幔帐后面，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正对着门口。有人把枪口对准了他。周恩来没有退，走进去，完成了吊唁。他后来还多次出面制止刘多荃的搜捕行动，把事态控制在了有限的范围内。

少壮派的三个人，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在二二事件之后在西安待不下去了。周恩来安排他们出了西安，辗转去了北平。这三个人后来的人生各有各的曲折，但他们那一枪打出去之后，东北军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高层再也没有人能压住场子了。王以哲死了，何柱国躲过一劫但也失去了威信，于学忠虽然资历老，但他不是东北军的嫡系，镇不住下面的人。

2月5日，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四个将领在高陵开会。会上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甲案，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乙案。乙案意味着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十七路军调往甘肃，红军回陕北。西北的“三位一体”就此拆开。

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按照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入西安。3月初，东北军开始东调。第六十七军调皖北阜阳、蒙城、亳县，第五十七军调豫东周口、淮阳、太康，第五十一军调苏北宿迁、睢宁，第一〇五师调河南南阳。驻地分散，互不相属。

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和缩编。原来的二十五个师减到了十个师。每个军由四师的甲种军缩编为两师两旅的乙种军，只有骑兵第二军保留了三个师。整编之后的东北军编为六个军：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

十七路军的命运也一样。杨虎城被迫辞去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职务，出国“考察军事”。十七路军被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共二十二个团，约四万人，军长由孙蔚如担任。冯钦哉的第七军另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不归三十八军管辖。十七路军的番号从此消失。

杨虎城离开西安的时候，把部队交给了孙蔚如，反复叮嘱他不要忘了“兵谏”的初衷。孙蔚如后来带着三十八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在中条山跟日军打了好几年。1946年，第三十八军在河南巩县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编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1937年2月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的那一天，西安城里的枪声已经停了。东北军的部队正在收拾行装准备东调，十七路军的部队在等待缩编的命令。红军的主力仍然驻扎在三原、泾阳一带，没有进入西安。

从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到1937年2月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中间隔了四十五天。这四十五天里，东北军杀了自己的军长，十七路军走了一半的师长，红军从陕北南下又北上。蒋介石没有开一枪，西北的“三位一体”就散掉了。

周恩来后来在总结西安事变的时候说过，二二事件把东北军内部的问题彻底暴露了出来。王以哲的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这支队伍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