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那天，杜修贤从新疆返回北京。电报来得突然，内容也很明确：立即回京，准备参加外事活动。周恩来重新安排出访工作时，名单里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便问身边工作人员：“老杜呢？”
得知杜修贤仍在新疆，周恩来当即决定把他调回来。对这位长期随行的摄影记者，周恩来十分熟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杜修贤总是背着相机奔波，常常为了赶制新闻照片工作到深夜。
有一次出访期间，夜里已经两点多，周恩来发现杜修贤还没有休息，便走进他的房间询问。杜修贤拿出一小瓶药片，说吃了就不困。周恩来接过话头提醒他：“不要多吃，容易形成依赖，对身体没有好处。”
这份关照，杜修贤一直记在心里。1966年7月1日，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归来，杜修贤却在机场被带走审查。此后，他被安排到车间劳动，后来又被派往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铁列克提。
那段日子并不轻松。草原风大，生活单调，身边又缺少熟悉的人。杜修贤最牵挂的，还是北京的周恩来。他没有想到，周恩来一直在过问自己的情况，曾多次询问：“老杜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
真正改变杜修贤命运的，是1969年8月13日。按照安排，本该由他前往无名高地执勤。徒弟王一兵考虑到师傅已经四十多岁，主动提出替他前往。王一兵身体强壮，熟悉当地情况，杜修贤便接受了这次调换。
谁也没有料到，这次替换竟成了生死之别。当天，铁列克提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王一兵和几名同伴再也没有回来。杜修贤后来才明白，自己能够活着离开新疆，完全是因为徒弟替他承担了那一班任务。
更沉重的消息，在返京列车上才传来。广播提到边境发生流血事件，杜修贤听着熟悉的地名，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列车向东疾驰，他却仿佛仍站在那片荒凉的草原上，眼前是同伴们留下的空马鞍和未能带回的遗物。
回到北京后，他没有立即把这件事告诉家人。家人盼他平安归来，杜修贤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低声说：“我很累。”那不是旅途劳累，而是多年压抑、突然失去同伴后的疲惫。
他随后前往西花厅。等候时，杜修贤反复整理衣服，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些。周恩来走进来后，仍像从前那样握住他的手。邓颖超站在一旁，仔细端详着这位从边疆归来的老部下。
杜修贤身上带着草原生活留下的痕迹，皮肤黝黑，神情粗犷。邓颖超感慨地说，杜修贤是特殊时期以来，少数能够进入后厅见面的客人之一。听到这句话，他一时没有接上话。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能得到这样的安排，背后的分量不言而喻。
谈到铁列克提的遭遇，屋里的气氛很快沉了下来。周恩来问：“就是边境那次事件吗？”杜修贤点点头，说几名记者和同伴都牺牲了。周恩来没有立即说话，只把目光转向窗外，许久未动。
杜修贤这才仔细看清，三年不见，周总理头发白了不少，脸上添了皱纹，背也比记忆中更加弯曲。邓颖超说他太忙，睡眠很少。周恩来却只是笑着回答：“还好，挺好。”
临别前，邓颖超端来西瓜招待杜修贤。周恩来拍了拍沙发扶手，笑着催促：“大姐请你吃，你还愣着做什么？”几个人围在桌边，把那盘西瓜分着吃完。短暂的家常场景，反而让杜修贤更加难受。
走出西花厅后，他一直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杜修贤才停下脚步，转身望向大门，低声念叨：“才三年多没见，总理怎么就这么显老了。”
他后悔的，并不是讲起新疆的事情，而是担心自己的话又让周恩来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那一天，杜修贤把这份迟来的心疼带出了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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