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删除敌国条款？联大现场，中朝连环质问，日方话都说不利索了！

2026年9月28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答辩权环节。现场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不是谁的声音更大，而是日本代表第二次起身回应中朝之后，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前面讲过的内容，这里不再重复。

接下来，日本代表没有再增加新的法律依据，而是重新强调日本战后80多年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加入联合国70年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

既然日本现在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防区外能力和“反击能力”，国际社会判断日本时，到底应该只听日本怎么描述自己，还是也要看日本正在做什么？

这场争论的起点，要回到2026年9月22日。当天，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公开提出，应当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她的理由并不复杂。

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已经提出删除有关“敌国”的表述，日本加入联合国70年来也持续参与联合国事务，因此这些体现1945年国际环境的内容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她同时还把这个问题与安理会改革放在一起讨论，认为现在的联合国机构应该更加反映现实国际格局。

1995年，联合国大会第50/52号决议已经把《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的相关“敌国”表述认定为过时，并表达未来通过《宪章》第108条程序予以删除的意向。

按照现行规则，修正《宪章》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通过，之后还要由三分之二成员国依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而且这个批准名单必须包括全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就是说，这不是日本在联大发个言、找到多数国家点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宪制改革。把这30年拉到一起看，事情就有意思了。

9月28日的第一轮答辩中，中方没有把全部篇幅放在1945年的历史上，而是明确提出一个判断标准：国际社会不仅要看日本怎么说，更要看日本怎么做。中方随后列举了日本近年来增加军事开支、发展中远程能力、调整武器出口政策等一系列动向，并据此反对删除相关条款。

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当年度“防卫力整备计划”相关支出按岁出计算达到8.8093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3345亿日元，增幅3.9%。日本防卫省还明确写明，防卫力建设正在围绕防区外防卫能力、无人装备等领域继续推进。

仅仅防区外能力这一项，2026年度预算就约为9733亿日元。日本正在推进改进型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舰射型和空射型、25式地对舰导弹、高速滑翔弹以及高超声速导弹等项目，同时继续扩大不同射程、速度和发射平台的防区外导弹研发、量产和采购。

这里才是整场争论最难绕开的矛盾，日本在联大现场的说法是，其防卫能力仍然控制在保障国家安全所必要的最低限度，坚持“专守防卫”，不会成为威胁其他国家的军事大国，同时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而中方质疑的恰恰是另一件事：既然能力结构已经在变化，那么日本仅靠“专守防卫”这四个字，能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变化？从这个细节判断，中日双方其实根本不只是在争一项旧条款，而是在争夺怎样定义现在日本安全政策的话语权。

东京的逻辑是：能力增加不等于政策性质改变，面对日本政府所称的“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增加能力依然可以放在最低必要自卫范围内解释。日方在9月28日的第一次答辩中就是这么表述的。

中方的逻辑则是：判断一个国家的军事政策，不能只看它给自己的定义，也要看军费、装备射程、作战能力和制度变化。9月28日中方第二轮回应再次把问题落到日本近年的军事安全政策变化上，并由此明确主张不应删除相关条款。

随后朝鲜代表行使答辩权，朝鲜采取的方式，与中方并不完全一样。中方主要是在问，日本现实安全政策的变化，会不会削弱日本要求删除条款的政治说服力。

而现实政治最麻烦的一点就在于：同一组事实，各方可以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日本认为，提升防区外能力、建立反击能力仍然属于自卫体系的一部分；中方认为这些变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朝鲜则用更强烈的语言把它们解释为日本重新增强进攻能力的表现。

谁也不能靠一句口号让这种分歧自动消失，但对于日本来说，真正不利的一点是，它想推动的是修改《联合国宪章》。只要目标是修改宪章，日本面对的就不只是“我有没有理由”，还必须面对“其他关键国家愿不愿意接受我的理由”。

日本第一次回应中朝时，内容其实非常完整。日本代表强调，日本维持的防卫能力只是确保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必要限度，坚持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

随后搬出1995年联大第50/52号决议以及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说明“敌国条款”早已被认为过时；之后又谈到日本对战争历史的反省、历届内阁立场以及战后对国际和平所作贡献。

这说明日本并不是毫无准备，但问题就在于，这套论证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日本怎样定义自己的防卫政策、过去联合国对这些条款怎么看、日本怎样评价自己的战后历史。

中方第二轮回应却继续抓着现实政策不放，强调日本近年来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变化，并再次把“当前行为”与是否应该保留条款联系起来。到了这里，日本再把1995年和2005年重新念一遍，其实已经无法增加多少新的信息。

于是到了日本第二次发言，联合国逐字记录里出现了那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日本代表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再重复”前面的内容，随后主要强调两点：日本80多年来一直以谦逊态度面对历史；加入联合国70年来，日本12次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积极参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

它并不能自动证明，在2026年日本安全政策持续调整的背景下，当年的政治条件还原封不动地存在，东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翻历史旧账”。

真正摆在它面前的是一个现实难题：日本一方面希望国际社会按照战后几十年的和平贡献重新定义自己，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扩充新的防务能力。

当周边国家对这些变化产生疑虑时，日本需要回答的就不只是“我们过去做过什么”，还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这些能力明天准备怎样使用”，这也是中方两轮回应真正抓住的地方。

过去的联合国决议，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长期要求删掉这些条款；现行《联合国宪章》，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现在仍然需要继续提出这个要求；而日本近年来不断变化的防务政策，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本该逐渐淡出历史的议题，到了2026年却重新成为联大会场上的争论焦点。

但中方两轮回应和朝鲜随后介入，又把日本近年的防卫预算、远程能力和安全政策重新摆到了桌面上。只要这种现实分歧继续存在，日本想把过去的政治共识进一步变成正式的《联合国宪章》修正，就很难只靠一句“条款已经过时”完成。

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仍然是日本的安全政策会怎样继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让围绕战后秩序的争议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