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书出发，然后高估自己？

以往，有人可能挑了许久，抽出一本，想想又放回去，最后还是换回最初那本；有人可能随手一塞，夹在叠好的衣服中间，仿佛只是顺手；也有人可能郑重其事，把书放在最上层，好像路上随时都会翻开。衣服、充电器、洗漱包照旧，书却像一个不太实用，却又舍不得丢下的物件。

不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多少次，带了书，却一页也没读。

或许也包括你。我们又开始带书了。至于它最终会在高铁小桌板上摊开，在目的地某个角落翻动，还是原封不动地跟着你回家，那是后话。反正行李箱拉上拉链的时候，书已经在里面了。

在旅途读书：

遥远的“坐车看书有害”旧说

先说一段趣事。

据说，在19世纪后半叶，铁路旅行兴起之初，法国医学界产生过一种担忧，他们认为在旅途中看书是一种危害身体健康的不良行为。这段小史听来匪夷所思。那个时候，乘客为了避免面面相觑的尴尬，也为了打发时间，用了各种方法，其中一些识字人群就选择看书读报。大概也因为这个现象比较普遍，一度引起医学界的关注。据《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一书作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整理，1866年，法国医学会在一场会议中还曾专门讨论“铁路阅读”的危害性，并最终得出了“有害”的结论。他提到，当时还有一本册子《现代生活的疾病》，明确将“在车厢里通过阅读来打发时间的愿望”列为损害健康的不良行为之一。

短片《火车进站》（1896）画面。

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眼睛的伤害，因为火车持续地震动、晃动，眼睛必须调整焦距，去追晃动的文字，久而久之，视力将严重受损。二是对大脑的刺激，也就是说，因为眼睛不断调整焦距，视觉上的紧张会紧接着给大脑施压，甚至导致神经衰弱。

这个观点持续了很多年。到了20世纪，随着汽车工业的初步扩张，坐汽车跨城旅行在当时一些工业国家出现，随之便有报纸的健康类文章热议“汽车病”（Carsickness），而“坐车阅读”正是病因之一。与此前对坐火车阅读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汽车在行驶中的颠簸和高速移动，让看书的眼睛肌肉处于紧张状态，很可能导致眼疲劳。再严重一点的，刺激神经，引发恶心等症状。

如今，由于机械和装配技术的更新换代，还有铺装路面的发展，我们不必像当年的乘客那样，让眼睛和大脑在颠簸中受煎熬。除此之外，这种改变是否也与乘客的身体经验增长有关？当代乘客早已适应了快速的移动（除了晕车），而这种经验，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从童年坐公交就开始了积累。生活在乡村的孩子即便晚一些，也不会晚太久。且不说当代乘客，连20世纪30年代的乘客都比更早些时候的乘客更容易适应快速移动。画家丰子恺先生就在他的《车厢社会》里写，有一段时间坐火车喜欢埋头看书，只是苦于“没有许多好书可以使我集中兴味而忘却乘火车的沉闷”，才改为看风景。

《车厢社会》

作者：丰子恺

版本：海豚出版社 2016年8月

其实书本的文字、图片是静止的，也是固定的，以大多数现代人的乘坐经验来说，应付自如。不是说就没有人坐车看书不舒服，而是大概不算常事。这是因为，书本的页面在乘客眼前基本保持一个稳定平面，眼睛只需随车身震动做轻微调焦，视线可以停在一行字上，按自己的节奏前进、回看或停顿，大脑也因此容易维持线性的、连续的阅读状态。

当下要说让乘客难以应付的，可能是智能手机的屏幕。屏幕上的内容不断在滚动、切换、弹出，短视频、消息提示、动画和广告以跳跃的方式争夺注意力，乘客的眼睛要频繁追踪移动目标、重新聚焦，大脑也被迫在多条内容之间反复切换。要是这个逻辑成立，我们就可以说书本的视觉可控，手机屏幕的视觉则持续变动、难以预测，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而实际上，就连智能手机的屏幕，不少乘客也能应对。

简言之，除了晕车，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当代乘客的我们对快速移动应该是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了，不会再听到“坐车看书有害”的医学劝诫。那个担忧太遥远了。

为打发旅途时间，有人聊天，有人看书，也有人刷手机，还有人看窗外风景。每个动作都是一种选项罢了。每个人、每个阶段的选择不同。比如相比之下，我现在更喜欢看向窗外（就像是初次坐车进城）……以及刷手机。当然，由于没有戴耳机的习惯，不会在车上刷视频。很多年没有在车上看书了，可只要坐车出门，我还是会带上一两本书。也可能是因为刚坐火车那几年带了书，早早进候车室成功翻了几十页，从此以为自己必然能在旅途中多读点书。

在目的地读书：

一些想象开始的地方

带上书，未必是为了在途中读，也可能到了目的地再读。比如到了老家，或到了旅游城市，总能读上几页。

你想象自己到了家，一切安顿下来之后，会有一段安静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那间你从小住到大的屋子，你知道哪个角落下午会有阳光照进来。光线从窗户斜进来，你坐在某把久违的椅子上，翻开一本此次带回的书。家人在隔壁房间说话，声音不大，模模糊糊的，像一种背景。你读到某一页，停下来，忽然想起多年前的某个下午；喝杯水，还去续了一杯，回来接着读。抑或你想象的并不是下午，而是晚上。白天疯玩，和家人吃完晚饭，你能读一会儿，然后关灯睡觉。

电影《你好，之华》（2018）剧照。

也可能，你选择了一个或几个城市旅游。你想象自己在一家街角的小馆里，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刚点的东西，旁边是一本摊开的书。陌生城市的街道，游客来来往往。你翻开书，读几页，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的人。没有人认识你，你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说话。你只是在读你的书，不定时掏出手机，尽量“一直在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天色暗了一些，街灯刚亮起来。你把书收进包里，起身离开，走进这座城市的傍晚。

又或者，你挑了一个小众的景区。你想象自己到了那个地方。没有排队的缆车，没有挤满人的观景台，只有一条步道，人可以沿着山脚慢慢走。你在步道旁边一张长椅上坐下来。面前是一片湖，远处是山。你从包里拿出书，翻开。周围没什么人，偶尔有鸟从湖面上飞过。你读几页，抬头看看湖面。阳光照在水上，有点晃眼。你换个角度，低下头继续读。甚至，你计划去的算不上景区，只是一座有路可登顶的山坡、山峰。路不算难走，但人很少。你在路边一块平石上坐下来，从包里拿出那本书。山上比山下凉快，有风从下面吹上来。你翻开书，夹着的书签还在老位置。你接着往下读。

除了家，后面三个目的地的画面，多少有些诗意了。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只能靠想象去凑字。读书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没有哪个地方是不能读书的。所以，一定还有远比这些场景更浪漫的地方，或许很多，但那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前些年，我是寄希望于家的，或多或少总能读几页吧，很遗憾，除非所带的书和当时要做的或者在准备的工作相关，否则我还是会高估自己。这两年，我其实还想象过开车在高速服务区过夜读书。不用说，书是带了，根本就没有在服务区翻过。

我知道有朋友带了书，能读完，或者说至少能读几十页。

至于并未做到的人，我们高估了自己。

走不出去的循环

我们之中有多少人，明知带了书读不了多少，甚至不会读，却还是一次又一次，出门时把书带上。想想出发前那些准备时刻，多么兴奋。

是带一本和最近工作或学习相关的书，利用假期补一补，还是彻底抛开工具性目的，带一本适于消遣的书。是带一本读过多次的旧书，重温熟悉的段落，还是带那本刚买回来、塑封还没拆的新书。每做一次选择，都像是在定义自己这个假期的性质。你也可能不会如此犹豫，随手从书架上抽一本，塞进行李箱。

明代蒋嵩《渔舟读书图》局部。

或许带哪本书不重要，关键是喜欢。大多数人都不会带上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这里的喜欢或不喜欢，不只是书的内容，书的类型、标题和封面也都要算在内。有一个观察是，在数字时代，书的封面已经可以算作人的一张脸，是一种不发声的自我介绍。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夸张。前不久倒是读到一篇国外图书设计者的文章，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工作的玛德琳·约翰逊撰文讲，如今的设计除了考虑书封是否与书内容契合，还得考虑整本书在视觉上是否符合目标读者，换言之，读者是否愿意把书封拍下来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是否正在成为仅次于阅读和收藏的动作？这一趋势究竟如何是未知的。只能说，我们大概还是会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拿在手里，你知道它会被别人看见，也可能不会。但你自己知道，你带的是哪一本。

那么，为什么你所带的东西里有书？

书似乎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它也是一件旅行物品，和衣服、洗漱用品一样，被放进行李箱。即便是打发时间，也还是有其他东西可选择。非要说一点，可能在于书是一种需要独处、需要安静、需要主动投入的东西。至少书是被人这样认为的。选择带书，意味着预设了一个特定的假期状态：我们希望有一些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不被外来消息打断、占据，并且在抗拒手机上的图像、声音碎片。书是这个状态的凭证。

出发前，你以为空闲时间会是大段大块的，有一大把。可它往往被切成许多小块，只够见缝插针地读上几页。你还设想了一个更理想的、能抵抗时间碎片化的自己。结果却是，你只是一个会累、会分心、会被其他人其他事牵着走的人。

我们带的明明还是自己喜欢的书，却还是失败了。以为总有一个时间段能坐下来读它，读完整本，或至少读一半。这个“以为”还是落空了，自嘲了一番。也许我们成功过，在某次旅途中读完了，在某个下午翻到了最后一章。可这样的成功，似乎总比失败少得多。上次失败了，以往也失败了，我们还是认定，“这次不一样”。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怎么说呢，这仿佛是一个走不出去的循环。你带书，你想象，你失败，你自嘲，然后下一次，你又带书。

记录短片《地铁上的读书人》（2019）剧照。

习惯带书的人，很少会因为这样一个循环就放弃。行李箱拉上拉链的那一刻，那个向往的读书场景，又被想象了一次。这个时候，书的作用不是被阅读，而是它就在身边，是可以被阅读的标志。就算翻不开，也没什么大不了。

还带书的人，至少认为书是样好东西。

祝你这次，能翻开。

作者/罗东

编辑/西西 张婷

校对/刘军

封面题图系电影《喜剧之王》（1999）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