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山路崎岖，部队衣衫破旧，但两支队伍见面时，战士们还是彼此握手、交换粮食和消息。对刚刚走过长征艰难路程的红军来说，这场会师意味着力量汇合，也意味着新的考验即将到来。
当时，红四方面军兵力和装备都占有明显优势，中央红军人数较少，连续作战后损耗也很大。张国焘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判断：红军今后的行动，应当由兵力更强的一方主导。问题的焦点，逐渐从“向哪里走”，变成了“由谁来作决定”。
中央确定的战略方向是北上，争取同陕北革命力量会合。张国焘却主张南下，认为川西、川康一带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两种意见反复交锋，部队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谈到，1935年草地时期与张国焘的斗争，是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原因正在于党和红军面临分裂风险。
会师后的争论，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张国焘要求更大的指挥权，中央为维护团结作出过让步，甚至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但权力安排没有消除路线分歧，南下与北上的矛盾仍在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张国焘意见的干部，并不都是他的旧部。其中有些人曾长期跟随毛泽东，甚至在革命低潮时给予过帮助。因此，后来被提及的何长工、罗炳辉、李卓然、邵式平，更适合放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理解，不能简单说成“四人公开背叛毛泽东”。
何长工与毛泽东的渊源很深。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随部队上井冈山，曾奉命争取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后来，他又辗转寻找南昌起义余部，与朱德取得联系，为井冈山会师发挥了作用。
正因如此，何长工在会师后的立场变化，格外引人注目。他一度赞同张国焘方面的意见，实际上反映出部分干部对兵力、根据地和战略安全的现实顾虑。红军到达陕北后，何长工作了检讨，组织并未因一次错误判断否定其长期贡献。此后，他主要从事军工、教育和后勤等工作，晚年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罗炳辉是骁勇善战的红军将领，曾任红九军团军团长。两军会师时，他所在部队被纳入新的指挥体系，对张国焘的主张表示过支持，还曾将有关信息转交张国焘。这一做法后来被认为不妥，但它发生在复杂的指挥关系之中，并非个人与中央彻底决裂。
罗炳辉随后向组织作了检讨，仍被安排在革命队伍中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承担重要军事任务。1946年6月，罗炳辉因长期积劳成疾在山东逝世，年仅49岁。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中。
李卓然的情况也颇有代表性。他曾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在中央红军处境困难时，仍与毛泽东保持接触。遵义会议期间，他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表示支持，这段经历说明两人的关系并非因一次分歧便完全破裂。
会师后，李卓然受当时形势和组织关系影响，对张国焘的南下意见有所认同。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并不正确。毛泽东没有把他的错误扩大化处理，李卓然此后继续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曾任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邵式平与方志敏关系密切，也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干部。毛泽东曾称他为“邵大哥”。长征途中，邵式平在红五军团工作，会师后随部队进入红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并在有关会议上赞成南下主张。
这段经历，成为邵式平后来反思的重要内容。回到陕北后，他向中央说明了自己的认识。毛泽东没有因此将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而是继续使用这位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邵式平出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后任江西省省长，直至1965年病逝。
毛泽东处理这些人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区分政治路线错误与长期革命贡献。该批评的批评，该检讨的检讨，但不把干部一次失误等同于一生定论。长征时期的分歧，最终随着北上战略得到验证而逐步平息；几位将领也各自承担了新的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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