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毛主席收到一封电报，读后大怒，作者身份47年后才终于揭晓！

1946年秋，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读到一封来自华北战场的公开电文。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看完后神色严峻，留下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这句话。电文写得越狂，背后的较量反而越深。

这封电文的作者，表面上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那时的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一个人在敌方司令部中执笔，字字都要替对方说话，却又必须让这篇文章发挥另一种作用，难度可想而知。

事情起于大同集宁战役。1946年7月至9月，晋察冀、晋绥两大解放区集中兵力进攻大同，原本希望打通晋北交通，扩大华北根据地。大同久攻不下后，傅作义抓住机会出兵集宁，形成了大同、集宁两地相互牵制的局面。

傅作义采取的是“围魏救赵”的办法。他判断，解放军若继续围攻大同，集宁一旦受到威胁，张宗逊等部势必回援。战场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解放军不仅没有攻克大同，集宁也失守，随后张家口被迫撤离。

这场失利对晋察冀解放区震动很大。张家口是根据地的重要城市，战略意义十分突出。罗瑞卿后来把大同集宁战役称作解放军军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败仗，并非故意贬低部队，而是强调这次失利暴露出的指挥、协同和战场判断问题。

傅作义获胜后，急于向蒋介石和美国方面显示战果，也想借此打击解放区军民的信心。他让阎又文起草公开电文，措辞必须强硬，最好能把解放军说得不堪一击。

阎又文明白，这不是普通的公文。写得不够狠，傅作义不会满意；写得太狠，又可能激怒解放军。于是，他通过组织关系请示。周恩来的意见很明确：“要写，而且要写得狠一些。”

毛泽东得知后，也表示赞同，并让人转告阎又文：“让他狠狠地骂，骂得越厉害越好。”这并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心理战。

电文随后公开发表，内容极尽讥讽，专门拿长征和华北战场的失利说事。解放区的报纸还将其全文刊载，朱德要求有关部队组织干部学习。有人不解，既然是敌人的辱骂，为何还要反复传播？

道理并不复杂。对解放军而言，公开电文能够激起官兵的羞愤和斗志；对傅作义部而言，这份“胜利宣言”又会加重骄傲情绪，使其误判解放军的真实实力。阎又文夹在两种力量之间，既完成了公开身份下的工作，也让情报战多了一层掩护。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一直没有察觉秘书的真实身份，甚至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并不知情。阎又文每天接触的都是军事、政务和宣传材料，稍有疏忽，便可能暴露。隐蔽战线最难的地方，往往不是传递一份情报，而是长期保持“可信”。

1946年10月11日，张家口被傅作义部攻占后，阎又文又奉命起草《上毛泽东书》。这类文字不断抬高傅作义的声势，却也让他在对手眼中逐渐形成了骄横自信的形象。两年后，战场局势已经完全改观。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张家口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傅作义部受到重大打击。北平城内的军事压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傅冬菊等人的沟通，共同促成了和平谈判。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古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火。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仍没有公开功劳，而是继续以原有身份协助处理起义部队改编和绥远和平解决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水利、农业部门任职，1962年9月在北京病逝，年仅48岁。临终前，他只对家人留下了一句：“有事情找组织。”

墓碑上的介绍十分简略，子女只知道父亲是党员，却不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究竟做过什么。由于档案长期保密，家人在入党、参军和工作审查中屡屡遇到疑问。一个为革命隐姓埋名多年的人，连自己的孩子也无法向外界说明。

直到1993年，阎又文的联系人王玉确认其身份，罗青长等知情者也提供了证明。1997年，相关文艺作品对阎又文形象出现失实描写，罗青长撰文说明情况，这段尘封多年的经历才逐步为公众所知。

那封写得锋利异常的电文，留下的不只是一次胜负较量。它让人看到，战场上的枪炮之外，还有判断、忍耐和身份之间的角力。阎又文把最容易留下姓名的功劳，藏进了最不适合署名的文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