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对羊比羊对人更狠 ——《色诺芬导读》五之《居鲁士的教育》续2

（续2） 四、政治哲学基本思想

或许居鲁士并不真的想要毁掉提格拉涅斯的父亲——亚美尼亚的王，他与提格拉涅斯的对话表明，他至少愿意停下来并且聆听辩解和说服，他有“仁慈之心或某种类似的东西”。施特劳斯认为，“总的来说，读者在色诺芬的著作中更接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某些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就包括德性、民主、自由、机会平等一类的东西，并且很多得到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进一步发展。

1、羊对羊比羊对人更狠

“色诺芬区分了三种统治：政治统治，专制统治，对无理性动物的统治。哪一种是最容易且最优雅的统治形式？对无理性的动物的统治。没有革命，没有反叛，没有选举，任何这类东西都没有。关于政治统治，大家将会看到色诺芬略去了贵族制和王制。他只说到君主制——避免用“王制”这样的字眼——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正如色诺芬所表明的那样，僭主制尤其短命。专制统治是主人对家庭成员的统治，特别是对仆役的统治。这种专制统治也并非十分容易；也有麻烦缠身的主人。但是，其他类型的统治，牧羊人对羊的统治，牧牛人对牛的统治，则肯定更容易些。实际上，就畜群而言，正如色诺芬所强调的那样，畜群对待同一种类的其他畜群成员，即这个群里的一只羊对另一个群里的一只羊，比起对待它们的统治者——也就是人，人与羊分属不同的种类——要更加残酷。这就是秘密；根据这种非常临时性的分析，这也是统治畜群，或说统治兽群如此容易的理由。这个论题，即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相同的种类或属于不同种类的地方进行统治，在柏拉图的分析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治邦者》中。”

羊对羊要比羊对“作为统治者的人”“更加残酷”，这是一个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一个互害社会是这样的：习惯于偷工减料，因为自己并不住在这间为之装修或建造的房子里，这座大桥与自己毫不相干；习惯于“有效”处理将要运输并卖出的蔬菜水果，因为自己绝不会吃；一个教授在特定的时期被保安限制在小区内不得出门，或者在保安的呵斥声中唯唯诺诺请求允许出门，因为一个小人物也会将手中的权力用到极致，特别当用到平日仿佛高高在上的教授身上的时候尤其能体会春风得意、颐指气使的感觉——那种感觉很少有机会体会到⋯⋯其共同的原因都在于，羊不敢对人表达哪怕一丁点儿不满，只有对同类它才有机会。统治者正是利用了这点，即农场主和动物农场的定位，在动物们的撕咬互害中，农场主是笑到最后的人。

2、“统治的秘密就是百分之五十靠强迫来统治，百分之五十靠好意来统治。”

3、机会平等

“那些参加集会的杂众会投票赞成让更好的人在荣誉和礼物上占有，而不是投票赞成让每一个人享有平等的份额。”

“⋯⋯部分是因为否认如下这一点是可耻的：最努力而且尤其让共同体受益的那个人，配享最多的东西。我认为，好人应该得到更大的份额，这就算在最差的人看来也是一种好处。”

人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绝对的平等，这是一条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尼采⋯⋯直到重获新生的保守主义一贯坚持的“常识”。但色诺芬提供了一条更加切合普通人认知的理由，那就是机会平等而非绝对平等的这一原则即使最差的人也会同意，因为他们更能从中得到好处。

“分配正义这一原则，即份额上的不平等，可以以民主的方式得到辩护，而且明显得很。至少，每个人都将耻于反对这一点。”因为这一条自然原则。“严格理解的分配正义，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是机会平等，是自然的原则：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价值，而价值最终取决于这个人的自然。这是要点。”

但对此的坚持就像对此的反对一样困难。“大家知道，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条原则，可并非我们不赞成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愿意公开表态不赞成。大家知道，反对一件事情与对抗一件事情，两者大为不同。这就是不记名投票还有民意调查的大问题，人们不必为了他们心中的想法而公开站出来。”所以分配正义的实现永远是一个“生成”的过程，需要每个公民的作为。

五、与《王制》的关系

“柏拉图所关心的一直是城邦，因此，根据柏拉图的看法，经由战争而进来的不正义因素总是无法被消除，而根据色诺芬的方案，好像可以消除。”

“教育上的差异在柏拉图的《王制》中绝对是关键要素，阶级的差异即基于教育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被消除了，因为“可能在军队之内没有此类差异”。

“在《王制》中，我们找不到关于战争中的最佳政制的描述，即运动中的最佳政制，只有和平时期和静止的最佳政制。”但《居鲁士的教育》则描述了运动中的最佳政制。

“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否认第一印象。色诺芬赞美居鲁士的统治，柏拉图与之相应的做法是在《王制》中赞美最佳政制，⋯⋯这两部作品有相似之处。居鲁士的统治和《王制》中的最佳政制都是不可能的，它们永远无法真正出现。不过，居鲁士的统治有某种事实根据。⋯⋯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在追问的这些不可能性，这些实验，其意义是什么？有人会说，他们试图琢磨透城邦的逻辑。除非在政治社会中，否则，人就没法生活。政治社会有某些根本的局限，作为局限，它们指向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比如说，高大男孩—短小外套就是简单的例子；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双重道德。这些都是重大的起点。经透彻思考之后，它们会导向某种完美的政制，可这种完美经证明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不得不承认城邦的根本局限。”

“另外一点：城邦指向超越自身之外的某种更高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政治上不再可能，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讲，那就是哲学，用色诺芬的语言来讲，那就是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城邦，哲学就不可能，可是，就其自身而言，哲学又超越城邦。也可以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亚里士多德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城邦以及所有与城邦相伴的东西都低于他所说的沉思生活。⋯⋯”

六、幸福或胜利

居鲁士和居阿克萨勒斯关于战争进程的争论是：一个要乘胜追击，一个主张穷寇莫追；一个在胜利之上想要攫取更多的胜利，一个满足于现状，已经要享用胜利的果实，“坐下来，庆祝，醉酒”。

居阿克萨勒斯的主张包括现实的理由：“不要把挨了打的敌人逼人绝望。现在敌人还乐见自己能摆脱危险，然而，如果你将敌人追赶至他们自己的国土，他们最后的退让之处，那么，他们就会像一头保卫自己草窝的母猪那样行事（如果草窝是个合适的说法的话）。⋯⋯米底亚人，即我自己的民众，该歇息一下了。”

也包括哲学的理由：“在我看来，在最大的快乐上保持自制，尤其是最有益的。有什么东西能比现在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好运给人提供更大的快乐呢？⋯⋯如果，当我们走好运时，我们节制地保护它，那么，或许我们能够不带风险地在幸福中老去。然而，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知餍足而且试图追求这个然后追求另一个〔好运之事］，请小心让我们不要遭受人们说的许多人在海上遭受过的事情，即由于过去的好运而不愿意放弃航海，结果消失〔在海上］。而且人们说，许多人碰巧赢得一次胜利之后又渴望下一次胜利，结果连第一次赢得的东西也失去了。”

居鲁士没有反驳他的舅父，只是请求对方准许自愿的人随他去追击，许诺带回更多的战利品。施特劳斯在其中看出了居阿克萨勒斯可能是嫉妒心在作祟，但也有一种军事和生存上的智慧。后者是因为永远的占领和一个接一个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总有停下的时候，居鲁士不可能征服全世界。某种程度上，“居鲁士及其友人所希求的最终目的，与居阿克萨勒斯现在已经在享乐的结果并无不同”，这会让我们想起富翁与渔夫的故事：

【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涛声，在礁石间来回穿梭。

富人踩着新买的皮靴，弯腰问躺在礁石上晒太阳的渔夫：“你为什么不去捕鱼？”

渔夫眯着眼回答：“我今天已经去过了”

富翁接着问：“可是天还早，你完全可以更努力些，然后就能多赚些钱了。”

渔夫翻个身，粗布衣裳蹭着青苔，“有很多钱用来干嘛？”

“有了钱，你就能买别墅，周游世界！”富人直起腰杆，越说越兴奋，“最后就能快乐悠闲地在这片美丽的海滩上散步，晒太阳！”

礁石缝里的小螃蟹举着钳子横走，渔夫望着浪花轻笑：“此刻阳光不就在我身上流淌？”】

居鲁士和富翁要的是宏伟和高贵，仿佛居阿克萨勒斯和渔夫的生活是卑下和短视的；但很难说前后二者就不是一种高下立判的逆转，或者本质上都是“整个地最终服务于肉体享乐”的高贵，一种作为荒谬性的高贵。我们如何生存，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是当下就要得到，还是着眼于一个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未来。

而关于幸福，我们也有贺拉斯的箴言可做参考。他说：“努米齐乌斯啊，对一切都不感到诧异，几乎是一件以及唯一一件使人幸福并保持幸福的事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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