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姐妹3人，大姨嫁百万煤老板，二姨陪同窗打拼，晚年差距刺眼

我妈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大姨叫周秀兰，二姨叫周秀芬，我妈叫周秀英。她们仨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一个锅里吃饭长大的，长得也像，年轻时候照片拿出来，三个人站一块儿跟三朵花似的。可这三朵花后来开到了三个不同的院子里，过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日子。

大姨周秀兰嫁得最好。她二十岁那年嫁给了县里一个煤老板，姓刘，叫刘德贵。那时候刘德贵三十出头，离过一次婚，手里有两个小煤窑，在县城里头算是有钱人。大姨那个人长得好看，鹅蛋脸，皮肤白，个子高挑，在县纺织厂上班的时候后头跟了一串小伙子。她挑来挑去挑了刘德贵。我姥姥当时不同意，说那个人离过婚，又比你大那么多。大姨说离过婚怎么了，他有钱。我姥姥说有钱能当饭吃？大姨说有钱怎么不能当饭吃，没钱才不能当饭吃。我姥姥被她堵得没话说。大姨嫁过去以后确实过上了好日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别人家还在骑自行车，她家就买了摩托车。后来别人家买摩托车了，她家换了桑塔纳。她在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开了家服装店，雇了两个人，自己当老板娘，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在店里喝茶。她回娘家的时候拎着大包小包，给我姥姥买呢子大衣，给我妈和二姨买雪花膏和丝巾。我妈她们那时候刚结婚，日子紧巴巴的，大姨来了就跟过年似的。

二姨周秀芬嫁得最差。她没嫁煤老板，也没嫁有钱人。她嫁给了她的高中同学，姓孙，叫孙德明。孙德明家里穷，爹妈都是种地的，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镇上开了个小修理铺，修自行车修三轮车，后来修摩托车。二姨跟他结婚的时候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就在老家摆了两桌酒，请了亲戚吃了顿饭。我姥姥说二丫头你图他什么。二姨说他对我好。我姥姥说好能当饭吃？二姨说能。我姥姥叹气说你这孩子跟你大姐一样犟。二姨嫁过去以后日子确实紧。她和孙德明住在镇上那间修理铺后面，一间半的房子，前面修车后面住人。冬天冷夏天热，洗个澡都得拿盆接水。她那时候在镇上的小卖部当售货员，一个月挣几十块钱。孙德明修车一个月挣个百来块。两个人加起来不到两百，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她回娘家的时候不怎么买东西，就是帮着干活。我姥姥说二丫头你日子过得苦。二姨说不苦。我姥姥说这还不苦？二姨说妈你别老拿我跟大姐比，人跟人比不了。

我妈嫁的是中间那个。我爸在县农机站当技术员，一个月挣个百来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妈在街道工厂上班，一个月几十块。日子不算好可也不算差。我妈说她们姐妹仨，大姐嫁了钱，二姐嫁了情，她嫁了个安稳。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几十年以后的事。

大姨的煤老板刘德贵那些年确实赚了不少钱。他那两个小煤窑越做越大，后来合并了旁边几个小矿，成了一个中型煤矿。九十年代末那会儿煤价涨得厉害，他一夜之间成了县里的纳税大户。大姨那几年风光得很。她那个服装店从一间扩成了三间，后来不干了，去县城最好的地段开了家饭店。她穿金戴银的，手上戴着大钻戒，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我姥姥过生日她包了个大红包，把我姥姥吓了一跳。她说妈你拿着花，想买什么买什么。我姥姥说你这钱来得容易。大姨说那是，我们家老刘能挣。

可好景不长。2008年以后煤价开始往下掉，环保政策也越来越紧，小煤矿关停并转。刘德贵的煤矿被列入了关停名单。他那些年赚的钱大部分又投进去了，扩大产能、买设备、交各种费用。煤矿关停以后他手里没什么活钱了。他想着转型做别的，投了几个项目，有赔有赚，算下来还是赔得多。后来他身体也不行了，常年下矿落下了矽肺，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他倒下了。大姨那个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她把饭店盘出去还了债。刘德贵在床上躺了好几年，大姨伺候了他好几年。他走的时候六十八，走之前拉着大姨的手说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大姨说你别说了。他走了以后大姨把剩下的钱算了算，还有一套县城的房子，一套老家镇上带不走的旧院子，存款不到二十万。那年她六十五。

二姨那边不一样。孙德明的修理铺从修自行车干到修摩托车，又从修摩托车干到修汽车。他那个铺子从镇上搬到了县城边上，从小铺子变成了大修车厂。他没发什么大财，可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他带徒弟，一个带一个，后来手底下有十几个工人。他修车修得好，人家都认他。二姨在小卖部干了几年不干了，去他厂里帮忙管账。两口子从一间半房子搬到了两室一厅，从两室一厅搬到了三室一厅。他们没买过豪车没戴过大金链子，可他们银行里有存款。二姨那些年攒的钱，孙德明那些年挣的钱，一点一点地攒着。他们不炒股不理财不放贷，就存定期。存折上那些数字一年一年地长，长得不快，可它一直在长。孙德明六十岁那年把修车厂交给了徒弟打理，他自己退下来，每天早上跟二姨去公园打太极，下午下下棋，晚上看看电视。二姨说老孙你这辈子就知道修车。孙德明说修车怎么了，我修了一辈子车，把你养得好好的。二姨笑了笑。

大姨现在七十三了。她一个人住在县城那套房子里，房子是旧了点可还值点钱。她手里那不到二十万存款她不敢动，留着以后看病用的。她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出头，够吃饭的。她每天早上出去买菜，挑便宜的买。她那些年穿金戴银的衣服早就不穿了，柜子里剩几件体面的，出门才穿。她那些姐妹有的走了有的瘫了，她还能自己走动。她有时候去二姨家坐坐，二姨给她泡茶，两个人说说话。她走的时候二姨给她装点自己做的咸菜。她拎着那兜咸菜往回走，路上碰见熟人跟人家说我去我妹那儿了。人家说你们姐妹俩感情好。她说嗯。

二姨现在七十一。她和孙德明住在县城那套三室一厅里，房子是早年买的，现在值不少钱。他们手里有存款，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可我知道他们不愁。孙德明的修车厂还在开着，每年分红。二姨没事的时候去老年大学学国画，学了好几年了，画得还不错。她画的牡丹挂在家里客厅墙上，红艳艳的。她每天早上跟孙德明去公园打太极，打完了一人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坐在公园长椅上慢慢吃。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德厚你说人这辈子图什么。我说图个安稳。她说对。她说你大姨年轻时候多风光啊，穿金戴银的，回娘家拎着大包小包。我那时候拎着两斤猪肉回去都觉得寒碜。可你看现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什么得意也没什么惋惜。她说你大姨那个人命不好，嫁了个能挣钱的，可那钱留不住。我嫁了个不能挣钱的，可他一点点挣一点点攒，攒了一辈子。她说攒钱这个事，不怕慢，就怕站。你站一会儿别人就超过你了，你慢慢走，走一辈子也能走很远。

我妈现在七十四。她嫁的那个安稳的，我爸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她自己也有退休金。他们日子过得不好不坏，跟二姨家比不上，跟大姨家比又强些。我妈说她们姐妹仨她最没出息，一辈子不上不下的。可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她说大姐风光过，二姐苦过，她平平淡淡过了一辈子。她说平平淡淡也挺好。

我有时候想，她们姐妹仨年轻时候站在一块儿照的那张照片。大姨穿着的确良衬衫，二姨穿着碎花裙子，我妈穿着灰布裤子。三个人都扎着辫子，都笑得好看。那时候她们不知道以后的事。不知道大姨的金链子后来会换成买菜的塑料袋，不知道二姨的两斤猪肉后来会变成存折上的一个零，不知道我妈的灰布裤子后来会换成的确良衬衫。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只是站在那儿，笑笑的。那张照片在我姥姥家那个旧相册里搁着。姥姥走了以后相册归了我妈。我妈有时候翻出来看看，看完了搁回去。她跟我说了一句——德厚你记住，日子不是比谁跑得快，是比谁跑得久。跑得快的不一定跑到终点，慢慢跑的说不定就跑到了。

我今年四十七，开店开了十几年。我有时候坐在店里那把旧椅子上，会想起我妈她们姐妹仨。我像谁呢。我没大姨那个命，嫁不了煤老板。我也没二姨那个运气，碰不上孙德明那种人。我大概就像我妈，找个安稳的人过安稳的日子。可安稳的日子也得慢慢攒。不攒也攒不出东西来。我那个五金店这些年攒了点钱，不多，可它在攒着。我媳妇说你就知道存钱。我说存钱怎么了，存钱踏实。她说那也不能光存不花。我说花，该花的花。可剩下的存着。存着以后用。她说以后用干什么。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她白了我一眼。我笑了笑没接话。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把今天的账记了。明天开门接着干。不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