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二十五年，成都，益州治中从事彭羕被押入狱中，等待他的不是一次申辩，而是一道改变命运的死令。举报他的人是马超，证据却只是一次私下谈话。彭羕究竟说了什么，诸葛亮又为何没有替他说话，这场旧案由此留下了第一个缺口。
彭羕原是刘璋部下，刘备入蜀后受到重用，后来担任治中从事。此人有才，也有锋芒，刘备将他调任江阳太守后，他明显流露出不满。马超向刘备告发，说彭羕曾表示：“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
彭羕在狱中解释，所谓“外”，是指马超在外领兵，自己在内辅政，两人共同辅佐刘备，并非谋划叛乱。这个解释未必全无道理，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军政集团里，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足以引起警惕。
诸葛亮早就认为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这句话很关键，却不能直接等同于“诸葛亮借机陷害”。蜀汉初立，益州旧臣、外来将领和刘备亲信彼此牵制，任何人若同时拥有声望、才干与野心，都会被视为潜在风险。
彭羕最终被处死，但史料没有显示他遭到夷族。由此可见，这一案件或许没有按照最严厉的谋反罪彻底办理。刘备与诸葛亮看重的，可能并不是查清一句话的全部含义，而是尽快切断它可能引发的政治联想。至于马超是否因此受到震慑，只能留给后人推测。
九年之后，陇右战场又发生了一桩更难解释的死亡。太和五年，魏明帝曹叡在位，司马懿命张郃追击退兵。张郃熟悉兵法，曾提醒说：“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司马懿没有采纳，他只得率军前进，最终在木门道遭遇蜀军伏击。
张郃被飞箭射中右膝，随后死亡。小说将这段写得极具戏剧性，仿佛张郃明知前方有陷阱仍强行追赶。正史中的情形却更复杂：追击命令来自司马懿，张郃并非主动求战。问题在于，膝部中箭为何会导致一员宿将死亡，史书没有交代伤势、救治和具体时间。
这不能直接证明司马懿与诸葛亮合谋。战场上箭矢可能造成骨伤、失血或感染，军医条件也十分有限。诸葛亮确实取得了战果，却没有证据表明他掌握张郃死因以外的秘密。把一场战术伏击扩大为两方联手清除名将，证据仍然不足。
建兴十二年，成都又因刘琰案震动朝野。刘琰是刘备旧部，地位仅次于三公，妻子胡氏入宫后回家，刘琰疑心妻子与宫中有关，竟用鞋击打她，造成面部伤痕。胡氏向官府申诉，案件很快升级，刘琰被处弃市。
这一判决在当时同样罕见。三国时代，男子殴打妻子并非寻常会被处死的罪名，刘琰真正触犯的，恐怕不只是家庭暴力，而是牵涉宫禁、皇室名誉与朝廷秩序。他把私人猜疑带入公共政治，事情便不再是夫妻争执。
有人据此推断，刘琰知道宫中某些秘密，所以被诸葛亮灭口。这种说法很有吸引力，却缺乏直接材料。较为稳妥的判断是，诸葛亮必须迅速压住案件，避免宫禁传闻继续扩散。刘琰身份越高，公开审理越容易牵动更多人，于是重判既是惩罚，也是维护秩序。
同年秋，魏延在汉中撤军途中被马岱斩杀。事件的核心矛盾，是魏延与杨仪争夺军队指挥权。诸葛亮病重时，两人已经积怨甚深；诸葛亮死后，杨仪率军撤退，魏延拒绝服从，并烧毁栈道，双方冲突迅速扩大。
魏延一面向刘禅上表，指责杨仪谋反；一面又率兵断路，甚至攻打撤军队伍。这样的行为，很难用单纯的忠奸二分解释。他未必准备投魏，却显然不愿接受杨仪指挥，更不愿让自己的军权被剥夺。
诸葛亮生前多次提拔魏延，说明他并不认为魏延天生反叛。魏延后来被夷三族，则反映出蜀汉需要给军中冲突定下一个明确罪名。杨仪虽然暂时获胜，后来也因言辞激烈而失势，这说明诸葛亮留下的并非一场简单的“除掉魏延”布局，而是一组没有被妥善解决的权力矛盾。
四案放在一起看，真正难解的地方不在于是否存在一只神秘的手，而在于史料往往只记录判决与结果，省略了审讯、军议和宫廷内部的细节。诸葛亮可能知道更多，但“知道内情”不等于掌握能够公开的证据；在那个局势紧绷的政权里，沉默有时不是为了掩盖阴谋，而是为了避免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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