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9月9日，湖南浏阳文家市附近，秋收起义部队打出了一面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的旗帜。旗面上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不只是图案，更表明这支队伍已经不再隶属于任何旧式军阀，而是有了自己的政治方向。
这面军旗的设计者，正是何长工。那时，他还叫何坤，是起义军第六连党代表。关于军旗样式，他参考了苏联红军旗帜的构图，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设计出鲜明的红色旗帜。它被视为人民军队早期具有标志意义的一面军旗。
何长工1900年出生于湖南华容。青年时期，他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在异国环境中逐渐认识到，单靠个人奋斗无法改变旧中国的命运。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投入洞庭湖西区和华容一带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何坤在武汉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认为，“坤”字不足以体现他的志向，便替他改名为“长工”，寓意一生做人民的长工。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他走过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后，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并不只是如何站稳脚跟，还包括怎样与外界恢复联系。部队人数有限，物资困难，远方还有一支刚经历南昌起义的队伍。能否找到朱德、陈毅，关系到井冈山根据地能否获得新的力量。
毛泽东把任务交给了何长工。据记载，他对何长工说：“要设法找到南昌起义部队，争取他们到井冈山来。”何长工没有迟疑，化装成逃兵离开根据地，先到长沙打听消息。
长沙方面传来的消息并不理想，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向粤北转移。何长工又辗转武汉、上海，随后赶往广州。偏偏此时广州起义刚刚失败，城内戒备森严，他只能暂时避开搜查，等待合适时机。
十多天后，他来到韶关，得知朱德率部暂时寄居在国民党军范石生部。何长工继续寻找，终于在犁铺头见到了朱德和陈毅。多年后人们谈及“朱毛会师”，常常只记住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却容易忽略这个奔走在险路上的联络者。
何长工向朱德转达了井冈山方面的情况，也带去了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告诉他，南昌起义余部同样在寻找新的落脚点。临别时，朱德写下给毛泽东的信。何长工带着这封信返回，双方的联系由此真正建立起来。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两支队伍的汇合，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也推动了工农革命军向红军转变。何长工没有站在会师仪式的中心，却完成了其中极关键的一环。
回到井冈山后，他又接受了另一项棘手任务：协助改造袁文才、王佐所部。两支队伍带有明显的地方武装色彩，人员成分复杂，作战方式和纪律要求都与正规红军不同。何长工没有摆出上级姿态，而是注意尊重地方力量，依靠党的政策逐步建立组织和纪律。
有意思的是，何长工早期革命经历中，既有机敏果断的一面，也有后来影响深远的政治选择。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1935年，中央主张北上建立新的根据地，张国焘却坚持南下。在这场关系红军前途的争论中，何长工站到了张国焘一边，并积极支持南下意见。
事实证明，南下路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分歧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何长工此前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功绩，并没有使他在这场政治风波中置身事外。这个选择成为他革命履历中无法绕开的转折点，也使他此后的职务安排明显发生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两延河防司令员兼政委，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主要负责东北解放区的军工和军械工作，远离了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先后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等职。他在工业建设、航空事业和地质工作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只是这些岗位不像战场上的军职那样容易被大众记住。
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何长工已经转入地方和国家工业管理工作，因此没有参加授衔。此后，他仍长期承担重要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一员。
1987年，何长工因病逝世，享年87岁。那面井冈山时期的红旗、一次穿越封锁线的联络，以及长征中的一次政治选择，共同构成了他复杂而真实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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