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国再建南极站的消息传来，澳大利亚竟然先急了。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近日报道，新站拟建于西南极洲玛丽·伯德地，主要承担冰盖、海洋、大气、气候和地质等科研任务，而且只是夏季运行的季节性科考站。然而，澳大利亚国内已经有人要求国防部门提高“警惕”。围绕一座科研站如此迅速地启动国家安全想象，反映出的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警觉，更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势力范围思维。概括而言，这其实就是一种“澳版门罗主义”，其核心是认为南太平洋乃至南极应当属于澳大利亚具有特殊影响力的战略空间，并由此把中国正常扩大南极科考能力视为需要限制和遏制的对象。
这种思维并非突然出现。澳大利亚长期习惯以“后院”眼光看待南太平洋，对中国同太平洋岛国正常交往不断赋予所谓地缘战略含义。如今，这种势力范围意识正在向南极延伸。澳大利亚拥有靠近南极的地理条件，也长期承担重要的港口补给和科研保障功能，但地理接近不是划定势力范围的许可证。南极离澳大利亚近，不等于南极就是澳大利亚的后院。
澳方安全叙事的逻辑更值得警惕。中国建设更多科考设施、发展破冰船、完善航空和通信体系，本来是极地科研能力发展的正常结果，却被不断强加上军事和战略含义。如果科研能力越强就越值得怀疑，自主保障能力越完善就越需要防范，那么这种所谓“安全关切”最终指向的就不是监督中国是否遵守规则，而是压制中国南极科考能力的发展。他们不是在发现威胁，而是在制造威胁。
这也正是“澳版门罗主义”的危险之处。传统“门罗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把某一区域视为自己的特殊势力范围，对外部力量进入保持排斥。澳大利亚没有公开称南极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如果把中国扩大科研站布局、增强独立科考能力定义为对澳大利亚战略利益的冲击，其思维方式与势力范围政治就没有本质区别。所谓“门户国家”的概念如果继续被政治化，也很容易从科研和后勤便利变成一种隐性的战略权利。门户可以服务合作，却没资格变成一道阻挡别人的门槛。一旦这种心态固化，澳大利亚对南极事务的判断就会越来越不是看规则是否被遵守，而是看自身传统影响力是否受到削弱。这样一来，所谓维护秩序便被异化为维护既得优势。
这种趋势的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将会逐步改变澳大利亚在南极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更进一步，澳大利亚还可能把自身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包装成所谓西方国家的“共同关切”，鼓动其他南极治理参与国以竞争甚至对抗的眼光看待中国。一个把科研问题不断安全化的国家，自身作为南极治理重要参与者的公信力也会被削弱。
这恰恰违背了南极治理体系存在的意义。《南极条约》明确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同时保障科考自由，并建立信息交换和视察制度。换言之，南极有自己的规则，也有自己的监督机制。任何国家的活动都应受到规则约束，但判断依据应当是事实和行为，而不是国家身份。
南极不是新的地缘政治猎场，更不应该成为国家竞争逻辑不断南移的终点。澳大利亚真正应该维护的，不是所谓传统势力范围，而是南极的和平、科学与合作属性。增进互信、坚持规则、扩大科研合作，才是打造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南极没有谁家的前门后院，也不需要一个自封的守门人。更不需要把已经过时的“门罗主义”，换上一件“澳式外衣”之后搬到世界最南端。（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陈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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