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孙国芳和李方东，1987 年同年出生，2009 年结婚，相恋两年结的婚。
婚后日子不算富裕，两口子一个在工厂上班，一个在连锁超市做主管，每月加起来几千块，刚够过。
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出租屋里。
变故是从婆婆开始的。
2011 年春天，婆婆被确诊尿毒症晚期。
透析每周三次，一次 600 元，一个月下来近一万元——这是十年前的济南农村。
公公和李方东得在外挣钱，照顾病人、跑医院、做饭送饭的活，全压在孙国芳一个人肩上。
她做了一个决定：辞职。
辞职后她凌晨三点起来和面，医院门口摆摊卖煎饼。后来煎饼摊攒了点钱，她把它改成了一间小快餐店。
她在病床和灶台之间两头跑，从超市主管变成了煎饼摊主。这中间的滋味，没人比她更清楚。
婆婆前前后后治了将近四年。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欠下了四十万的外债。
2013 年底，婆婆还是走了。
按理说，这一家该喘口气了。欠的债慢慢还，孩子慢慢长大，能熬出来。事实也是这么开始的。
2014 年开春的时候，夫妻俩已经在数着还款的日子了——每一笔借款对应一个亲戚，每一次进账对应一笔还款的进度。
转折发生在 2014 年 7 月。
李方东开始莫名其妙地呕吐。一开始他没敢告诉妻子，自己扛了两个月。
9 月去医院一查——肌酐 777。血肌酐超过 450 就定性为尿毒症，他比那个数字多了将近一倍。
他妈妈就是这个病走的。前后治了四五年，没救回来。
回家那天，李方东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他跟孙国芳说："不治了，离婚吧，我不能拖累你和孩子。"
孙国芳没接这个话茬。
她没哭，也没慌，只是问了医生一句话："除了透析，还有没有别的路？"
医生说，换肾。但肾源要等。移植办的人告诉他们，最起码要等两三年。以李方东当时的身体情况，可能撑不到那时候。
公公第一个站了出来，要把自己的肾给儿子。但是他年纪大、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不符合捐献标准。
孙国芳没等。她瞒着丈夫，一个人跑到军区总医院，偷偷做了配型。
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活体肾移植配型成功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2014 年 12 月 9 日，结果出来。她是那十万分之一。
那天她对着医生哭了很久，从医院出来又打电话给丈夫。她说的是："东子，你有救了，我给你配型成功了。"
公公知道后坚决反对，要捐自己来。李方东更是想尽办法让她放弃——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
孙国芳只回了一句："他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爸爸。就凭这两点，我就得救他。"
孙国芳的父母一开始也反对。六十多岁的母亲怕她出事，怕她留下后遗症，怕她以后自己身体扛不住。父亲最后流着泪签了字——"先救人吧"。
手术定在 2015 年 3 月 10 日，济南军区总医院。
手术费还要二十多万。孙国芳手头一分钱都没有。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最先伸出援手的是李方东老家的八个村子。
八个村集体捐款，从两万八到两万多不等，加起来十来万。素不相识的好心人也一笔一笔凑。济南台记者当时在病房里写下过一句话——"科室里的医护人员都向她敬礼。"
2015 年 3 月 10 日上午，两台手术前后差不多五小时。孙国芳的左肾放进了李方东的体内。手术室出来那一刻，孙国芳脸色苍白、嘴唇没一点血色，开口第一句话问的是——"他怎么样？"
这是她自己的丈夫，她把一颗肾给了他。
术后没那么顺利。李方东出现了严重排异反应，又继发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医生连着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孙国芳守在 ICU 外面，每天给他拍背排痰，几千次，手掌拍得红肿。
21 天后，李方东咳出一口黑痰，体温降下来了。
他活过来了。
再后来，夫妻俩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小店，开了家面馆，名字叫"芳芳面馆"——丈夫起的，藏的是对妻子的感恩。
到 2026 年的今天，芳芳面馆还在正常经营。"
没有新的新闻，没有新的波折"——这对于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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