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39，29，29，47，他们是谁？

38岁，39岁，29岁

29岁，47岁

这是一百年前

五位北大英烈

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闻一多

生命定格的年纪

他们曾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呐喊

把理想写进民族的命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

为追寻先辈足迹

重温青春理想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推出

系列有声故事《北大英烈》

第一季50集

已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上线

跟随小北循着声音回到一百年前

去听那些名字背后一段段炽热的青春

01 李大钊：红楼里的播火者

1918年，他走进红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那间办公室后来成为一群年轻人最常去的地方。

1920年3月，在他的指导下，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北大学子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最迫切的问题是缺书——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国内极为罕见，李大钊便托人从日本、欧洲搜罗。他常说：“思想的武器比刀枪更锋利，这些书就是唤醒民众的火种。”

研究会建立了供会员借阅的藏书室，取名“亢慕义斋”，是德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墙上贴着马克思画像，书架上排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桌前总是坐满埋头研读的青年。每到周末，李大钊常来这里，围绕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问题与青年们深入交流。为了让更多人接触真理，成员们还动手抄录著作，油印后分发给各校进步学生。“亢慕义斋”的灯光，照亮了无数青年的救国之路。

李大钊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主任室成立，最初只有3人。同年11月改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支部书记。到中共⼀⼤召开前，全国58名党员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共24人。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他与其他19位革命者一同被处以绞刑，年仅38岁。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北大学生和校友范鸿劼、杨景山、邓文辉、张挹兰、姚彦五位烈士。就义前，他从容走上绞刑台，神色自若。

北大静园北侧，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李大钊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纪念碑碑名由陈云题写，红色大理石碑体远看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如今，北大红楼的展厅里复原了“亢慕义斋”，那些在小屋里读过的书、讨论过的真理，最终化作了推动革命的磅礴力量。

02 邓中夏：从书斋走向工厂

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后转入哲学系。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洗礼中，他决心“告别经卷，投身社会”。

1920年冬，他来到长辛店。看到工人满脸油污、住在低矮的工棚里，听到他们因微薄薪水难以糊口的叹息，这位北大青年心中埋下了为工人谋权益的种子。他和其他同伴一起筹备劳动补习学校——没有经费，就从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捐助里挤出一些；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通俗的识字课本，把“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融进一个个小故事里。

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开学那天，工人们攥着粗糙的课本，眼里闪着从未有过的光——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走进课堂，第一次被当作“人”来尊重。邓中夏每周从北京城里赶来上课，两顿窝窝头就着凉水是常事，忙起来便在课堂里用几条板凳拼成床过夜。他不摆北大高材生的架子，和工人同吃同住，听他们讲被资本家压榨的苦，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

邓中夏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问工人：“咱们造的火车能拉千吨货，为啥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一句话戳中了工人们的心，也让他们开始明白：不是自己命苦，是这吃人的世道该变了。

1921年五一劳动节，邓中夏带着补习学校的工人骨干，筹备了一场“中国空前未有的工人示威游行”。当天清晨，工人们先在娘娘宫召开大会，通过了成立长辛店工会的决议，长辛店后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最具影响力的工人俱乐部之一，当时党的刊物称赞它是 “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这颗明星的光，很快照亮了更多地方。他后来参与并领导了省港大罢工，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斗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壮举。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年仅39岁。就义前，他从监狱托人带信给党：“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03 高君宇：生如闪电之耀亮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之后进入地质系学习。1922年，高君宇毕业留校任助教。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北大五四爱国运动核心骨干。

1919年5月4日，23岁的高君宇站在游行队伍前列。此前数日，他穿梭于北大各宿舍、北京各校之间，连夜筹备会议、联络同志。当队伍行至曹汝霖住宅外，面对军警阻拦，他和同学们一起冲入宅邸。军警的追捕接踵而至，可他顾不上休整，转身又投入到营救被捕同学的行动中，牵头联络各校师生、社会名流，连夜草拟通电。连日奔波，本就体弱的他因积劳过度两次呕血。躺在病榻上，他仍攥着传单底稿：“国难当头，岂能因一己之躯懈怠！”

高君宇

五四运动的洗礼，让他彻底摒弃了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糟粕，坚定地投向马克思主义。此后，他追随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灯光下，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志一起研读《共产党宣言》。1920年3月，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秘密组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研究会翻译室英文组骨干，他参与译介了《震撼世界的十日》等著作。同年10月，他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又扛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重任。

1920至1924年，他在《向导》等刊物发表33篇政论文章，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5名委员中，高君宇和邓中夏位列其中。

1925年3月，他因急性肠炎在北京逝世，年仅29岁。他曾在自题诗中写道：“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首诗后来刻在他的墓碑上。

04

张太雷：第一个牺牲在战斗前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张太雷，1898年生于江苏常州。1915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学习。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政治活动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要创建人、广州起义主要领导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张太雷临危受命，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肩负起组织广州起义的重任。12月11日凌晨，他赶到北郊四标营教导团驻地主持誓师大会：“同志们，黎明将至，让我们用枪声唤醒沉睡的羊城！”凌晨3时30分，枪声划破广州夜空。天亮前，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区已被起义军掌控。清晨6时，他在刚攻克的广州市公安局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庄严宣告工农兵政权的建立。

张太雷

12月12日中午，他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向各界代表发表演说。大会结束后，他返回总指挥部，随即接到敌军从观音山进犯的急报，立刻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作战，行至大北直街附近时突遭敌军伏击，中弹牺牲，年仅29岁。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前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张太雷倒下了，但他点燃的革命火种从未熄灭。广州起义虽因寡不敌众失利，却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道，开启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

05 闻一多：用生命完成最后一次讲演

他是诗人，是学者，也是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

1925年回国后，闻一多即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在北大兼职讲授外国文学。抗战爆发后，他随校南迁，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他生前好友、同事、学生曾齐聚北大，纪念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北大新诗社更将他的诗刻入《新诗年选》，称他为“我们的旗”。

1946年7月11日，民主战士李公朴遭特务暗杀。流言四起：“下一个就是闻一多！”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连夜草拟抗议书，字字铿锵地揭露反动派罪行。

闻一多

7月15日，闻一多来到李公朴追悼大会现场。面对台下虎视眈眈的特务，他捋了捋长髯，目光如炬：“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遇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他转身直面混在人群中的特务，厉声呵斥：“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他高举手臂宣告：“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最后，他以掷地有声的誓言收尾：“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五点过后，他在回家途中遭特务伏击，身中数弹牺牲，年仅47岁。那篇演讲，后来被称为《最后一次讲演》。

他曾为自己刻下“叛徒”印章，坦言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从诗人的赤子之心，到学者的潜心钻研，再到斗士的挺身而出，他的最后一次呐喊，永远回荡在历史长河中。

程美东教授在北大校报上写道：

早期北京党组织领导人信念坚定，不怕牺牲，无愧于大钊先生开创和孕育出来的党的最早发源地的名号。

从李大钊、邓中夏，到高君宇、张太雷，再到闻一多，他们与北京大学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也共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最波澜壮阔的岁月。

北京大学红楼

百年风云已远，青春热血未曾冷却。

不同于传统的文字阅读，《北大英烈》以有声书为主要呈现形式，将讲述、对白、情境演绎与声音设计融入历史叙事，让尘封于史料中的人物“走”进声音，让百年前的文字、思想与选择重新拥有可以被聆听的温度。

声音不仅能够讲述历史，也能够让历史与今天的年轻人再次相遇。当熟悉的名字被重新念起，当曾经的呐喊穿越百年时光传来，我们或许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在黑暗中追光，又为什么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依然相信理想、坚持信仰。

让我们循着声音，重访那些炽热的生命轨迹；让我们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中，认识那些曾经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北大人。

来源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音频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频办公室

顾问 | 林齐模

编辑|李加逸

排版 |岳羽辰

责编 |郭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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