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34年秋，五丈原军营，诸葛亮病重，魏延与杨仪却因退军安排发生冲突。几个月后，一位名将身死街亭之外，另一位重臣则安然回到成都。后人把这段变故概括为：诸葛亮放了一个该杀的小人，杀了一个该放的大将。
这句话流传很广，却不能完全当作史实。诸葛亮并没有亲手杀死魏延，杨仪也不是被他“放走”的叛徒。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诸葛亮生前如何安排这两个人，以及他去世后留下的权力空隙，为什么会迅速酿成悲剧。
魏延的能力，蜀汉上下都看得见。他出身并不显赫，却在刘备入蜀、汉中争夺以及后来的北伐中屡立战功。刘备夺取汉中后，没有让资历更深的将领镇守，而是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这份信任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军事分量。
魏延最大的特点，是敢打敢冲。他曾提出由自己率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主张以奇袭打破魏军部署。诸葛亮没有采纳，并非看不见魏延的勇气，而是担心孤军深入、后援难继。这个判断有稳妥的一面，却也让魏延始终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
两人的矛盾，更多是性格与用兵理念的冲突。诸葛亮强调全局、粮道和军令，魏延看重战机、速度与临阵变化。一个习惯把风险压到最低，一个愿意用险招换取突破。这样的组合，战争顺利时可以互相补足，局势恶化时便容易彼此猜疑。
杨仪则是另一种人。他长于筹划军务，能够处理粮草、文书和军队调度，在北伐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职责。问题在于，他性情狭窄而骄矜，与魏延长期不和。史书记载，两人见面常常争执，甚至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
诸葛亮并非没有察觉。相传他曾感叹二人如同水火，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原因很现实：蜀汉人才有限，魏延不能轻弃，杨仪也有实际才干。若贸然处罚其中一人，军政体系都可能受到牵动。于是，这道裂缝一直被压在表面之下。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双方在五丈原相持。长期对峙使蜀军粮运艰难，诸葛亮最终病逝。临终前，他安排退军事宜，魏延负责断后，杨仪统筹撤军。这个安排看似周密，实际上把两个积怨已久的人放进了同一场生死考验。
诸葛亮去世后，魏延认为大军不应立即退回，主张继续完成军事部署；杨仪则奉命撤军。魏延拒绝接受杨仪调度，双方各自上报朝廷。后来魏延烧毁栈道，率部南下，杨仪则认定他已经反叛，并率军追击。
这场冲突的结局，并不是诸葛亮下令杀魏延。魏延败逃至汉中附近，部将相继离散，马岱追上后将其斩杀，杨仪把他的首级送回成都。魏延家属也遭到诛连。严格说来，诸葛亮没有“杀了一个该放的大将”，但他生前未能处理好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确实为后来的兵变式冲突埋下了隐患。
杨仪也没有因此获得善终。退军后，他一度受到重用，后来因言语和行为失当，被贬往汉嘉郡。公元235年，杨仪上书发泄不满，言辞激烈，朝廷派人调查后，他自杀身亡。这个结局说明，杨仪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被放走的小人”，而是一个有能力、又缺乏自我约束的权力人物。
有意思的是，后世往往把复杂的制度问题，归结为诸葛亮个人的两次失误。这样的说法便于讲述，却遮蔽了真正的原因。蜀汉后期缺少能够压住全局的继承者，诸葛亮在世时，个人威望可以暂时平衡各方；他一旦离去，魏延与杨仪之间积累多年的矛盾便迅速失控。
诸葛亮的谨慎保护了蜀汉，也限制了部分将领的主动性。他重视纪律，依赖秩序，习惯用行政手段维持军政运转。可在接班安排上，若只依靠个人威信，而没有更清晰的权力边界，再周密的部署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失效。
因此，标题中的“放”与“杀”，更像后人对一桩历史悲剧的简化判断。魏延不是因诸葛亮亲自下令而死，杨仪也不是被诸葛亮有意宽纵。真正留下教训的，是人才之间的旧怨、军令之间的冲突，以及一位核心人物离世后，组织内部突然失去缓冲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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