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长成大树？

万历年间，苏州城。

天刚蒙蒙亮，玄妙观前的街口已经挤满了人。

他们大多是年轻的男人，手里什么也不拿，就在那儿站着、等着，有人蹲在墙根，有人伸长脖子往巷子里看。

过了一会儿，几个衣着体面的人走过来，挑挑拣拣，点了几个人：“你，你，还有你，今天跟我走。”

被点中的人跟着走了，没被点中的，只能继续等。等到太阳升高，还没被叫走的人，今天就没饭吃了。

这不是现代城市的劳务市场。这是明朝人蒋以化在笔记里记下的场景：苏州的织工，每天清晨聚在一起，等着有织机的“大户”来雇人。大户有机器，靠织机谋生；小户没有机器，靠给别人织布糊口。

大约同一时期，一位叫曹时聘的官员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里面有一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老板出钱，工人出力，彼此依存。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熟悉的某种经济关系？

几十年来，很多人把这些记载叫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萌芽有了，为什么这棵树始终没长起来？

一、明朝人，到底有多会做生意？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古代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国，商人地位低，经济死气沉沉。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况完全变了。

先说布。松江府的棉布，号称“衣被天下”，从北京到辽东，从江南到西北，人们身上穿的布，很多出自松江农家妇女的织机。

再说瓷器。景德镇的窑火日夜不熄，瓷器装上船，运到日本、东南亚，再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手，出现在欧洲贵族的餐桌上。

再说丝绸。苏州、杭州、湖州一带，家家养蚕，户户织绸，一个小镇上就有成百上千台织机。

货多了，商人就多了。徽州商人、山西商人纷纷结成商帮，一个管盐，一个管茶，一个跑票号，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

最关键的是钱。

明朝中后期，一个今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中国成了全世界的白银黑洞。

日本的银矿、美洲的银矿，挖出来的白银大量通过贸易流进中国。欧洲人想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可中国人对欧洲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于是他们只好用白银来付账。

白银多了，朝廷干脆把赋税也改成收银子，这就是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

到了这一步，明朝的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商品化。

冯梦龙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有个故事叫《施润泽滩阙遇友》。主人公施复是吴江盛泽镇的一个小机户，一开始家里只有一张织机，夫妻俩起早贪黑，织出绸子拿到市上去卖。几年以后，他攒下钱，添了织机，雇了工人，最后家里有了三四十张绸机，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

小说是虚构的，但它写的社会背景是真实的：一个普通人，靠织机起家，一步步扩大规模、雇佣工人，成了“老板”。

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最典型的画面。

二、“萌芽”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

这里需要先交代一句：“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明朝人自己的说法，而是现代史学界提出来的概念。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史学界围绕几个重大问题展开大讨论，被称为“五朵金花”，其中一朵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既然西欧能从封建社会走进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没有？是中国自己本来就走在这条路上、只是被外力打断了，还是中国压根就走不到这条路上？

当时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已经孕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慢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于是，学者们在史料里找啊找，找出了苏州的机户、景德镇的窑户、佛山的铁匠铺、云南的铜矿……

证据确实不少。

可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也随之摆在了面前：如果真的萌芽了，为什么它三百年都没有长大？

我想，至少有四道坎。

三、第一道坎：赚了钱，就去买地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意思是：靠经商（末业）发家，再用土地（本业）把财富守住。

这句话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商人的人生剧本，到了明朝，也没有改变。

徽州商人是明清最成功的商帮之一。可他们赚了钱，第一件事是什么？

回老家，买田，盖房子，修祠堂，建牌坊。

第二件事呢？

供儿子读书，考科举。

徽州有句俗话，大意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少年出门学做生意，是因为家乡山多地少，养不活人。可一旦发了财，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下一代不必再做生意。

为什么？

因为在明朝，商人再有钱，也不如一个举人体面。洪武年间，朱元璋甚至专门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商人家里却只准穿绢布。

钱，买不来地位；只有官，才能保护钱。

所以，最聪明的商人，会把赚来的钱一分为三：一部分买地，因为地不会跑；一部分捐官或者供子弟读书，因为官能护家；剩下的，才用来继续做生意。

反观同时期的英国，商人阶层逐渐进入议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赚来的钱可以一轮又一轮地投入再生产。

资本，最怕的就是不能“滚雪球”。

明朝商人的钱，滚着滚着，就滚进了田地和科举里。

四、第二道坎：皇帝的税监来了

就算有商人想一门心思做大，也要问一个问题：你的钱，真的是你的吗？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开始，万历皇帝向全国各地派出了大批太监，名义上是开矿、收商税，人称“矿监税使”。

这些太监到了地方，基本就是明抢。

他们在交通要道设卡，过一道关收一次税；看到哪家有钱，就说人家地下有矿，要挖开来看；商人不给钱，就诬告对方偷税，抓进监狱。

苏州来了一个税监，叫孙隆。他在城里定下规矩：每张织机要交税，每匹绸缎也要交税。

结果，机户们纷纷关门歇业，大批织工一夜之间没了饭碗。前面提到的曹时聘，在奏折里写得很清楚：染坊关了，染工散了数千人；机房关了，织工又散了数千人。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苏州的织工们忍无可忍了。

一个叫葛成的织工站了出来，带着两千多人，把孙隆手下几个最凶的爪牙打死，把他们的房子烧了。孙隆吓得连夜逃到杭州。

事后，官府要追究，葛成没有跑，而是自己走进衙门，说：领头的是我，要杀就杀我一个，不要连累别人。

苏州百姓感念他，称他为“葛贤”。

这件事后来被很多学者称为中国早期的“市民运动”。但它背后反映的问题更扎心：

在明朝，一个工场主可以辛辛苦苦干十年，而皇帝只需要派一个太监，一个月就能让他倾家荡产。

没有财产安全，就没有长期投资。没有长期投资，萌芽就永远只能是萌芽。

五、第三道坎：人太多，机器不划算

这一道坎，是最不显眼、却可能最致命的。

我们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是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蒸汽机。

可英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发明机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的人工太贵了。

当时的英国人口少、工资高，雇一个工人成本很高，所以商人们有强烈的动力去发明机器、节省人力。

明朝的情况正好反过来。

明朝后期，中国人口据估计已经达到上亿，江南地区更是人口稠密。人多，地少，劳动力就便宜得惊人。

一个织工一天的工钱，可能只够买几升米。你是老板，你会怎么选？是花一大笔钱去研究、制造一台新机器，还是多雇几个便宜的工人？

答案不言自明。

更何况，江南的棉布，很多根本不是在工场里织出来的，而是农家妇女在家里利用农闲时间织的。她们织布不算成本，只要能换点钱补贴家用就行。

这种“男耕女织”的家庭副业，成本低到任何工场都竞争不过。

英国学者伊懋可把这种现象叫作“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国的传统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精耕细作、分工细密、市场发达，但正因为它在旧的轨道上做得太好了，反而失去了突破的动力。

一个人跑得太快了，就很难停下来换一双鞋。

六、第四道坎：命脉，攥在别人手里

前面说过，明朝中后期，大量白银从日本和美洲流入中国。

白银带来了繁荣，但也埋下了一颗雷：大明的钱袋子，攥在海外的银矿手里。

到了17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颗雷炸了。

日本开始锁国，限制对外贸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华人，中菲贸易大受打击；美洲白银的产量也出现波动。流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

与此同时，明朝的赋税却是按白银征收的。

结果就是：市面上银子越来越少，银价越来越贵，农民要卖掉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到交税的银子。再加上连年的旱灾、蝗灾、瘟疫，还有辽东的战事不断加派军饷……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后压垮了明朝。

至于白银短缺在明朝灭亡里到底占多大分量，学界还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经济高度依赖外来货币、却无法掌控货币来源的国家，是非常脆弱的。

而明朝灭亡之后，清初的战乱、迁界禁海，又让江南经济元气大伤。那些好不容易冒出来的萌芽，又被踩回了土里。

七、另一种声音：也许，根本就没有“萌芽”

讲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提一下。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说法本身。

他们的理由是：“萌芽”这个词，预设了一个结局——种子一定会长成树，中国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只是被耽误了。可这其实是在用欧洲的模板，硬套中国的历史。

就好像拿着苹果树的标准，去评价一棵竹子：你怎么不开苹果花？

美国学者彭慕兰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大分流》。他的观点很颠覆：在1800年之前，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和欧洲最发达的英格兰，其实没有本质差别，生活水平、市场程度、商业发达程度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后来英国一飞冲天，江南却停在了原地？

彭慕兰给出的答案非常“偶然”：煤和殖民地。

英国的煤矿恰好就在工业中心附近，开采方便，给蒸汽机提供了廉价能源；同时，英国通过美洲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棉花和粮食，突破了本土资源的限制。

而江南的煤矿离得很远，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输血”。

按这个思路，中国没走上资本主义，未必是因为“制度落后”或者“文化保守”，而可能只是因为运气没那么好。

当然，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人不同意。

但它至少提醒我们：历史不是一条单行道，没有哪条路是“注定”要走的。

结语

回到开头那个清晨。

苏州玄妙观前，一群织工站在街口，等着有人来雇他们。

他们不知道，四百年后会有人把他们写进教科书，称他们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

他们只知道，今天要是没人来叫，家里就没米下锅了。

那些大户人家的老板，大概也不会想到“资本主义”这个词。他们想的是：今年绸子能卖多少钱？税监会不会上门？儿子明年能不能考上秀才？攒下的钱，要不要回乡买几亩好田？

每一个人都在做对自己最理性的选择：买地是为了安全，读书是为了体面，雇人不买机器是为了省钱，遇到税监就只好认栽。

可正是这千千万万个理性的选择，加在一起，让那棵树始终没能长起来。

也许，这才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没有谁做错了什么，但结果就是没走到那一步。

参考资料：《明神宗实录》，冯梦龙《醒世恒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彭慕兰《大分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伊懋可《中国历史之模式》

你觉得明朝有没有可能自己走上资本主义？是制度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还是运气不好？欢迎在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