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咸丰十年（1860年）春，常州城外接连传来败讯。清军统帅和春率部退却，溃兵涌入城中，城内百姓面对的已不只是兵临城下，还有官军失序、地方防务松动带来的恐慌。
常州为何成为争夺焦点？当时太平军正向苏南推进，常州地处交通要道，又连接江南富庶地区。李秀成奉命东征，目标不仅是夺取城池，也要打开东进通道，继而回师配合安庆方向的军事行动。对清廷来说，这里则是保卫江南的重要屏障。
兵锋逼近，城里的局面迅速失控。清军守将和春败退后，清军士气大受打击；两江总督何桂清也离开常州。主官出走，原本就不稳固的防御更加难以维持。城外民房被焚，百姓进出受到盘查，随身财物也可能遭到阻拦。官军没有稳住秩序，反倒加重了居民的惶惶不安。
这场战事并非一座城单纯的攻守。清军在丹阳失利后，常州已缺少可靠的外援。城内仍有兵勇和民团组织抵抗，部分地方士绅参与守城。太平军则以劝降、围城和攻坚并用，试图尽快打开城门。劝降书中提出献城条件，城中守者却很难相信，交出城池后就能保全性命与财产。
有意思的是，守城者的抵抗并不能只用忠于清廷来解释。对许多普通居民而言，城破意味着家园可能遭洗劫，亲人也可能陷入危险。于是，民团与官军在防守上的合作，既有政治立场，也有保家自卫的现实考虑。把他们一概说成朝廷死党，显然过于简单。
农历四月初六，太平军攻入常州。城破后的巷战仍然激烈，守军依托街巷继续抵抗，进攻一方也有伤亡。战事结束后，城中出现杀戮和掠夺，居民遭受重大损失。关于死者人数，不同记载并不一致；一些叙述使用“数万”等说法，但若没有具体统计依据，不宜把数字当作毫无疑问的定论。
不过，人数难以核准，不等于暴力可以轻描淡写。战争中的屠杀、抢掠以及以惩罚为名的报复，都会把普通百姓推到最危险的位置。太平军初起时宣称反抗旧秩序，进入江南后却逐渐建立起军政控制，也需要粮饷、物资与地方服从。军队一旦以征取代替治理，百姓承受的便不只是战火。
常州陷落后，太平军在当地驻守多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被清军收复。长期占领意味着新的行政安排，也意味着持续的征粮、征款和军需压力。地方记载中关于索取财物、惩办不服者的内容，呈现的正是战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个案仍需辨析，但这种压力并非一句“军纪败坏”就能说尽。
太平军的另一面，正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它曾以推翻清朝、改变社会秩序号召民众，军事扩张后却未能始终约束部队，也未能避免强征与暴力。占下一座城，并不等于获得民心；若把城中居民当作可以任意支配的对象，胜利便会留下沉重代价。
常州之役的记忆，因此不只是城头攻防的记录。清军弃守与失序，使百姓先受一层冲击；太平军破城后的杀掠，又带来另一层伤害。两方责任各有轻重，受苦最深的却是无力左右战局的居民。史料对细节或有差异，这一点仍值得认真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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