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殡仪馆干了9个年头，穿红睡衣来选骨灰盒

我在殡仪馆干了9个年头，今天才敢说，后老伴送走老伴头七，穿红睡衣来选骨灰盒，她62，撂一句这盒向阳，工作人员站门口没拦，手里的单据

我在殡仪馆干了9个年头，今天才敢说，后老伴送走老伴头七，穿红睡衣来选骨灰盒，她62，撂一句这盒向阳，工作人员站门口没拦，手里的单据

我在殡仪馆干了9个年头。

9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我看过三千多具遗体进炉子，短到我至今还记得第一个经我手的逝者穿的是啥衣裳——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毛边，指甲缝里还带着泥。那是个种地的老汉，儿子从深圳赶回来，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膝盖上全是灰。

我今年54，姓赵，大名赵德厚，单位里年轻的叫我赵师傅，老同事叫我老赵。我干的是殡仪服务，说白了，从遗体接运到化妆整容，从灵堂布置到火化入炉，最后到骨灰盒这一摊，我都经手。9年里，我见过哭得昏死过去的孝子，见过争遗产在灵堂上就打起来的兄弟，见过抱着骨灰盒在门口坐了一宿的老太太，也见过连面都不露、只托人送个花圈就算完事的闺女。

但这9年，有一个人，有一件事，我到现在想起来，后背还发凉。

今天我说出来，是因为前几天，我又在殡仪馆大门口看见了一个穿红睡衣的女人。

先说清楚，我们这殡仪馆在县城边上，往东是火葬场，往西是公墓，中间夹着一条水泥路，路两边种着两排老柏树，夏天遮阴，冬天掉一地的籽。来这儿的人，十个有九个是低着头来的，剩下那一个，是被人搀着来的。

可那天来的那个女人，是抬着头来的。

她62岁，姓周，叫周凤兰。老伴姓刘，叫刘长海，66，退休前是县供销社的，后来供销社散了，他就在家待着，每个月领两千出头的退休金。周凤兰是后老伴，嫁过来11年，没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刘长海前头有个儿子，叫刘军，在省城开出租车，逢年过节回来一趟，平时电话都少。

刘长海是腊月里没的。心梗，半夜走的，没遭罪。早上周凤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凉透了。她打了120，又打了刘军的电话，然后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天亮。

这些是后来刘军告诉我的。他说他赶到家的时候，周凤兰就坐在那儿，穿着一件红睡衣，手里攥着刘长海的医保卡和一张存折，茶几上摆着一杯凉透的白开水。

刘军说，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说你先别急，后事要办。他说赵师傅，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他说不上来。

那天是腊月十九，天阴得厉害，风从柏树缝里钻过来，刮在脸上跟小刀似的。刘军是下午到的，周凤兰没去接，也没做饭。刘军进门的时候，周凤兰还在沙发上坐着，红睡衣外面套了件黑棉袄，脚上趿拉着一双棉拖鞋，头发乱着，没梳。

刘军说：“姨，咱得商量商量后事。”

周凤兰说：“商量啥，你爸早说过，一切从简。”

刘军说：“那骨灰盒呢？”

周凤兰说：“我明天去挑。”

刘军愣了一下。他说按规矩，骨灰盒一般是儿女挑，老伴跟着看看就行。可周凤兰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眼睛看着茶几上那杯凉水，没看他。

刘军就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头七前一天。我们殡仪馆的骨灰盒陈列室在办公楼一楼东边，两间打通的大屋子，靠墙一圈玻璃柜，里头摆着不同材质、不同价位的骨灰盒。木头的最多，有松木、柏木、楠木，还有玉的、石的、瓷的。价格从几百到上万，标签都贴在柜门里侧，不显眼。

那天上午9点多，我正跟同事老孙在陈列室门口核对单据。老孙管库房，手里拿着一沓单子，嘴里念叨着：“昨天卖出去三个，两个松木的，一个玉的，玉的是个闺女给她妈买的，八千八……”

我没搭话，低头看手机。这时候门帘一掀，进来一个人。

我先看见的是一只棉拖鞋，鞋面上绣着一朵牡丹，颜色褪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灰白的底布。然后是一条睡裤，也是棉的，暗红色，裤脚松松垮垮地堆在脚面上。再往上，是一件红睡衣，那种很常见的珊瑚绒料子，领口有点大，露出里面秋衣的圆领。最后是脸。

周凤兰的脸。62岁，皮肤倒还白净，就是眼袋很重，嘴角往下耷拉着，头发用一根黑皮筋随便扎着，碎头发贴在脸颊两边。

她没看我，也没看老孙，径直往里走。

老孙抬起头，嘴张了张，没说出话。他干了十几年，头一回见穿睡衣来挑骨灰盒的。

我跟上去，说：“大姐，您……”

她说：“我自己看看。”

她走到木头柜子前面，一排一排看过去。玻璃柜门映出她的影子，红睡衣在灰扑扑的陈列室里特别扎眼。她走得很慢，步子很稳，拖鞋底蹭着地砖，发出“嚓、嚓”的声音。老孙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沓单据，眼睛跟着她转。

她在一排柏木骨灰盒前面停下了。

那排盒子是浅褐色的，上面雕着松鹤，盒盖内侧衬着黄绸子。价格标签贴在柜门里侧，写着“1280”。

她弯下腰，隔着玻璃看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转过头，对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这盒向阳。”

就四个字。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陈列室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没反应过来。我说：“您说啥？”

她说：“这个盒子，向阳。”

她伸手指了指柜子里的那个柏木盒。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那个盒子摆的位置确实靠里，早上10点多的太阳从东边窗户照进来，正好落在柜子那一角上。可骨灰盒是放在骨灰堂里的，向阳不向阳，有什么要紧？

我说：“大姐，这个材质是柏木的，价格1280，您要是定，我给您开单子。”

她说：“就这个。”

然后她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翻开，递给我。存折上有三万八千多块钱，户名是刘长海。

老孙在后面咳了一声。我回头看他，他冲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他的意思：这钱是死者的，按说该儿女在场，或者至少得有个委托。可周凤兰就这么递过来了，脸上一点犹豫都没有。

我说：“大姐，这存折是刘长海的，得他儿子到场，或者您有委托书也行。”

她把存折收回去，揣进口袋，说：“他儿子在楼上。”

刘军确实在楼上。他在二楼休息室里坐着，抽烟，烟灰缸里已经有四五个烟头。我上去叫他，说您下来一趟，您姨要定骨灰盒。

刘军掐了烟，跟我下楼。他进陈列室的时候，周凤兰还站在那排柏木柜子前面，红睡衣的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翻出来了，搭在后背上。

刘军说：“姨，挑好了？”

周凤兰说：“这个，向阳的。”

刘军看了一眼那个盒子，又看了一眼周凤兰，说：“行，那就这个。”

然后他掏出手机，扫了柜台上贴的收款码，付了1280。周凤兰站在旁边看着，没说话。付完钱，刘军说：“姨，那咱回吧，明天头七，还得准备东西。”

周凤兰说：“你先走，我再看看。”

刘军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他就先走了。

陈列室里又剩下我和周凤兰，还有门口的老孙。老孙手里的单据一直没放下，就那么攥着。

周凤兰没再看别的盒子。她站在那排柜子前面，看着那个柏木盒，看了很久。然后她转过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了。她看着老孙，说：“师傅，明天来取，是吧？”

老孙说：“明天上午，带上单据。”

她说：“行。”

然后她掀开门帘，出去了。红睡衣在门口一闪，没了。

老孙这才把单据放在柜台上，长出了一口气。他说：“老赵，这人……不对劲。”

我说：“咋不对劲？”

他说：“你见过谁穿睡衣来挑骨灰盒的？还是后老伴。头七还没过呢。”

我说：“兴许是急的，顾不上换。”

老孙摇摇头，没再说话。

第二天是头七。刘长海的遗体停在殡仪馆的冷藏间里，等头七过了就火化。头七这天，家属要在灵堂里守一天，烧纸、上香、摆供。刘军来了，他媳妇也来了，还有刘长海的两个老同事，一个姓张，一个姓王，都是供销社的老伙计，退休了没事干，来帮忙张罗。

周凤兰也来了。她还是穿着那件红睡衣，外面套着黑棉袄。刘军的媳妇看见她，脸色就不太好看，但没说什么。周凤兰在灵堂里转了一圈，看了看供桌上的东西，说：“少一碟点心。”

刘军说：“姨，一会儿我去买。”

周凤兰说：“你爸爱吃枣泥的。”

刘军说：“知道了。”

然后周凤兰就坐在灵堂角落的椅子上，不动了。她坐了一整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刘军叫她，她说她不饿。下午烧纸的时候，她也没起来，就坐在那儿看着。火盆里的纸灰飘起来，落在她的红睡衣上，她也不拍。

张师傅和王师傅在门口抽烟，小声嘀咕。张师傅说：“长海这个后老伴，咋这样？”王师傅说：“搭伙的，能有多少感情。”张师傅说：“那也不能穿红的来吧，头七还没过呢。”王师傅说：“你管人家呢。”

我那天在灵堂里进进出出，听见了，没搭腔。

头七过了，第二天火化。早上8点，刘长海的遗体从冷藏间推出来，送去火化间。刘军跟着去了，周凤兰没去。她坐在灵堂里，等着。骨灰出来以后，装进那个柏木盒。刘军抱着盒子，坐车去了公墓。周凤兰跟着去了，还是那件红睡衣，黑棉袄。

公墓在县城西边，一排一排的墓碑，灰白色的，整整齐齐。刘长海的墓穴是早就买好的，跟他的前妻合葬。前妻是12年前没的，癌症，那时候周凤兰还没来。

下葬的时候，刘军把骨灰盒放进墓穴，工人盖上石板，抹上水泥。周凤兰站在旁边，看着。风很大，吹得她红睡衣的衣角翻起来。她伸手按了按，没按住。

刘军说：“姨，咱回吧。”

周凤兰说：“你先走。”

刘军就带着媳妇走了。张师傅和王师傅也走了。公墓上只剩下周凤兰，还有我和老孙——我们是来收尾的，把剩下的东西拉回去。

周凤兰站在墓碑前面，站了很久。墓碑上刻着刘长海和他前妻的名字，并排的，中间隔着一个“之”字。周凤兰的名字不在上面。

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山下走。红睡衣在灰白色的墓碑中间，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山脚下的柏树林里。

老孙说：“老赵，你说她图啥？”

我说：“不知道。”

老孙说：“搭伙11年，没领证，没名分，人走了，她啥也落不着。房子是刘长海前头留下的，存款就那三万八，刘军要是较真，她一分都拿不走。”

我说：“刘军没较真。”

老孙说：“那是刘军厚道。”

我说：“嗯。”

可事情没完。

过了正月十五，刘军来找我。他说赵师傅，我想问你个事。我说你说。他说他爸那个骨灰盒，买的时候，周凤兰是不是说了啥。

我说：“她就说了一句，这盒向阳。”

刘军说：“向阳？”

我说：“对，就这俩字。”

刘军坐在我办公室的椅子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赵师傅，你知道我爸前头那个，埋在哪不？”

我说：“公墓啊，你妈嘛。”

他说：“不是。我妈是跟我爸合葬的。可周凤兰……她不是我妈。”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爸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死了以后，骨灰盒要向阳的，因为他这辈子住的房子都背阴，一天到晚见不着太阳。他说他死了，想晒晒太阳。”

我愣住了。

刘军说：“这话我就跟我爸说过，没跟别人说过。周凤兰咋知道的？”

我没说话。

刘军说：“除非我爸也跟她说过。”

他停了一下，又说：“赵师傅，你说，我爸跟她，到底是啥感情？”

我想了想，说：“你爸把存折留给她了。”

刘军说：“那是我爸的工资卡，里头就三万八。”

我说：“三万八也是钱。”

刘军不说话了。

后来我才知道，刘军没要那三万八。他把存折给了周凤兰，周凤兰收了，没说什么。房子刘军收回去了，周凤兰搬走了，搬到县城东边她妹妹家。走的那天，刘军去送她，她穿着那件红睡衣，外面套着黑棉袄，拎着一个编织袋，里头是她这11年的东西。

刘军说：“姨，以后有事打电话。”

周凤兰说：“行。”

然后就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前几天，我又在殡仪馆大门口看见了一个穿红睡衣的女人。

那天是3月12号，植树节，天刚暖和一点，风里带着土腥味。我早上来上班，远远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个人。走近了看，是个老太太，六十来岁，穿着一件红睡衣，外面套着黑棉袄，脚上趿拉着棉拖鞋。

不是周凤兰。

但这个老太太跟周凤兰差不多岁数，差不多的打扮，差不多的神情。她站在大门口，往里看，没往里走。手里攥着一张纸，像是单据。

我走过去，说：“大姐，您办啥事？”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师傅，我想问一下，骨灰盒能提前买不？”

我说：“能，您给谁买？”

她说：“给我自己。”

我愣了一下。

她说：“我老伴走了3年了，我一个人过。我想着，趁我现在还能动，自己把骨灰盒挑了，省得以后麻烦儿女。”

我说：“您进来看看？”

她说：“行。”

她跟着我进了陈列室。老孙还在，看见又来了一个穿红睡衣的老太太，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老太太在柜子前面看了一圈，最后停在那排柏木骨灰盒前面。她弯下腰，隔着玻璃看了一会儿，直起身，对我说：“师傅，哪个向阳？”

我指了指靠窗那一排。

她说：“就那个吧。”

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翻开，递给我。存折上有五万多块钱，户名是她自己。

我给她开了单子。她签了字，把存折收好，说：“师傅，我先放你们这儿，等我走了，你们给我装上就行。”

我说：“您跟儿女说了吗？”

她说：“没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办。”

然后她走了。红睡衣在门口一闪，没了。

老孙把单据收好，看着我，说：“老赵，这咋又一个？”

我没说话。

我站在陈列室门口，看着外面那两排老柏树。3月的风从树缝里钻过来，不冷了，带着点土腥味。我想起周凤兰，想起她说的那四个字——“这盒向阳”。想起刘军说的那句话——“我爸这辈子住的房子都背阴”。

我想起这9年里，我见过的那些骨灰盒。松木的、柏木的、玉的、石的、瓷的，贵的上万，便宜的三五百。有的盒子当天就装上了骨灰，有的盒子在库房里放了好几年，等一个还没走的人。

我想起那些来挑骨灰盒的人。哭着的、不哭的、穿孝的、穿红的、儿女来的、老伴来的、自己来的。

我想起那天周凤兰穿着红睡衣站在陈列室里，阳光从东窗照进来，落在那个柏木盒上。她说“这盒向阳”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到底是为刘长海挑的，还是为自己挑的。

刘军后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说赵师傅，那个骨灰盒，是我爸的意思，还是她的意思？

我说：“你爸的存折在她手里。”

刘军说：“那三万八，我一分没要。”

我说：“我知道。”

他说：“可我还是想不明白。”

我说：“我也想不明白。”

电话就挂了。

前几天，我去公墓那边办事，路过刘长海的墓。墓碑前面摆着一束花，白的，蔫了，花瓣掉在石板缝里。墓碑上刘长海和他前妻的名字还在，并排的，中间隔着一个“之”字。

旁边没有别的墓碑。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回到殡仪馆，老孙正在陈列室里擦柜子。他看见我，说：“老赵，那个穿红睡衣的老太太，昨天又来了一趟。”

我说：“干啥？”

他说：“她来看看那个盒子还在不在。”

我说：“还在不？”

他说：“在。我给她指了指，她看了看，走了。”

我说：“她说啥了？”

老孙想了想，说：“她啥也没说。就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我说：“哦。”

老孙说：“老赵，你说这些人，到底咋想的？”

我没回答。

我走到门口，点了根烟。3月的风还是带着土腥味，从老柏树缝里钻过来。远处公墓的方向，灰白色的墓碑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我看不清哪一座是刘长海的，也看不清哪一座前面摆着花。

烟抽完了，我掐了烟头，扔进垃圾桶。转身回屋的时候，听见老孙在里头嘟囔了一句：“这盒向阳。”

我站住了。

回头看了一眼陈列室。玻璃柜里，那个柏木骨灰盒还摆在原来的位置，阳光从东窗照进来，落在盒盖上，松鹤的雕花被照得清清楚楚。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周凤兰那天为啥穿红睡衣来。

她62，后老伴，搭伙11年，没领证。刘长海头七还没过，她就来挑骨灰盒。她站在陈列室里，撂了一句“这盒向阳”，工作人员站门口没拦，手里的单据攥了一上午。

她到底是为刘长海挑的，还是为自己挑的？

那件红睡衣，是她故意穿的，还是没顾上换？

刘长海跟她说过“向阳”的事吗？还是她自己猜的？

那三万八，她拿了，心里是啥滋味？

刘军说她啥也没要，可她啥也没落着吗？

我干了9年，头一回觉得自己啥也不懂。

你说，要是你们摊上这种事，是觉得周凤兰薄情，还是觉得她可怜？

我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