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国际大战略中的‘三个世界’划分”

1974年2月22日，北京，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没有停留在双边关系上，而是迅速转向整个世界的力量结构。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这段话看似简洁，背后却不是临时起意。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外交实践中形成的判断：国际关系不能只按照意识形态划线，更要看国家之间的力量差异、利益冲突以及谁在推行霸权。

毛泽东把美国、苏联视为第一世界，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归入第三世界，同时将日本、西欧、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列为第二世界。这个划分的重点，不是制作一张简单的国际名单，而是寻找能够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大范围。

这种思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有了清晰雏形。1935年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看得很明白，革命不能只依靠单一力量，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朋友。

1937年以后，这一判断又被放到国际范围内。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应当同世界和平阵线结合起来。哪怕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立场不同，只要反对日本侵略，就存在合作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这种“团结多数”的办法，并非只用于战场。1940年前后，毛泽东概括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后来常说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提炼出来的政治方法。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迅速转冷。1946年8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认为，美苏之间横亘着广大的亚、欧、非地区，美国若想支配世界，就必须面对这些国家和人民的抵抗。

这番分析有一个重要含义：中国革命并不是大国博弈中的被动棋子。即便美苏之间存在矛盾，中国也不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大国妥协上。毛泽东当时明确表示，各国人民可以按照自身情况进行斗争，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美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中国实行“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但这并不等于外交关系只能局限在一个阵营之内。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实际上为中国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1950年至1951年，中国先后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建立外交关系，说明新中国并没有把世界简单分成“自己人”和“敌人”。

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矛盾更加复杂。中苏关系恶化，美国继续对华施压，欧洲一些国家、日本也不愿完全受制于美国。1963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将亚非拉国家与欧洲等发达国家区别开来，重点观察它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

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这一突破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根据国际矛盾变化主动调整外交布局的结果。它表明，国家关系不能被僵硬的阵营观念完全锁死。

新的变化很快到来。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持续增加军事压力，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严峻。与此同时，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世界力量关系正在重新组合，原有的“两个阵营”框架已经难以解释全部现实。

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客人时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会见卡翁达时，他又补充说，中国在经济和发展水平上不能同富国相比，只能同许多较为贫穷的国家站在一起。这既是对中国自身位置的判断，也包含着同亚非拉国家加强团结的外交方向。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系统阐述了这一战略。他指出，美国、苏联属于第一世界，亚非拉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属于第二世界，并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

“三个世界”划分的价值，正在于它把中国的国家处境、发展需要和国际斗争结合起来。中国既要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也要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同时改善同美国、日本及西欧国家的关系。到1976年10月，中国已同世界上11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交空间大幅拓展。

毛泽东在晚年提出的这一国际战略，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推演，而是从抗日统一战线、“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法建交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留下的核心判断十分清楚：国家无论大小，都不应成为超级大国支配世界的附庸；中国的外交立足点，必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