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点击图片跳转媒体报道
“老师好，我们这边是同济大学的……”当语音会议的提示音响起，另一端传来了同济大学辩手们略带紧张又充满期待的开场白。
在这块不见面的屏幕两端，一端是刚刚搭建好初步框架、正准备大展拳脚的青年学子，另一端则是善于拆解逻辑的邓哲导师。
邓哲老师是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上海律师辩论队副总教练，也是《超级演说家》2018年度总冠军。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金融辩题的推演，更是一次剥开金融外衣，向内探寻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的对话。
他们要聊两道辩题，准备的程度却并不相同。第一道题，队员们讲得又快又满；第二道题，他们先坦白了一句：“第二个题目我们现在整体的准备没有那么的完整。”
一个小时的辅导，话题一路从抽象的“规则”，讲到了具体的“人”。
刚性执法，为什么追不上乱象
同济大学面对的第一道命题是：金融网络营销乱象，更应当强化监管部门刚性执法，还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他们做反方。
辩手们显然有备而来。他们掏出了“9月30日落地的新规”（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制定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作为实证。
在他们看来，抖音、小红书、知乎等平台在落地之前就纷纷发布生态治理公告，展示自己已治理了多少乱象，恰恰说明：只要明确了过去模糊的责任边界，平台为了合规会自发进行生态治理。而刚性执法容易遇到被限制对象的逃避和推诿，平台的社区治理却能通过限流、折叠等更柔性的手段，深入到那些规避法规的灰色地带。
这个判断，在几乎同一时间得到了一个印证：“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冲上热搜，“秒批”广告从朋友圈消失。执法尚未开始，市场已经先动了起来。
但在邓哲听来，这种比较还停留在表层。他没有急于否定，而是去剖开了“执法”的本质。
他提醒辩手，行政法讲究的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一个行政处罚需要明确的规定、程序和听证，这就意味着它天然带有“自缚手脚”的迟缓属性。
用他的话说，面对营销花样翻新的“打地鼠”游戏，这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方式，从执法成本上来看往往账算不过来。
平台愿意管，因为它已经是“基础设施”
当辩手试图解释平台为何不只是因为畏惧执法才去治理生态时，邓哲抛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视角：平台日益变成了“基础设施”。
“这就好比一个供水供电公司，他不能说我是一个纯粹商业利润导向的……你不能够只挣钱不治理。”
他指出，把生态治理好对平台本身也是有利的：微信可以让朋友圈全是广告，不违法，但它选择克制：克制恰恰是它走到今天的原因；淘宝打击假货，也不只是怕惩罚，“你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品牌，上面有更多的正品，对你的平台本身没有意义吗？”
他甚至替辩手们想好了更上层的“帽子”。
谁污染谁治理，是过错责任的逻辑；
谁更有能力承担风险，是保险制度的设计逻辑；
谁离风险最近、损失最大，是外部性与公地悲剧的逻辑。
面对“正方会说平台整改恰恰是执法推手”的担忧，邓哲又补了一刀：“什么叫刚性执法？执法依据是什么？执法手段是什么，措施是什么？说不出来，那就说明这只是你拍脑袋的一个东西而已。”
约谈也不是执法：“拼多多被约谈了一次，那就代表拼多多上的这么多假货都被刚性执法了吗？”
更根本的，是问题的性质。金融营销乱象不是诈骗，不是犯罪，它是“乌烟瘴气”，在红线周围游走。
邓哲打了个比方：你的邻居总在“动次打次”制造噪音，你不停地打110，警察不停地上门批评教育，效果其实没有居委会好。“人们理解的刚性执法，一定是警察把人带走，上措施。”而“邻居级”的乱象，恰恰需要平台这种能钻进犄角旮旯的治理。
在这一刻底层逻辑也被彻底打通。
当辩论从“谁的手段更灵活”的比较，升级为“社会治理责任应当按何种原则分配”的追问时，那些飘在空中的政策条款，瞬间有了坚实的法理支撑。
辩手们敏锐地抓住了核心落脚点：刚性执法强调严厉的一刀切，而很多乱象并非绝对触犯红线，缺乏颗粒度的执法难以完美覆盖。
60岁算不算“老人”，适老化是不是“保姆”
如果说第一题是逻辑的重塑，第二题则是一场关于“人”的重新发现。
“保障老年群体网络金融服务权益，更应该依靠技术适老化改造，还是线下人工服务？”在这道题中，同济大学持正方立场。
辩手们顺着传统的政策辩思路，开始细数现状的痛点：线下人工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缺口极大；线上适老版软件按钮隐蔽、各类广告难以防范且交互逻辑差。
他们认为，长远来看反方补充人才的成本极大，而技术改造是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不仅成本更低，还能赋予老年人独立、平等的自主权。
但邓哲一针见血地叫停了这种对现状的过度铺陈。
他分享了自己真实的经历：为了给老人住的房子做适老化装修，他发现国内能做好的机构寥寥无几，且预算从普通硬装的二三十万直接翻到了惊人的100万。
他告诉辩手，适老化本身要求极高、极其费事，目前没有做好是因为能力不够且预算不足，所以现在做得糟糕很正常。与其浪费时间论证现在做得差，不如承认它的客观门槛，然后从“历史发展”的必然维度去拆解。
接下来的几句对话，直接击碎了辩手和笔者的刻板印象。
“60岁算老年人吗？”邓哲突然发问。
“算吧。”同济同学略显犹豫。
“今年2026年，60岁的人是65、66年出生的。他们也一样用这些东西的……你以为他很喜欢人工服务？他也不喜欢的。”
邓哲一语道破，随着时代推移，步入老年的群体真正需要的是能避免他们“摔跤”的合理设计，而不是一个随时站在旁边盯着自己的“保姆”。
此外，网络金融服务的初衷本来就是便利性和个人自主操作，过度配置人工服务其实与网络金融的目的背道而驰。
我们总是轻易地给“老年人”贴上弱势、全面排斥科技的统一标签，却忽略了时间的流动和人性的真实需求。
大势所趋，与人情所系
老龄化社会，人本来就越来越少，还能招到多少愿意做人工客服的人？“工商银行一共有多少用户？你真的要满足的话，你需要多少人？”
更何况：“AI都发展成这个样子了，最后人应该去干什么？是去做人工客服吗？”
但反方的牌同样锋利。邓哲提醒，反方肯定会打出令人揪心的社会学现实：
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把来不及学习它的老年人彻底抛出社会公共空间，就像城市交通的发展压缩了盲人的生存空间一样。
老年人真正需要的，还有人与人的现实接触和陪伴，这是技术难以替代的人性需求。而且，目前刑事司法领域危害极大的电信诈骗，重点突破人群正是老年群体。
真实世界里的金融问题，从来没有简单轻松的答案。
“我们确实有刻板印象，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辅导临近结束时，同济辩手坦诚地发出了感叹。
他们重新铺起那块背景：老龄化越来越厉害，人数比会越来越畸形；等到6070一代登场，需求会不一样：他们不需要一个保姆式的服务，他们需要的是被改造好的、不会让人摔跤的“房子”。
一个小时，两道题都换了一副骨架：一道破了“执法”的执念，一道破了“老人”的执念，最终都落回同一个词：具体的“人”。
这不仅仅是一场辩论技巧的打磨，更是对人文关怀的一次深度唤醒。
“听见交锋”，听见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胜负与交锋，更是年轻人如何去理解复杂的商业伦理，如何去平视并拥抱那些被时代车轮推着走的具体的人。
当青年学子们在深夜的屏幕前推翻重来、豁然开朗时，那些宏大的金融命题，终于落回地面，拥有了真实的温度与呼吸。
编辑｜许晨辉、韩玮琦
审核｜白雪
责编｜兰银帆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