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五〇年七月，香港码头外，一个女学生把行李丢了，把一只骨灰盒绑在身上，趁夜下了海。
盒子里，是陈宝仓。
一个国民党中将，一个右眼失明的抗战老兵，一个赴台潜伏的隐蔽战线成员。六月十日，他刚在台北马场町刑场牺牲。
人已经倒下，回家的路还没断。
陈宝仓字自箴，一九〇〇年生在北京，籍贯河北遵化。少年时家道中落，十四岁父母相继离世，他读完中学后考入清河军官预备学校，后来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
那时的陈宝仓，还只是旧军队里一个凭本事往上走的青年军官。
可九一八事变后，枪口前面的东西变了。国土被侵，军阀混战，读工兵、修工事、带部队，都不再只是个人前程。
一九三七年后，他参与武汉防务，又到苏皖前线作战。在安徽宣城一带，他负了重伤，右眼失明。
他没有退下来。
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却慢慢看清了旧政权里的腐败，也看清了共产党人在抗战中的作风。
在第四战区任职时，陈宝仓同吴仲禧、左洪涛等人有了接触。他支持进步刊物，赞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
这不是一夜之间的转身。
一九四八年春，他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又同中共香港分局方面接触。到了这一年末，他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看上去，他仍在国民党高层任职。
暗处的路，已经换了方向。
一九四九年春，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台湾，配合吴石开展情报工作。他熟悉国民党军队机构，又有旧部旧友，这样的身份，正适合潜伏。
可这样的身份，也最危险。
到台湾后，他利用“国防部”高参的掩护，获取台湾驻军防守部队番号、沿海防御工事等重要情报，手写整理成表格，交给吴石，再转送出去。
一张手写情报，后来成了要命的证据。
一九五〇年，蔡孝乾被捕叛变，台湾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被捕后，国民党方面在吴石家中搜出一份手写军事情报，核对笔迹，认定出自陈宝仓之手。
陈宝仓被捕了。
审讯里，对方想从他口中挖出更多线索。他只把事情往正常工作关系上推，拒不“认罪”。
他心里清楚，话一旦松口，倒下的就不止自己一个。
六月十日，台北马场町。
陈宝仓、吴石、朱谌之、聂曦同日就义。临刑前，陈宝仓给老友段翔九留下绝笔：“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
这几个字很轻。
后面的事很重。
政治犯的遗体，在那样的环境里，没人敢轻易去领。刑场边的人走了，台北的盛夏一天天压下来，尸身已经不能久放。
陈宝仓夫人师文通急了。
她联系到在台北的朋友，请他们冒险去认领遗体。唐辉麟、陈克敏等人赶到刑场，凭衣物和旧伤辨认，把遗体领出火化。
骨灰终于取回来了。
可从台湾到香港，再到大陆，每一步都卡着。
这时，陈宝仓三女儿陈禹方在台北的同学殷晓霞出现了。她正准备经香港去上海考大学，陈家便把这只骨灰盒托付给她。
一个女学生，带着一位烈士的骨灰上路。
船到香港时，难题突然摆在面前：她没有“入港证”，无法登岸。
岸就在眼前。
骨灰盒也就在身上。
殷晓霞没有把盒子留下，也没有转身带回去。她丢掉自己的行李，把骨灰盒密封好，绑在身上，趁夜潜水偷渡登岸。
海水漫上来时，她护着的不是一件行李。
是陈宝仓最后的归途。
等师文通接到骨灰盒，盒里的骨灰还是潮湿的。
这一点，像一枚钉子，钉在陈家的记忆里。
一九五一年七月，李济深为陈宝仓开具证明，写明他“在解放前做策反工作，不幸事泄，光荣牺牲”。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主席签发北京字第〇〇〇九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上写着：“查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一九五三年九月，陈宝仓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李济深主持公祭。
从台北马场町，到香港海边，再到北京八宝山，这只骨灰盒走了三年多。
陈宝仓活着时，最后一次出发，是去台湾。
陈宝仓牺牲后，最后一次回家，是一个女学生把他从海水里护上岸。
八宝山的墓前，风吹过石碑，碑上刻着他的名字。
陈宝仓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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