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编辑按：这是一本由45位社会学家共同书写的“非典型”著作。它不是教科书，不是论文集，而是一份份来自学者内心深处的自我告白。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走进《我们之间：用社会学自我疗愈和改变世界》，看看社会学如何从冰冷的理论，变成温热的人生。
01
当社会学家脱下学术的外衣，会发生什么？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时，感到一种奇异的陌生感。“打破规则的自闭症儿子”、“拯救世界，一次脸红一下”、“装卸码头上唯一的女孩”、“我加入了异教，因为我无法融入社会——然后我无法融入异教”、“头发游戏”“家庭百态”“我第一个女朋友的厨房”“不擅长当男孩”“马蹄蟹课程”……
这些标题看起来像是一本个人随笔集，或是某个文学杂志的专栏。但它们偏偏出现在一本由两位社会学教授主编的书中，作者名单里赫然排列着美国社会学协会前主席、顶尖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普利策奖得主——那些我们通常在学术期刊上仰望的名字。这不是一本“学术书”。至少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学术书。
《我们之间：用社会学自我疗愈和改变世界》（Between Us: Healing Ourselves and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Sociology）由玛丽卡·林霍尔姆（Marika Lindholm）和伊丽莎白·安妮·伍德（Elizabeth Anne Wood）共同编辑，45位社会学家走出学术写作的“安全区”，用第一人称讲述那些塑造了他们学术生命和私人生活的故事。
这里有童年贫困的伤痕，有移民身份的困惑，有性别认同的痛苦与解放，有在“白人空间”中被迫“起舞”的日常，有被异教招募又遭排斥的经历，有面对亲人自杀时的无助与反思——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真诚的袒露，每一次袒露背后都站着一位曾经困惑、受伤、挣扎的人，而这些人竟然是那些最懂社会的社会学家。
正如主编在序言中所说：“我们要求参与本书写作的社会学家从心出发，以令读者得到指引、智慧和希望：从学术的套子中解放有力量的概念，使读者与之共鸣，认识到社会学思维是多么有用和有启发。”
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社会学家脱下理论的外衣，他们还能教给我们什么？读完此书，相信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答案。
02
这将是一个社会学想象力的课堂
1960年夏天，十岁的玛尔塔·蒂恩达第一次意识到家里有多穷。学年结束后，她和父亲、继母、祖母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从底特律前往密歇根州的农场，与数百名住在移民劳工营地的流动工人一起采摘西红柿。从黎明到午饭，她和兄弟姐妹每人要摘满十配克，午饭后还要再摘十配克。
“每篮西红柿都能为家庭增加收入，想着这样可以有新的校服，我们就多了很多动力。”
那年感恩节，她在电视上看到纪录片《耻辱的收获》。这部影片向公众揭露了移民工人的困境——那些让美国人餐桌上有食物的劳动者，自己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多年后，当蒂恩达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口学教授，她理解了那年夏天的一切。她读到了赫伯特·甘斯的《贫困的积极功能》，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社会需要贫困群体来维持运转——他们从事着脏活、累活，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蒂恩达还读到了劳动经济学中关于“创伤”的概念：童年贫困对身心造成的影响会伴随一生，如同一种无法愈合的伤痕。
“几十年来，鞋子匮乏的阴影一直萦绕着我。为了弥补这些创伤，成年后，甚至到了六十多岁，我都购买了远超所需的鞋子。”
这个故事来自本书第24章《耻辱的伤痕》。它完美诠释了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的能力。蒂恩达没有停留在“我小时候很穷”这个个人叙事上，而是追问：为什么会有贫困？贫困对谁有利？贫困如何代际传递？她用社会学这把钥匙，打开了自己童年的门，也打开了一个理解社会结构的窗口。
像这样的故事，全书共有45个。每个故事都是一次“社会学想象力”的实践——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结构性理解。这正是社会学最动人、也最被忽视的力量：它让我们看见，那些看似是个人的困境与伤痛，其实都与更大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
正如主编伊丽莎白·安妮·伍德所说：“社会学拯救了我的生命，帮我走出了临床抑郁和焦虑。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在我的康复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社会学作为一种框架持续提醒我，这不是我自身的问题：我的抑郁和焦虑与过分的角色期望、有害的文化规范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有关。”
03
当理论与生命对话，那些学术概念才鲜活起来
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师生来说，这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那些我们熟悉的学术概念“活”了过来。
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年6月11日—1982年11月19日）
弗朗西斯卡·波莱塔在《拯救世界，一次脸红一下》中讲述了她如何在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上，因认错人而扑向一位来系里评估的著名教授——那一刻，她脸红、结巴、只想溜走。
戈夫曼的理论告诉我们：尴尬不是个人失败，而是社会系统的产物。当我们向他人展示的自我与真实自我不一致时，尴尬就产生了。更重要的是，尴尬是一种社会修复手段——它向对方表明：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尊重你应该得到的尊重。
波莱塔写道：“根据戈夫曼的标准，那一刻我牺牲了个人镇定，却拯救了整个学术卓越体系及其赖以存在的同行协作机制。”
罗莎贝丝·坎特的“象征主义”
罗莎贝丝·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美国管理学家，哈佛商学院Ernest L. Arbuckle管理学教席首席教授）
玛丽卡·林霍尔姆在《装卸码头上唯一的女孩》中讲述了她如何在瑞典邮政局成为第一个在装卸码头工作的女性。她穿着与男同事相同的蓝色制服，却始终无法融入。他们叫她“格蕾塔·嘉宝”，向她展示色情杂志，禁止她操作叉车。
坎特的“象征主义”理论解释了一切：在一个群体中成为“唯一的那一个”，会带来独特的结构性挑战——显眼性（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对比性（你的存在挑战了群体边界）、同化压力（你必须符合刻板印象才能被接受）。
林霍尔姆写道：“罗莎贝丝·坎特的工作让我明白，尽管我以失败者的形象离开了邮政码头，但并不是因为我有缺陷或者不聪明——那也不是我的错。”
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薇薇安·路易在《当哈佛文凭还不够》中讲述了她作为第一代大学生在哈佛的经历。她和朋友们成绩优异、课外活动丰富，但毕业时发现自己缺少一些关键的东西：他们不知道Phi Beta Kappa荣誉学会，不知道LSAT备考课程，没有实习的人脉网络。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哈佛的本科学位对某些学生来说是通往成功的门票，而对另一些学生来说却只是开始。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不仅拥有金钱，还拥有“知道游戏规则”的文化资本和“认识对的人”的社会资本。
路易写道：“我意识到，我正在学习一些别人早已知道的事情。”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
[美]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著 田雷 孙竞超 译
雅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W. E. B. 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
W. E. B.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安杰拉·琼斯在《浅色黑人》中讲述了她作为混血儿在两个世界间穿梭的经历。在家里，她的黑人朋友叫她“浅色黑人”；在学校，白人同学用微侵犯伤害她；在夏令营，富裕的白人女孩让她感到格格不入。
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写道：“人会感到自己的‘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种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抗争。”
琼斯写道：“杜波依斯让我意识到，如果不加干预，我将永远通过白人的眼光来理解自己。”
这些故事让理论从教科书里走了出来，走进生命经验的现场。对于正在学习这些概念却苦于无法“落地”的学生来说，这本书是一次难得的学术启蒙——原来，那些抽象的种族、阶级、性别概念，都可以在真实人生中找到注脚。
04
学会倾听：研究方法的另一面
除了让理论“活”过来，这本书还教会我们一个被忽视的研究方法：倾听。
杰茜·丹尼尔斯在《一位偶然的社会学家学会了倾听的力量》中讲述了她在研究生期间如何为乔·费金教授转录访谈录音。那是关于中产阶级黑人经历种族主义的研究。起初，她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人“过度敏感”，想在“没有歧视的地方找歧视”。
但随着逐字逐句地听录每一个回答，她发现自己错了。当她听到一位女士讲述在餐馆被安排在“不好”的位置时，她在心里反驳：“得了吧，这种事谁都会遇到。”但那位女士继续说：“这可能是歧视，也可能不是，但我得费力去弄明白……如果这真的是歧视，我得决定是采取行动还是算了。这种情况不断发生，这是一种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方式。”
正是这段描述“心理斗争”的话，让丹尼尔斯第一次理解了种族主义的日常代价。
“转录工作迫使我进入纯粹倾听的模式，关注每一个词的细节，这是一种具有变革性的研究方法。”
这本书里的45个故事，都是作者们“被倾听”或“倾听他人”的结果。它们告诉我们：好的研究始于真正的好奇，始于愿意被他人故事改变的开放心态。
05
我们并不孤独：社会学作为疗愈的力量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空中飞人》中，主编伊丽莎白·安妮·伍德讲述了她如何在五十岁时学习空中飞人，以此对抗多年的抑郁和焦虑。她借用涂尔干的“失范”和马克思的“异化”来解释自己的困境：在互联网时代，社会似乎分崩离析；在工作场所，她感到自己正在远离最初的意义。
伊丽莎白·安妮·伍德
但她也在空中飞人课上找到了答案：“即便是我一个人爬上梯子，腰间的安全带依然在保护我。即便我最终要自己从平台上跳下去，也有一位教练在我旁边，还有一位在下面，每一步都在引导和保护我。当然，还有那个安全网。”
伍德写道：“理解像失范和异化这样的社会学概念，帮助我认识到我所感受到的抑郁和焦虑并不是我大脑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产物。我需要回归到社会学最基本的一课，它曾多次拯救了我的生命。这一课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这正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它不仅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还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它不仅提出问题，还提供疗愈的可能。
当我们读到托尼·N.布朗在《孩子！》中与教堂里格拉迪斯修女的对话时，当我们读到格洛丽亚·冈萨雷斯-洛佩斯在《我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儿》中与父亲的深情告别时，当我们读到特里斯坦·布里奇斯在《不擅长当男孩》中讲述自己试图自杀的经历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理论的冷漠，而是生命的温度。
我们意识到：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些让我们感到羞耻和孤独的经历，其实别人也经历过。我们并不孤单。
06
为什么这本书值得推荐给社科师生
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专业师生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是多重的：它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鲜活教材。45个故事，45次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相连的实践。学生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将个人经验转化为研究问题，如何在社会结构中理解个体处境。
它是研究方法的另类启蒙。从杰茜·丹尼尔斯的“倾听”练习，到莉萨·琼·穆尔在监狱课堂上的共情，这本书展示了研究者如何与被研究者建立真实联系，如何在田野中保持开放和共情。
它是理论与经验的桥梁。每一个故事都让一个或几个学术概念变得可触可感。戈夫曼、坎特、布迪厄、杜波依斯、涂尔干、马克思——这些名字不再是考试要背的内容，而是理解自己生活的工具。
它是学术伦理的生动示范。这些学者没有躲在理论的“安全区”里，而是勇敢地袒露自己的脆弱、困惑和痛苦。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好的研究需要共情，需要愿意被改变。
它是对“学术何为”的深刻反思。这本书的书名《我们之间》暗示了一种关系性的理解——知识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这些学者用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学最终是为了什么：为了疗愈自己，也为了改变世界。
《我们之间：用社会学自我疗愈和改变世界》
玛丽卡·林霍尔姆、伊丽莎白·安妮·伍德 编
张伊铭、刘青、傅搏超 译
雅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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