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扩大内需为何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罗志恒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是我国经济的重要优势，因此，不能简单将“供强需弱”归因为供给能力过强，核心问题在于供给结构与需求不完全匹配。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随着需求增速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推动供给结构及时适应新的需求特征。

今年以来，受益于物价水平回升、资本市场活跃、进口贸易向好等因素，财政收入表现好于市场预期，税收增速总体与经济增长基本匹配。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较上半年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增速5.4%高出0.5个百分点。一系列宏观数据折射出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同时，引发各界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广泛讨论。如何客观看待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读懂宏观政策内在逻辑与发力方向的前提。

CFP图

理性看待经济的结构性分化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我国经济分化的讨论热度较高。这类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与微观感受之间存在的“温差”，但部分观点存在片面化倾向，简单将转型期出现的阶段性“温差”，等同于长期固化、难以弥合的趋势性“裂痕”。对此，有必要厘清认识、加以辨析。

一是分化是经济转型、技术进步的阶段性伴生现象。我国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当中，分化主要表现为行业间的分化，旧动能深度调整、新动能加速成长，这种分化是政策着力推动的方向。近期公布的多项经济税收数据呈现出的结构性亮点，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一是新动能增长较快，1月—8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AI）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二是服务消费明显好于商品消费，1月—8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长的1%。三是投资结构继续优化，在投资总量下降的同时，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产品等领域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分化并非我国经济特有的问题。AI技术革命之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大都面临经济分化，新兴行业资源涌入、传统行业资源流出，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和企业率先成长。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客观看待当前我国经济。

三是并非所有分化都是坏事。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旧动能退坡、新动能成长，资源向高效率部门集中，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之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真正需要警惕的有两类情形。一类是盲目跟风和投机式投资。一些地方在AI等热门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概念炒作、盲目扩张，浪费财政金融资源，还可能放大局部泡沫。另一类是放任分配不均。如果技术进步的收益长期集中于少数企业、群体和地区，而转型成本持续主要由中小企业、普通居民和欠发达地区承担，阶段性的结构差异就会固化为收入、财富和发展机会的差距。

笔者认为，既需要讨论结构分化，也需要重视总量问题。分化更多反映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约束。如果总需求持续偏弱，企业仍面临订单不足、价格竞争、盈利承压等问题，结构性亮点就难以转化为收入提升、就业扩容与市场预期改善。不能因为有新动能的亮点，就忽视旧动能收缩带来的总量压力。在新旧动能实现顺畅接续之前，必须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为经济转型升级营造良好宏观环境。

“供强需弱”实质是供需不适配与总需求不足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今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肯定当前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同时，强调“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

笔者认为，需要全面、理性看待“供强需弱”问题。

“供强”不等于过剩，实质是供需不适配与总需求不足。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是我国经济的重要优势，完备的产业链条、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快速扩大供给的能力，既有力支撑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也是我国制造业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根基。因此，不能简单将“供强需弱”矛盾归结为供给能力过强一个方面。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随着需求增速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既有供给结构能否及时适应新的需求特征。当前，“供强需弱”主要体现在商品领域，服务领域则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足”，尤其是高质量的养老、托育、家政、文旅等领域的优质服务供给仍存在较大扩容提质空间。

因此，供给侧要更加注重资源配置同需求变化的动态匹配。对于效率偏低、缺乏长期竞争力的供给，应依托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市场化出清推动其有序调整，引导资本、劳动力、信贷等要素更多向高效率企业集聚。同时，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与高品质消费供给，推动生产要素流向真实需求旺盛、附加值更高的领域。如果低效率供给调整节奏偏慢，企业就会长期集中于需求增长有限的市场；如果优质供给形成不足，部分潜在消费需求就难以转化为现实消费。

此外，供给结构与需求变化的错位，在企业层面突出表现为同质化的“内卷式”竞争。大量企业生产相近的产品、采用相近的技术路线、瞄准相近的消费群体，竞争便越来越集中于价格比拼与市场份额争夺。从中长期看，如果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更低的价格，不能相应地转化为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就难以形成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的持久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一个行业长期依赖“以价换量”维持增长，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持续被价格竞争消耗，企业即便短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强度，也很难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与持续的资本开支能力。因此，“反内卷”的关键不在于减少竞争，也不是简单限制企业降价，而是推动竞争回归价值创造，引导市场从同质化的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的价值竞争，从依赖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价值创造。

我国经济并不缺少强大的供给能力。过去的供给优势更多体现在规模、成本与产业链优势，今后则应更多体现为服务能力、产品差异和附加值优势。唯有如此，才能让“供强”持续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提供支撑。更为关键的是，用好需求的牵引作用，为优质供给创造市场空间，让创新获得合理回报，促进企业利润成为持续投资与供给升级的坚实基础。

加强政策协同，加力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持续扩大内需”，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力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政策力度持续加大的信号。

7月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宏观政策更加注重落地见效与协同发力。通过加快财政支出与债券资金落地使用，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建设，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持续扩大投资与消费需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保持财政可持续底线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政策协同效应。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用于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综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工具，支持消费升级与重点领域投资，以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通过创新财政政策工具，放大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

7月会议还强调，“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表明下阶段提振服务消费将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发力。笔者认为，政策可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优化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和质量评价机制，推动医疗、教育、养老、家政、法律、工程咨询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增强市场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识别能力，减少服务消费的信息不对称，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增强对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激励。当前部分地方发展服务业动力偏弱，服务业相关统计与财税制度尚不健全，服务业发展成效难以被充分识别和有效考核。对此，需优化服务业统计口径与税收分配规则，实现成本收益的匹配，谁负责发展谁就有权享受发展的收益，这就要求按照服务活动发生地原则来进行统计和税收分享，避免大力发展服务的地区却难以获得相应的统计数据和税收收益。同时，提升服务业发展成效的可识别、可考核水平，激发地方政府推进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动力。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培育未来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供给质量和供需适配性。

此外，扩大服务消费不能忽视需求侧政策的协同配合，通过加快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创造有利的收入条件、时间条件。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既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推动新旧动能平稳转换。

本文刊发于《中国税务报》2026年9月30日B1版

来源：中国税务

【来源：中国税务报】

微信搜索关注“九派财经”（微信号:JPCJnews）实时查询金价今日价格走势、油价最新调整消息，获取A股最新动态、企业重大资讯、原创精选等财经快讯。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jp.jiupai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