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首例接受安乐死的幼童还不到2岁：他无法自己说“我愿意”

两岁，通常是一个孩子刚开始真正“探索世界”的年纪。会跑得跌跌撞撞，会开始学着把几个词连成一句话，会因为拿不到想要的东西突然大哭，也会在下一秒因为一块饼干重新开心起来。

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个年纪讨论的是什么时候戒尿布、什么时候上幼儿园，或者孩子今天又学会了什么新词。

但在荷兰，一个还不到两岁的孩子，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这个孩子出生时只有26周，是一名极早产儿。出生之后，严重的脑损伤、脑瘫和视力障碍几乎贯穿了这个孩子短暂的人生，同时还有反复的癫痫发作，药物难以控制，肺部的黏液问题又让呼吸变得困难。

医生一次次治疗，父母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情况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最终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还能不能治好，而是一个成年人都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痛苦已经无法缓解，一个两岁的孩子，是否可以被允许结束生命？

最近，荷兰负责审查相关案件的委员会公布了这个案例。

此前外界已经知道，荷兰曾有一名12岁以下儿童接受生命终止，但直到这份报告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孩子去世时甚至还没有满24个月。

这也是荷兰现行制度下，公开确认的首例1至12岁儿童生命终止案例。

而真正让这个故事变得格外沉重的，是整个决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负责治疗的医生和孩子的父母认为，孩子的痛苦已经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得到缓解。但按照程序，不能因为父母和主治医生都认为“已经没有办法”，事情就到此为止。

医生另外征求了独立医生的意见。

第一批接受咨询的医生给出的结论，其实并不支持立即结束生命。他们认为，孩子当时并不是处于持续、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

癫痫的确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不适，但癫痫发作并非持续不断；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仍然存在一些合理的替代方案，例如姑息治疗，或者尝试其他药物，看看能不能更好地控制癫痫。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医学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边看到的是一个已经经历大量治疗、仍然承受严重痛苦的孩子；另一边认为，只要还有可能缓解症状，就不能轻易说已经没有其他办法。

而面对一个连自己想要什么都无法表达的两岁孩子，这种分歧尤其棘手。

后来，主治医生又寻求了另一位医生的意见。

这一次，对方得出了不同结论：孩子所承受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是清晰可见的，并认为其情况已经符合终止生命的相关条件。

最终，孩子的父母和医生作出了决定，让这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接受了生命终止。

荷兰的相关审查委员会随后对医生的处理过程进行了调查，包括孩子究竟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有没有其他合理治疗选择、医生是否征求了足够的独立意见，以及作出最终决定的过程是否符合规定。

委员会最终认为，实施生命终止的医生履行了应有的谨慎义务。

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这个孩子的运动能力、行为和人格发展都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已经没有改善的可能。经过事后审查，委员会认为医生作出这一决定并实施生命终止的过程符合相关要求。

但报告可以审查程序是否合规，却无法让这个决定本身变得轻松。

因为这个案例真正让人难以回避的，还是那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个孩子还不到两岁，他无法自己说出：“我想结束生命。”

其实，早在2002年，荷兰就成为了全球最早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之一。

按照规定通常情况下，安乐死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请求必须来自患者本人，医生需要确认患者是在没有受到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并且正在承受无法忍受、没有改善希望的痛苦，同时还需要获得独立医生的第二意见。

可儿童显然是另一回事。

他不可能理解“死亡”“治疗”“姑息医疗”这些概念，更不可能像成年人一样向医生作出一份经过充分思考的自主请求。这也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儿童生命终止制度中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空档。

新生儿有针对极端医疗情况的相关框架，12岁以上未成年人则可以在严格条件下进入另一套程序，但1岁到12岁的孩子怎么办？

他们可能已经不属于新生儿，却又没有能力按照成人模式表达一个有效的生命终止请求，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直到2024年，荷兰针对1至12岁、病情极其严重的儿童建立了新的生命终止规则。

它针对的并不是普通疾病儿童，而是非常有限的一群孩子：他们必须承受无法忍受且没有改善希望的痛苦，不存在合理的治疗替代方案，同时父母必须参与决定，医生也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和咨询程序。

荷兰政府当时估计，真正可能符合这种条件的儿童数量非常少，每年大约只有几例。

而如今，这套规则第一次真正落到了一个孩子身上。

当然，荷兰不是欧洲唯一一个把儿童与安乐死放在一起讨论的国家。这方面，比利时走得更远。

2014年，比利时取消了安乐死的最低年龄限制，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儿童都可以申请。儿童必须身患无法治愈的严重疾病、承受持续且无法缓解的身体痛苦，并且死亡预计将在较短时间内发生。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医生必须确认这个孩子拥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能够真正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同时还需要父母同意。所以即便没有写死一个最低年龄，年龄本身依然会通过“判断能力”这道门槛发挥作用。

而荷兰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显然不可能自己完成这样的判断，因此决定只能建立在他的医疗状况、医生的专业判断以及父母的参与之上。

但对父母而言，这大概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因为从公开的医疗情况来看，他们面对的是残酷的两个选项：继续尝试控制一个没有改善希望、并持续带来严重痛苦的状况，或者接受医生终止孩子的生命。

最终，他们孩子的人生没有走到第三个生日。

即便在荷兰的医疗记录里，他留下了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案例，但于父母而言，那只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唯一一次必须作出的决定。

Ref：

https://www.dailymail.com/news/article-16165781/Child-aged-two-euthanised-Netherlands-case-kind.html

文｜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