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北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周恩来把乌兰夫能否重新参加中央工作，摆在了一个不能回避的位置上。那时，乌兰夫已经多年离开领导岗位，外界还不断有人给他扣上“反党叛国”“搞分裂”的帽子。
这不是一般的人事安排，而是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判断。周恩来没有停留在空泛辩解上，而是调出旧案，逐条说明乌兰夫在民族地区长期工作的事实依据，尤其提到了1945年那次颇具危险的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部分地区曾出现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派乌兰夫前往苏尼特右旗处理这一问题。当时局势复杂，地方关系紧张，乌兰夫只带少数人员前去交涉，实际承担着很大风险。
周恩来在会议上反问：“如果乌兰夫同志是搞分裂的，中央为什么会派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接着指出，乌兰夫敢于正面做工作，正说明他维护的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这段往事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它发生在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探索的关键时期。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政府。乌兰夫承担了组织建设、军事斗争和地方治理等多方面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3月23日，他根据中央意见起草电报，明确内蒙古自治政府不具有独立主权，内蒙古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时，电报还对党组织建设、政权性质、军队工作以及自治区同各解放区的关系作出说明。
这份电报解决的，远不只是一个行政名称问题。它划清了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分离之间的界限，也为后来处理民族地区的政治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乌兰夫据此推进工作，逐步把分散的革命力量纳入统一领导。
当时，内蒙古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蒙古族地区，分别受到不同解放区组织的领导，彼此联系并不紧密。中央认为，只有逐步恢复内蒙古相对完整的区域联系，才能减少历史遗留下来的分割，推动民族团结。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周恩来请乌兰夫整理内蒙古情况材料，并将材料印发给与会人员讨论。会议形成了逐步统一东、中、西部蒙古族地区的思路。后来，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的区划调整，正是在这一方针下展开的。
执行中并非没有阻力。有些干部对历史沿革和民族问题了解不足，对区划调整持保留态度。乌兰夫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央已经定了，按中央决定办，我再去做工作。”随后，他多次同有关人员谈话协调，推动问题解决。1952年夏，自治区领导机关迁至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
周恩来对乌兰夫的信任，并非只建立在私人交往上。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长期负责民族事务和内蒙古建设，曾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要领导，并兼任内蒙古自治区重要职务。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常让他发言，涉及民族政策时尤其重视他的实际经验。
1957年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作了系统阐述后，仍请乌兰夫补充意见。乌兰夫谈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问题，周恩来认为讲得切中要害，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干部专业判断的尊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乌兰夫受到冲击。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保护乌兰夫，乌兰夫随后被安排到部队环境中，避免遭受更严重的迫害。保护一个受到错误指责的老干部，在当时并不是轻松的事情。
1971年林彪事件后，部分老同志陆续恢复工作。周恩来想到乌兰夫，便提出让他重新出来任职。到了1973年，乌兰夫终于回到北京，并被列入党的十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人选。
阻力很快出现。康生等人继续散布不实指责，试图阻止乌兰夫参加党的十大。周恩来据理驳斥，反复引用乌兰夫在内蒙古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表现，特别强调他在苏尼特右旗承担危险任务的经过。
周恩来的辩护，最终使有关诬陷难以成立。乌兰夫参加了党的十大，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重新进入中央工作。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周恩来曾为此承受压力，感慨总理不仅保护了自己的安全，也保住了一个民族地区干部继续工作的机会。
乌兰夫复出后，周恩来又考虑到民族工作不能长期处于停顿状态。他提出在全国人大设立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明确主张由乌兰夫负责。这个小组人数不多，却承担着恢复民族政策研究、沟通地方情况的重要任务。
周恩来还曾考虑让乌兰夫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由于当时的政治阻力，这一安排直到1977年才实现。乌兰夫接任后，将原有民族政策研究力量带入统战部门，使中断多年的民族工作逐步恢复了组织上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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