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有个51岁老大哥,真是闲的没事干,跟一个37岁的女人搭伴生娃梯坎上的月光
重庆的梯坎,是我这辈子都爬不完的坡坡坎坎。
五十一岁这年,我站在南纪门的台阶上,突然觉得梯坎尽头那一片月光,像极了我这辈子攒下的所有遗憾。
直到遇见她——那个三十七岁的女人,挺着孕肚问我:“老师,你晓不晓得搭伴生娃是啥子意思?”
我看着她,突然笑了:“晓得,就是两个孤魂野鬼,凑在一起造一个希望。”
梯坎还是那些梯坎,可自从牵了她的手,再陡的坡坡坎坎,我都觉得是平地。
重庆的梯坎,是我这辈子都爬不完的坡坡坎坎。
五十一岁这年,我站在南纪门的台阶上,突然觉得梯坎尽头那一片月光,像极了我这辈子攒下的所有遗憾——亮晃晃的,却抓不住。
我叫周建设,十八岁进轧钢厂,五十岁从厂里退下来。三十多年,我就干了一件事:把铁块喂进机器,听它轰隆隆地把铁块嚼碎、压扁、拉成一条条红彤彤的钢条。那些钢条从我手里过,最后变成啥子,我不晓得,也不想晓得。我就晓得每个月十五号,工资卡上会多出一笔钱,够我买米、买油、交水电费,剩下的,就攒起。
我婆娘走得早,病走的,那年我四十岁,娃儿刚上初中。她走之后,家里就剩我和娃儿两个人,冷锅冷灶的,日子过得寡淡。后来娃儿考学出去了,去了北京,读的啥子计算机,一年回来一趟,待不了几天就走。我也习惯了。人嘛,就是越活越孤。
厂里退休之后,我没事干,天天爬梯坎。从南纪门爬到解放碑,又从解放碑爬下来,爬到七星岗,再爬回来。一来一回,两个钟头,出一身汗,回家冲个澡,煮碗小面,一天就过去了。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像嘉陵江的水,不急不缓,也没得啥子浪头。
那天是冬至,重庆的冬天,冷得阴嗖嗖的,雾从江面漫上来,把整座城都裹得模模糊糊。我从南纪门往解放碑爬,爬到一半,梯坎上坐了个女人,穿件灰扑扑的羽绒服,头发扎起,脸冻得发白,手里捧个烤红薯,啃了两口,就不啃了,发呆。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又走回来。不为啥子,就是觉得一个人坐在梯坎上发呆,怪可怜的。
“妹儿,天冷,早点回去。”我说。
她抬头看我一眼,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她没说话,又把头低下去。
我站了一会儿,觉得没趣,就走了。走了几步,她又把我喊住:“老师,你晓不晓得搭伴生娃是啥子意思?”
我回头,愣了一下。搭伴生娃?这四个字,我倒是听过。现在城里头,有些人不想结婚,又想要个娃,就找个搭子,两个人凑在一起生一个,生完各走各的,娃儿共同养。听起来像是做生意,签合同,讲条件。可我觉得,这跟养个猫儿狗儿不一样,娃儿是个人,哪能这么随便?
“你问这个干啥子?”我说。
她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到我面前。她个子不高,比我还矮半个头,肚子微微隆起,像是怀了几个月了。
“我想搭个伴,生个娃。”她说,“我三十七了,再不生,就生不出来了。”
我盯着她的肚子看了一眼,又看她的脸。她脸圆圆的,眼睛不大,但亮。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躲闪,也不害羞,像是在说一件正事。
“你男人呢?”我问。
“没得男人。”她说,“分了。分了之后才晓得怀上了。我想生,他又不要,我就跟他断了。”
我沉默了。她也没催我,就站在那里,等我说话。江风从底下吹上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她把头发别到耳朵后面,又把手揣回兜里。
“你为啥子找我?”我说。
“我看你面善。”她说,“而且你天天爬梯坎,身体好。”
我笑了。面善,身体好。这两个理由,简单得很,也实在得很。
“我五十一了。”我说。
“我晓得。”她说,“我也不是找个男人结婚,就是搭个伴,一起把娃养大。你要是愿意,我们就签个协议,各管各的,但娃儿的事,一起管。”
我想了想,又想了想。说实话,我心里头有点动。我这辈子,除了娃儿他妈,就没跟哪个女人亲近过。娃儿走了之后,家里头冷清得像个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听外面的车声,听着听着,就觉得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如果有个娃儿,家里头就有个声音,有个动静,有个盼头。
“你叫啥子名字?”我问。
“李芳。”她说,“芳草的芳。”
“我叫周建设。”我说,“建设的建设。”
她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个月牙。
从那天起,我就跟李芳搭上了伴。
说是搭伴,其实跟一家人也差不多。她租的房子在十八梯,离我不远,我每天早上爬完梯坎,就顺路去她那里,给她带碗小面,或者买几个包子。她怀孕了,吃不得辣,我就给她买清汤的,自己吃红汤的。她吃不完,我就把她剩下的吃了。
一开始,我们也不住在一起。她住她的,我住我的。白天我去她那里,帮她做点事,买买菜,煮煮饭,陪她去医院检查。晚上我就回自己屋,一个人睡。后来有一天,她说:“你搬过来吧,省得两头跑。反正就搭个伴,又不是干啥子见不得人的事。”
我想了想,就搬过去了。
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走路也越来越慢。重庆的梯坎多,她爬不动,我就扶着她。有时候她走累了,我们就坐在梯坎上歇一会儿,看下面的人来来往往。她靠在我肩膀上,喘着气,说:“周建设,你说我们这个娃儿生下来,像哪个?”
“像你。”我说,“眼睛像你,圆圆的。”
“那性格呢?”
“性格像我。”我说,“闷。”
她笑了,拍我一下:“闷有啥子好?”
“闷有闷的好。”我说,“踏实。”
她没说话了,把头埋在我肩膀上,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小声说:“周建设,谢谢你。”
“谢啥子?”
“谢谢你愿意跟我搭伴。”她说,“我一个人,真的怕。”
我伸手把她搂住。她的身子软软的,暖暖的,隔着羽绒服,我能感觉到她身上的热气。我说:“不怕,有我。”
娃儿是春天生的,是个女儿。
李芳疼了整整一天,我在产房外面坐了一天,坐得屁股都麻了。护士出来说“母女平安”的时候,我一下子站起来,腿都是软的,差点摔在地上。
我进去看她,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她看到我,笑了一下,说:“周建设,是个女儿。”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我把它捂在手心里,捂了好久。她看着我,眼睛里亮亮的,说:“你哭了?”
我摸了一下脸,果然是湿的。我说:“没得,是汗。”
她笑了,把我的手拉到嘴边,亲了一下。
娃儿取名字的时候,李芳说:“你取吧。”
我想了想,说:“叫周渝吧。渝是重庆的简称,她是重庆的娃儿。”
李芳说:“好,就叫周渝。”
周渝生下来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全变了。白天,李芳在家带娃,我去买菜、煮饭、洗衣服。晚上,娃儿哭,我就起来哄,让她多睡一会儿。她有时候醒过来,看到我抱着娃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就说:“周建设,你像个老爸爸。”
“本来就是老爸爸。”我说,“五十一了才当爸爸,不是老爸爸是啥子?”
她笑了,把娃儿接过去,喂奶。我坐在旁边看着,觉得心里头满满的,像是被啥子东西填得严严实实的。那种感觉,好久没得了。
娃儿满月那天,李芳说:“周建设,我们签个协议吧。”
我愣了一下。协议这两个字,我差点忘了。当初说好的是搭伴生娃,生完各走各的,娃儿共同养。可现在娃儿生了,我却觉得,我跟她们母女两个,已经分不开了。
“签啥子协议?”我说。
“就是当初说好的那个。”她说,“我拟了一份,你看看。”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写得很清楚:周建设与李芳搭伴生娃,娃儿周渝由双方共同抚养,周建设每月支付抚养费一千元,直至周渝成年。双方无婚姻关系,各不干涉对方生活。
我看完了,把纸放在桌子上。
“咋子?”她说,“有啥子问题?”
“没得问题。”我说,“就是觉得,这个协议,没必要签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头有点意外。
“为啥子?”
“因为我不想各走各的。”我说,“我想跟你过。”
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周建设,你是认真的?”
“认真的。”我说,“我五十一了,你三十七,我比你大十四岁。你要是嫌我老,我就不说这个话。你要是不嫌,我们就一起过。娃儿是我们两个的,家也是我们两个的。”
她低下头,不说话。我心里头有点慌,怕她拒绝。可我也晓得,这个话,我必须要说。不说,我这辈子都会后悔。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周建设,”她说,“你晓得我为啥子要搭伴生娃不?”
“为啥子?”
“因为我以前耍过一个朋友,耍了八年,他都不跟我结婚。后来我怀上了,他说不要,喊我去打了。我就跟他分了。”她说,“分了之后,我就想,我不靠男人了,我自己生,自己养。找个搭伴的,就是为了让娃儿有个爸爸,但我不指望这个男人对我好。”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着我。
“可是你对我好。”她说,“你比我以前那个男朋友,对我好一百倍。你天天给我煮饭,陪我检查,扶我爬梯坎,晚上起来哄娃儿。这些事,我以前想都不敢想。”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伸手给她擦眼泪,她抓住我的手,说:“周建设,我愿意跟你过。可是你要想清楚,我三十七了,没得啥子本事,就一个普通的女人。你跟我过,可能会吃亏。”
“吃啥子亏?”我说,“我一个退休工人,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有一套老房子,还有点退休工资。你跟我过,是你吃亏。”
她笑了,说:“那我们两个都不吃亏。”
第二天,我们去民政局领了证。没办酒,就请了几个老朋友,在楼下的小馆子吃了一顿。李芳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我穿了一件新夹克,周渝被李芳抱着,睡得很香。
吃饭的时候,老李说:“周建设,你龟儿子可以哦,五十一了还娶个嫩婆娘。”
我说:“啥子嫩婆娘,人家才三十七,我娶她,是我占便宜。”
老李说:“你占啥子便宜?人家比你小那么多,你还不是要养人家?”
我说:“我养她,她养我,互相养。”
大家都笑了。李芳也笑了,低着头,脸红红的。
吃完饭,我们回家。走到南纪门的梯坎下面,李芳说:“周建设,你背我上去。”
我说:“你又不是不晓得我腰不好。”
她说:“你背不背?”
我蹲下去,她趴在我背上,我一步一步往上爬。她在我背上,轻得很,像是没得啥子重量。我爬了几步,她说:“周建设,你累不累?”
“不累。”我说,“你比一袋米轻多了。”
她笑了,把脸贴在我背上。我感觉到她的呼吸,热热的,痒痒的。我爬完梯坎,把她放下来,她站在梯坎顶上,看着下面的江,说:“周建设,你看,好漂亮。”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嘉陵江在底下静静地流,江面上的船,灯火点点,远处的千厮门大桥,亮着灯,像一条彩虹。月亮升起来了,挂在头顶,亮晃晃的。
“是漂亮。”我说。
“我以前一个人爬这些梯坎的时候,”她说,“觉得好累,好长。现在跟你一起爬,觉得好短,好快。”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小小的,凉凉的,我把它捂在手心里,捂了一会儿,就暖了。
“李芳,”我说,“我们以后的路,还长得很。梯坎还多得很。你怕不怕?”
“不怕。”她说,“有你。”
我看着她,看着她怀里睡着的周渝,看着远处的江和月,突然觉得,我这辈子,虽然走了很多弯路,爬了很多梯坎,但最后能走到这里,能遇到她们母女,能有一个家,值了。
五十一岁这年,我站在南纪门的台阶上,牵着一个女人的手,抱着一个娃儿,觉得梯坎尽头那一片月光,不再是遗憾,而是希望。
梯坎还是那些梯坎,坡坡坎坎,弯弯曲曲,爬不完。可自从牵了她的手,再陡的坡坡坎坎,我都觉得是平地。
周渝三个月的时候,李芳说:“周建设,我们去拍张全家福吧。”
我说:“好。”
我们去了解放碑的一家照相馆。李芳穿了一件白裙子,我穿了一件衬衫,周渝穿了一件小红袄。摄影师喊:“笑一个!”我们都笑了。周渝被吓到了,哇地一声哭了。摄影师赶紧按快门,把哭的样子拍下来了。
照片洗出来,李芳看了半天,说:“这张好,这张最真实。”
我说:“哭的样子有啥子好?”
她说:“哭也好,笑也好,都是我们一家人的样子。”
我把照片挂在客厅的墙上,每天都要看一眼。有时候晚上起来给周渝冲奶粉,路过客厅,看到那张照片,就觉得心里头踏实。
李芳有时候会问我:“周建设,你后不后悔?”
“后悔啥子?”
“后悔跟我搭伴。”她说,“你要是不跟我搭伴,现在一个人,自由得很,想干啥子干啥子。”
我说:“我一个人自由了五十一年,自由够了。现在有你们,我觉得比自由好。”
她笑了,靠在我肩膀上。
“周建设,”她说,“你说我们这个搭伴,搭得对不对?”
“对。”我说,“搭得太对了。”
她没说话,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一些。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周渝的小床上,照在她小小的脸上。她睡得香香的,嘴巴一动一动的,像是在做梦。李芳看着周渝,轻声说:“周建设,你说周渝长大了,会不会怪我们?”
“怪啥子?”
“怪我们不是正常结婚生的她。”她说,“怪她爸比她妈大那么多。”
“不会。”我说,“她长大了,我们就告诉她,她爸她妈是搭伴生的她。她爸是个退休工人,她妈是个普通女人,两个人在梯坎上遇到了,搭了个伴,生了她。她要是懂事,就不会怪我们。她要是不懂事,怪我们也没得用。”
李芳笑了,说:“你说得对。”
我站起来,走到周渝的小床边,低头看她。她的小手握成拳头,放在脸旁边,嘴巴还在动。我伸出手,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脸。她的脸软软的,滑滑的,像一块嫩豆腐。
“周渝,”我小声说,“我是你爸爸。”
她没醒,继续睡。
“你爸爸五十一了,”我说,“不晓得还能陪你多久。但是你放心,只要爸爸还在,就会陪着你,陪着你妈。我们一家人,一起爬梯坎。”
李芳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
“周建设,”她说,“你是个好爸爸。”
“你也是个好妈妈。”我说。
我们站在月光里,看着周渝睡觉。窗外的重庆,灯火通明,车声轰鸣。可我们的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周渝的呼吸声,轻轻的,匀匀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这辈子,总算做对了一件事。
就是跟李芳搭了这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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