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9月29日)明确表示,他反对与中国共同监管人工智能。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因为此次中美互动之前,双方刚举行了人工智能对话,甚至有传言中美已经就共管人工智能达成了一些共识,而特朗普的话显然和这些放风不同。
不仅如此,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和他之前的放风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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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不管是在中美竞争、国家安全,还是两国合作等问题上,特朗普都是以交易作为主要出发点,而他的团队主要是以竞争为出发点。
我之前也说过,中方和特朗普之间的议程主要是交易,和他的团队则主要是战略竞争,只不过他有时候要迁就团队,有时候在策略阶段性上能一言九鼎。
现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则恰恰相反。
如果说中美峰会之前,双方的人工智能对话是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当时透出的消息说,双方达成了一些共同监管的共识。
但现在特朗普突然说,他反对和中国开展人工智能监管合作,说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特朗普内部团队似乎愿意与中方合作,而特朗普本人则想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如果美国跟中国展开人工智能监管合作,毫无疑问会使中国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拔得头筹,他要确保美国在下一轮科技革命,或者新一轮人工智能主导的科技革命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
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战略竞争态势,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只要特朗普反对,中美至少在人工智能共同监管上,恐怕很难达成实质性合作,而人工智能在当前中美众多的竞争领域里,又是非常敏感、非常危险的一个领域。
我之前说过,从9月8日开始,美国科技界掀起了一场很大规模的讨论,焦点是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
这里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悲观论,或者说末日论;另外一种是怀疑论;还有一种则是乐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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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派不用说,末日论认为只要人工智能继续发展下去,最悲观的情况是恐怕在十年之内,人类就可能被人工智能毁灭。
中间的怀疑派则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用好人工智能,另一方面也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
目前,中美是全球人工智能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两国能够携手管控风险,既可以造福全人类,同样也有利于中美自身。
因此,我之前提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可类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苏的核裁军谈判。
当年美苏的核心风险集中在核武器,若不加管控,将威胁地球的生存;而如今,核武器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已让位于人工智能。
但由于特朗普目前明确持反对立场,中美在人工智能共同监管方面的前景并不乐观。
让人欣慰的是,从9月8日美国的AI行业大讨论可以看出,不少美国科技巨头的高管其实都保持着清醒,纷纷提出应适当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美两国高层能够就此达成共识并开展监管,我相信无论是对全人类,还是对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都将是一件好事。
但很遗憾,特朗普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这与他在其他议题上重交易的模式截然相反。
同时,这也暴露出特朗普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带有很强的陈旧色彩,这一点从2018年贸易战也能可见一斑。
在全球化环境下,贸易逆差是复杂难题,需要跨国家、跨体制协同处理。然而,特朗普却搬出了19世纪、20世纪初已被历史证明效果有限的高关税手段,这注定难以取得成功。
如今在人工智能议题上,他的战略竞争思维压倒了人类共同风险意识,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目前对中国依然存在囚徒困境,双方互信不足,尤其美方不愿合作,我方自然也不会单方面推动合作。
可以预见,2035年之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还将持续白热化。不过至少在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层面,中国极有机会实现对美国的反超,这对国内企业发展和整体社会现代化建设来说是利好。
然而,作为两个负有全球责任的大国,如何站在哲学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应对 AI 风险,仍然是摆在中美面前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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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特朗普的任期还剩两年多,我们既要善于把握其中可以利用的空间,也要严密管控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类潜在风险。这也将是中国外交与对外战略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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