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中国投资，秘鲁驻华大使透露了一个重要机会

编者按：“中国与秘鲁的关系不能仅仅用铜的吨数来衡量，也不能仅用投资金额和集装箱数量来衡量。”9月23日，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Carlos Vásquez）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发表题为“2026 APEC中国年下的中秘合作新机遇”的主题演讲。当天，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青格勒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陪同会见。现将讲座实录发布如下： （全文约10200字，预计阅读时间30分钟）

大使演讲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在此，我想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全球领导力学院主办本次对话。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2026 APEC中国年下的中秘合作新机遇”，这一主题尤为及时。秘鲁举办了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国将举办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我们不仅有机会回顾两国取得的成就，而且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接下来与中国建立怎样的关系。

我认为，答案可以这样寻找：认识到我们两国关系已经非常深厚。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并非始于贸易的大幅增长，而是我们在过去20年亲眼目睹的两国关系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果。事实上，双方在太平洋两岸的商业交流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19世纪就有中国人移民秘鲁，并创建华人社区，对秘鲁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874年，秘鲁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清王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71年，秘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今年我们正在庆祝建交55周年。

这一历史关系在最近几十年发展到了全新的维度：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中国企业在能源、通信、采矿、基础设施以及物流领域都参与了秘鲁的发展；秘鲁作为矿物供应国——这些矿物如今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关键矿产”——以及其他农产品和相关资源，都是全球经济快速转型所必需的。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关系不能仅仅用铜的吨数来衡量，不能用投资金额和集装箱数量来衡量。中国和秘鲁已经逐步建立了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我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24年完成了自贸协定升级；两国关系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我们还有众多双边机制，以及2024年至2029年联合行动计划。这是一份重要的外交文件、一份路线图，能够更好地把两国关系转化为切实、具体的合作。双方政府已同意在采矿、投资贸易、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开展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在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绿色发展、教育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与合作。

两国元首在2024年会晤时承诺切实执行这一计划，通过具体行动抓住当前最重要的机遇。当前，中秘关系在经济层面已经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远远超越了人们的认知；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贸易的扩张速度甚至超过了学术交流。我们其实需要更多专业人才快速成长，以更好地理解彼此，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有机会缩小人才方面的差距。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秘鲁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已大幅扩展，中国的机构与秘鲁的大学之间也在不断签署协议，双方师生交流持续增加，语言和文化交流也在孔子学院得到了更好的开展。目前秘鲁有四所孔子学院，两所在利马，另外两所分别在秘鲁北部的皮乌拉和南部的阿雷基帕。我们的专业研究中心也在更加关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发展。正如近期一些学术研究所展示的，这样的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正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

同时，卡洛斯·阿基诺教授此次到访具有特殊意义。他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日本及亚太经济，他那一代学者很早就明白，亚洲经济对国际格局和未来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提高卡洛斯·阿基诺教授这类学者的知名度，也需要有新一代教授和学生能够更好地到中国来学习，需要更多中国学生到秘鲁和拉丁美洲学习；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更多翻译工作、更多大学和智库之间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学术机构之间持久的知识交流。

因此，作为秘鲁驻华大使，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非常支持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尤其是学术交流。最近有一个例子：斯巴（音）教授从历史起源研究两国关系，同时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最明显的结论之一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多元。理解这一关系，已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层面——中秘关系实际上涉及政府、企业、研究者、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政府，并进一步拓展到文化机构以及越来越多的公民。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能够为我们提供下一阶段的机遇。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在中国举办，我们相信这将是实现下一步发展的良好框架。我们与中国在开放型亚太经济中有着共同的基本利益，秘鲁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国际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我在秘鲁国庆日曾强调：像秘鲁这样的国家，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开放的经济、可预测的规则，以及对我们的产品保持开放的市场。

在国际环境日趋碎片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不认为贸易合作是一场零和游戏。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与中国开展更多贸易，而是要有更好、更多样化的合作方式：我们希望有更多来自秘鲁的高附加值产品向中国出口；希望我们的合作进一步推动可持续投资，缩小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希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推动创新；希望在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加强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联系——而这恰恰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投资领域。

在双边投资议程中我们已明确指出，APEC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平台，因为秘鲁和中国始终秉持支持开放、互联、经济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的立场。我最近参加了APEC部长级会议，会议日程主要涉及粮食安全、中小型企业、能源、人力资源开发，我们还审议了一些可交付成果。2024年秘鲁担任APEC轮值主席国期间，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些成果也由接任轮值主席国的中国承接。

我们还通过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路线图——推动非正规经济参与者向正规全球经济转型的《利马路线图（2025—2040年）》，这是一项重要的可交付成果，已于2024年通过。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APEC仍然是加强双边合作、共同解决关切问题的重要平台。

这些列入双边议程的重点领域，都可以在APEC平台上推进。我们两国有着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和发展目标，希望在国际环境并不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实现更大的发展，也希望在亚太地区达成更多自由贸易安排，最终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2014年中国举办APEC会议时，会上发表了重要宣言；2024年秘鲁举办APEC会议时，我们也推动了许多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对话，并通过了一份体现两国多年共同奉行的外交政策原则的重要宣言。我们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进一步推动秘鲁关键议程的发展。

秘鲁是2024年APEC轮值主席国，中国是2026年轮值主席国，这不是两个孤立的时刻，而是一种延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政治势头转化为持久的机制性合作？我们的答案是建立更多的联系——市场之间的联系、大学之间的联系、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企业之间、企业家之间和青年之间的联系，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彼此。秘鲁和中国在历史上建立的悠久关系证明，我们的伟大成就都是多年逐步积累起来的；下一个阶段，应当把非凡的经济基础与我们即将建立的更深入的了解结合起来，二者同等重要。

我们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19世纪中叶以来，大规模中国劳工移民秘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种植园中种植甘蔗和棉花，还在太平洋对岸的一些岛屿上开采鸟粪作为天然肥料；我们也通过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连接在一起，这条海上航线从1565年持续到1815年，历时250年。如今，我们正在打造所谓“21世纪的马尼拉大帆船”——新建的钱凯港。这个位于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实现了与上海港的直航，运输时间从过去的35至40天显著缩短到现在的23天。不仅秘鲁自己的产品，来自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邻国的产品也可以利用这个港口提升竞争力——出口目的地不只是中国市场，而是整个亚洲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重阳金融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以及今天与我们一起研讨的学者们，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国政府和基金会也发挥着同等作用，帮助我们彼此加深了解。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框架：外交官打开大门，企业发现机会，大学里的学者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关系为什么重要、机会在哪里，以及如何保证这些机会能够惠及几代人。这正是今天的会议与中秘合作乃至更广议程密不可分的原因。我相信，随着我们迈向2026年APEC会议、落实持续到2029年的联合行动计划，我们各方面的合作还将延续得更久。

互动环节

王文：非常感谢大使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正如大使先生所讲，当今秘鲁对中国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上周我们也参观了钱凯港。下面进入对话环节，很荣幸有请卡洛斯·巴斯克斯大使、卡洛斯·阿基诺主任、张勇教授和李卓群教授来到前台。

正如刚才大使先生所讲，中国正在不断向前发展、变得更加强大。卡洛斯·阿基诺教授，您来过中国很多次，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来过，您对双边关系有怎样的看法？

卡洛斯·阿基诺：谢谢王教授。首先，很高兴能再次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来中国已经超过25次，第一次是在1989年。我总喜欢说，我喜欢研究中国经济，还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如何发展变化的经济学著作。这些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巨变，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去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如何，我一直觉得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牢靠——刚才大使先生也讲到了这一点。我们从双边关系中获得了大量中国投资，受益匪浅。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是如何实现如此巨大发展的：4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困的国家，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正如大使先生所说，要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需要更多学术合作。我有几个学生曾在这里学习，一位上周刚到，开始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还送过学生去清华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希望下次能看到更多、更好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来改善两国关系，其中一点就是学术交流，我们希望能够派出更多学生。

张勇：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刚才听了大使阁下的演讲，感受很深，有三点感想与各位分享。

第一，中拉关系和中秘经贸合作经历了时代风云的变化，但两国关系始终延续发展。

第二，中秘合作潜力巨大，既有合作的升级，也有新型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我们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给大家提供一个数字：今年1至8月，中秘贸易额达到4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8.3%，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所以我们对中秘合作充满信心。

第三，我们的合作不应局限于经贸，还要扩展到民生、人力资源合作、青年就业等领域，这正是高质量合作的意义所在。

王文：贸易增长30%以上，恰恰证明了中国和秘鲁之间贸易的提升。我上星期去秘鲁，去程从多哈飞到圣保罗，回程从利马飞到巴黎，飞机上有一半是中国人，可见中拉交往之密切，这也为未来的就业找到了新赛道。李老师是教西班牙语的，您是不是也这么看？

李卓群：我来自西班牙语系，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2000年之前，中国只有少数大学设有西班牙语系，现在已有一百多所大学开设西班牙语专业。我们不仅要学习语言本身，也要学习历史，因为语言的背后是一整套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我们感觉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不仅对文学感兴趣，对整个当代拉美社会也非常感兴趣。尊敬的大使阁下，这样的文化交流并非始于今天，而是始于400多年前——从马尼拉大帆船时代开始，我们就已经有了文化和物质交流。如今交流仍在持续，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

无论如何变化，未来的相互理解都源自沟通，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理解。我还想和大家分享：2024年，秘鲁国会通过立法，将每年2月1日定为“秘中友谊日”。这生动反映出，中秘友好关系不仅在政府间展开，也在两国人民之间展开。通过学习西班牙语、了解历史与社会，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通过交流合作和物流联通，可以建立贸易。这个过程中都需要人才——既要了解中国社会，也要了解拉美社会的人才。

王文：谢谢。西班牙语过去被称为“小语种”，我一直批评这种说法——怎么是小语种？那是“大语种”，差不多有7亿人在使用。前些年学的人不多，现在越来越多了，像李老师这样既会英语又会西班牙语，非常好。现在中国年轻人太需要接触世界了。

提问1：早上好，大使阁下、卡洛斯·阿基诺教授。我在全球领导力学院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现在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非常荣幸听到了您的发言。我的问题是：中国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席国，从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APEC是非常好的区域合作平台。我们想了解，2026年APEC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什么？对秘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提问2：大使先生上午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现在中国和秘鲁经贸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已完成自贸协定升级。我想问的是：对于希望拓展秘鲁市场的中国年轻企业家，您有什么建议？有哪些可以优先考虑的行业？

卡洛斯·巴斯克斯：第一个问题非常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会关注2026年APEC的成果。我们要维护好这个论坛，确保各方能够达成共识，并确保共识继续成为论坛最重要的决策工具——考虑到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这本身就是非常好的结果。当然，对中国而言，当前的形势非常复杂，中国领导人面对的形势和我们2024年面对的一样复杂。我们需要达成共识，形成领导人声明，希望能在今年年底的领导人会议期间通过；我们也要通过保持论坛的相关性，确保它仍然是最重要的决策工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对我国而言，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保障决策的延续性。举例来说，APEC的部分决策在五到十年前就已制定，比如过往APEC会议制订的愿景文件，就是极为重要的指导文件。自2021年起，美国、韩国、秘鲁，以及现任APEC轮值主席国中国，开展工作均受其指导。在我看来，除了制定决策，我们还需要每年制定计划并推动落地实施。

我们作出的决策涉及跨领域问题。APEC有很多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跨领域问题必须在各机制间统筹推进，我们不能各自为政：既要考虑特定工作组的议程，也必须考虑其他工作组相关工作的进展，否则就无法了解全貌。比如人工智能，就是贯穿整个论坛议程的跨领域议题。

我们还要确保中小型企业以及人群中最脆弱的群体的需求得到保障，使他们能够从论坛上作出的决策中受益。比如，我国2024年主办会议期间通过了《利马路线图》，推动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经济非正规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份路线图是指导性文件，指导各经济体推动经济正规化；对很多国家而言，经济正遭受冲击，各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采取有效的行动计划来落实这些文件，这一点非常重要，也符合所有经济体的利益。

第二个问题，关于年轻人关心的投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聚焦的问题，也引人深思。我们向中国出口原材料——实际上在过去400年里，我国一直在出口原材料。我们有很多竞争对手，也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尤其在矿业领域。秘鲁在400年前就被赋予了向其他国家提供矿产的角色，包括铜和银；用白银铸造的货币就是在秘鲁打造的，中国的博物馆里也有这种硬币，这些都与大帆船贸易有关，都有古老的联系，说明我们两国经济很早就有很好的往来。早在西班牙帝国和中国古代王朝时期，我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联系。

当然，在我看来，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贸易模式和原材料出口模式。我们在初级产品生产上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在矿物提炼方面有自己的竞争优势，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在中国进行矿物精炼——尽管中国与美洲距离遥远，但多亏了钱凯港这样的港口，这一切成为可能。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推动经济特区建设，促进制造业发展，这也与钱凯港有关；同时我们还在内陆地区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对中国而言，今年是投资秘鲁的机会，可以共同探索制造业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商品品质，让我们的产品以更高的附加值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当然，我们还要探索更多可能性，而中国可以成为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希望与在座的各位分享的是：我们需要克服困难，逐步开展工作，这是双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合作方式。我们还要克服一些贸易壁垒——尤其是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复制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模式同样如此。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对秘鲁有更多了解，也可以阅读一些关于我们新经济特区的内容。

卡洛斯·阿基诺：我也同意大使的观点。举个例子，过去有一段时间，APEC框架下的共识来之不易，是在各经济体领导层的努力之下才达成的。APEC涵盖21个经济体，经济发展程度和政治体系各不相同，但仍然非常有效。我们每天都可以从不同经济体身上学到很多。我认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互利共赢，这不仅涉及经济、投资和贸易，也涉及技术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们拉丁美洲国家，比如秘鲁、智利等。为此，像“太平洋议程”这样的合作，不仅涉及中小企业，也包括与大型企业的合作。中国有很多大企业，比如制造业企业，它们也会与众多中小型企业合作。我们也知道，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商品制造业，还完成了脱贫工作，这些都推动了经济发展。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王文：可否再讲一讲，拉丁美洲有多重要，秘鲁有多重要？

张勇：中国是秘鲁第一大贸易伙伴，秘鲁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两年秘鲁一直坚持推动自由贸易，坚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APEC中国年，中国和秘鲁这两个全球重要国家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推动全球南方合作议程，这对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秘鲁不仅自身推动自由贸易，还特别注重推动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在拉美国家中表现非常出色。比如太平洋联盟这样的机制，秘鲁对内对外都与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也与其他经济体保持着自贸安排，这为全球南方在自由贸易方面贡献了“全球南方方案”。

王文：我去过秘鲁两次，这个国家太重要了，金、银、铜矿在全球都排得上号。秘鲁也很有趣，到处有写着“CHIFA”（意为吃饭）的招牌，就是餐厅的意思——因为400多年来，中国人漂洋过海到秘鲁，秘鲁大概有10%的人口是华裔后代，可能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所以我对秘鲁感到很亲切。

刚才张勇老师和李老师都讲到，尽管我们都有美国的学生，但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去西方化、去美国化的世界，不能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这个世界是多极化的：不仅中国在崛起，秘鲁也在崛起，拉丁美洲也在崛起；西方很多国家也值得我们学习，世界是多元的。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缺憾的，受西方影响太深，总觉得对美国很熟悉，对英国、欧洲相对熟悉——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这样。我们要熟悉全世界，而秘鲁恰恰是我们了解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提问3：中秘在矿产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已经非常具体，但很少有人提到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这一领域的第一个合作项目会是什么？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秘鲁的蓝莓，我个人也很喜欢，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蓝莓来自秘鲁。像TikTok这样的平台可以帮助秘鲁农民把蓝莓卖到中国。我想知道，在秘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合作是否也被视为一项优先事项？

提问4：我对刚才讲到的钱凯港非常感兴趣，它被描述为南美与亚洲之间的新物流门户。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有助于改变秘鲁与中国和亚洲市场之间的贸易格局？我们也想了解，它是否有助于秘鲁成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新的物流中心？

提问5：重阳金融研究院已经举办了，三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想听一下您的看法：对中秘关系未来的愿景展望，不仅仅局限于人权方面。谢谢。

卡洛斯·巴斯克斯：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也经常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数字网络，用来宣传我们的国家，也能从中获得一些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比如TikTok上的评论、中国知名网红发布的内容，在我们那里也很受欢迎。我们正在举办两个非常重要的展览：一个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三千多年前的秘鲁文物；另一个在上海博物馆。这两个展览将持续将近一年半，我们将非常密集地使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推广，显然这些做法都非常成功。当然，我们也很有兴趣继续充分利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数字媒体，这些媒体主要面向年轻受众——我自己也算是年轻受众，非常喜欢使用数字化工具。

在利用数字工具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我们希望为Z世代的专业人士服务，还有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创业者——他们想进入亚太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就需要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等工具。这也是《利马路线图》的关键领域之一，即推动非正规参与者的转型，这是2024年确定的方针。我们通过了很多部长级声明，其中一些重要成果就包括优先考虑广泛使用人工智能，使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第二个问题，关于钱凯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钱凯港在运营第一年大约处理了34万个标准箱；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到2025年，周边国家约有一半的相关货物由钱凯港处理——我说的是周边国家的货物，而不仅是来自欧洲的货物。所以，钱凯港有可能成为一个不仅服务秘鲁本国，而且服务整个地区的枢纽，这一点正在慢慢变为现实。

这是根据第一年运营结果得出的结论。我们要以钱凯港为支点补充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物理联通，通过公路、铁路将钱凯港与国内市场连接起来，进入一些可能位于偏远地区的市场。大家知道，秘鲁地理条件崎岖，是一个介于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之间的狭长国家，安第斯山脉是仅次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山，山峰海拔有六七千米，我们必须考虑地理方面的困难。

中国已经在高海拔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果不为钱凯港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就无法更好地服务秘鲁国内市场，也无法服务邻国市场。只有这样，钱凯港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物流中心，否则既不可行也不合适。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还会通过经济特区的方式加大投资，补充钱凯港的功能，发展国内制造业。

第三个问题。确实是重要的活动。我们知道，人权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各方会有不同看法：我们讨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讨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甚至在上文提到的背景下还会讨论环境权利等。这项活动未来可以从更广的角度开展讨论，为不同群体之间相的相互联系创造更多可能性。

在人权问题上，我认为我们要采取更宽广的视角，这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新兴国家、在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这些权利与政治和公民权利同等重要。对我们而言，我们正处于发展进程中，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即人权。如果考虑到一些新出现的人权议题，比如环境人权，甚至技术人权——不同群体对新兴技术的获取权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讨论话题。

卡洛斯·阿基诺：大家都看到中秘关系的大幅发展，我认为要鼓励学术交流。比如几年前，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曾到我们中心开展研究，我非常鼓励大家到我们大学来。当然，南美有很多大学，美国也有很多大学。今年4月我们刚庆祝过校庆，学校里有很多华人，大家会觉得宾至如归。我们将持续建立这样的关系。

王文：特别感谢大使先生来到人民大学，也感谢卡洛斯·阿基诺教授再次访问人民大学。

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人要第四次“睁眼看世界”。第一次是在将近200年前，当时中国处于清王朝时期，闭关锁国，不了解世界已经发生了工业革命；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此后一路遭受苦难，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技术。第二次“睁眼看世界”是五四运动时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学了很多西方技术，但仍然没有崛起，于是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

第三次“睁眼看世界”是改革开放时期，看西方、看美国，也看日本、看韩国，我们从西方学到了大量管理经验、投资等等。第四次“睁眼看世界”，不仅仅是看西方，而是看整个世界——这是中国作为大国，国民应有的基本素养。所以，秘鲁大使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也是帮助中国人更好地“睁眼看世界”。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大使先生！今天的大使讲坛到此结束，谢谢！

▲以上是人大重阳已举办的“大使讲坛”。点击图片可查看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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