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贵州遵义。红军急需一份能够标明云、贵、川交通情况的地图,黄炜华接到命令后,跑遍城内各处,却发现印刷铺大多已经停业。军情紧迫,不能等。
一位当地画家得知情况后,亲手绘制地图,还设法联系印刷工人。黄炜华拿着样图反复核对,随后印出三百多份,分送到各个作战单位。其中一份,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这件小事,后来成为黄炜华军旅生涯中的一个细节。那时的他还不是将军,只是红军队伍里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却已经习惯在紧要关头想办法、担责任。许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得这个少年。
黄炜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30年在福建长汀。那年他15岁,随工作团完成武北一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后,向红军领导汇报情况。一个下午,他跟着张涤新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同大家握手。看到黄炜华年纪很小,便问:“今年多大了?”黄炜华回答:“15岁。”毛泽东又问他想不想家,有没有哭过鼻子,并劝他多锻炼。
话并不复杂,却让这个离家参加革命的少年感到亲切。汇报中,黄炜华谈到如何写标语、散传单、办集会、演话剧,还要深入农户家中讲解革命道理。毛泽东听后认为,宣传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关键是把群众发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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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谈话还涉及武装和政权建设。面对基层缺少干部、枪支不足的困难,毛泽东答应调配一名军事干部,并提供一百支枪。对年轻的黄炜华而言,这不仅是一份支援,更让他明白,宣传工作必须同组织、武装和群众基础结合起来。
不久,黄炜华又在部队中见到毛泽东。红军作战期间,他在红十二师机关担任组织干事、缮写员,负责材料整理等事务。毛泽东来到师部时,他一边烧水倒茶,一边在旁听取谈话。
中午,伙房准备了辣椒炒肉和几样简单饭菜。毛泽东吃得很自然,还称江西辣椒与湖南辣椒一样下饭。饭后,他看到黄炜华写的材料,称赞字迹规范流利。这个评价,影响了黄炜华一生。
此后,无论行军作战多么紧张,只要条件允许,黄炜华便抽时间练字。书法并非当时的主要工作,却锻炼了他的耐性和严谨。对一名年轻干部来说,能把每一份材料写清楚、办准确,同样是部队工作的重要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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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漳州战役期间,黄炜华已在红十一师政治部任职。毛泽东在前线见到他,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高,也更加结实,便鼓励他继续在革命队伍中磨炼意志。黄炜华没有把这些话当作普通勉励,而是记在了工作和行军途中。
长征时期,地图难得,信息更难得。那份由当地人士协助绘制并印出的交通图,帮助部队掌握了更准确的地理情况。四渡赤水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谋,周密判断、快速行动,以及基层人员的具体工作,共同构成了这场运动战的基础。
北平和平解放后,黄炜华随四野部队到北平参加高级干部会议。1949年,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表示祝贺,并谈到北平问题的处理方针。多年过去,黄炜华再次听到熟悉的声音,却没有机会同毛泽东交谈。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首次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勋章。元帅和将军们身穿礼服,依次参加典礼。毛泽东在人群中认出了黄炜华,走近后问道:“那个会写字的娃娃兵,你也当将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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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炜华一时激动,只能连连点头。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不是自己的功劳,是他本人一步步干出来的。少年时代的一次握手、几句问话,到了二十五年后,仍被双方记得清楚。
授衔之后,黄炜华继续工作,也没有放下书法。他用行书书写毛泽东诗词,用小楷抄录重要文章,常常一写就是数日。离休后,他把更多精力投入书法研究,行、楷、草诸体皆有涉猎,尤其擅长蝇头小楷。
有人劝他少送作品,免得“物以稀为贵”。黄炜华却认为,写字不是为了自我炫耀,战友和群众愿意收藏,是对这门艺术的认可。于是,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留下的作品,也成为那段军旅生涯之外最鲜明的个人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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