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7月，青岛海滨，毛泽东因下水游泳受凉患上感冒，随行医生接连用药，症状却没有明显缓解。更麻烦的是，夜间睡眠也受到影响，会议尚未结束，随后还有重要活动安排，身边工作人员难免焦急。
这场病的转机，并不是来自一张复杂的检查报告，而是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一句话。舒同熟悉济南名医刘惠民，知道他治外感、失眠颇有经验，便向随行人员建议：“济南有位刘大夫，不妨请他来看看。”
刘惠民并非突然成名。他出生于山东沂水，家中数代行医。少年时期起，他跟随李步鳌学习医术，后来又到奉天立达中医院研习，并进入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深造。治病之余，他十分重视验方和临床经验，遇到乡间流行的疾病，常常亲自试验、反复比较。
有意思的是，刘惠民的名声，最初并不是靠给显贵看病传开的。他行医时曾立下规矩：穷人看病尽量减免，十里以内出诊不计报酬。乡亲们口中的“刘大夫”，既指医术，也指他的医德。
抗日战争时期，刘惠民没有把自己关在药房里。1938年，他参加八路军，曾任山东省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医务处主任，并将原有的医药机构改为救护组织，为部队和群众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后来，他又在地方药房工作，继续服务军民。
新中国成立后，刘惠民参与建立济南中医诊疗所，后来发展为济南市中医院。他还担任山东省中医院、山东省中医研究所等单位的负责人。1956年，他先后获得山东省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山东医疗界已经颇有影响。
刘惠民抵达青岛后，没有急着开方，而是诊脉、察舌，结合病情判断为风寒束表、内阻不宣，治疗重点在于疏解外邪，同时照顾睡眠。药方中有些药物用量较大，工作人员担心风险，舒同便出面说明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说：“舒同同志都保证了，我不怕。”
刘惠民却提出了一个细节要求：抓药、煎药和服药过程，必须有人全程照看。舒同的夫人石澜亲自参与，从药房取药到煎好端上，环节一一核对。这个安排看似谨慎，实则体现了当时对重要病情的慎重态度，也避免了药材和剂量出现差错。
数日之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明显减轻，睡眠也有好转。他询问方中酸枣仁为何要生、熟合用。石澜解释，生酸枣仁与炒熟酸枣仁在传统用法上各有侧重，合用是为了兼顾清醒与安神。毛泽东听后笑着对舒同说：“你夫人讲得很细，将来可以当医生了。”
这次诊治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因为感冒痊愈，更在于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医的实际态度。革命战争年代，井冈山和延安都曾面临药品匮乏、医疗人员不足的问题。中医和草药在基层具有便利、经济的特点，许多伤病员因此得到救治。
毛泽东并不主张把中医、西医截然对立。延安时期，李鼎铭曾向他谈到中西医关系，认为两者各有所长，应当取长补短。毛泽东赞成这一看法，后来多次强调，既要学习西方医学，也要用现代科学整理和发展中国传统医学。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刘惠民也随行。此举既有医疗方面的考虑，也带有介绍中医的意味。访问期间，刘惠民曾为有关人员诊脉，针灸和中药受到询问。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让外国方面直接接触中医，是一种少见而具体的交流方式。
1959年，刘惠民再次为毛泽东诊治感冒。谈到民间常说的“上火”，毛泽东一时觉得中医术语不易理解，便问该如何说明。刘惠民回答，可以借助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毛泽东听后很赞同，提出“西医学习中医”的说法，这句话后来成为中西医结合讨论中常被引用的一句。
多年以后，毛泽东接受白内障手术，主刀医生唐由之采用的是在传统术式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改进的方法。1974年7月23日，手术顺利完成。唐由之讲解病情时，用握拳比作眼球，毛泽东听得明白，才逐渐接受手术安排。那场手术与青岛的一剂中药相隔多年，却都留下了同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医疗观念中，中医不是拒绝现代医学的理由，现代医学也不应成为否定传统经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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