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23日晚,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临时决定留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吃饭。原本几十分钟的谈话,因为双方谈得投机,变成了一场没有提前充分准备的晚餐。厨房接到通知时,距离开席已经不远,真正的考验也由此开始。
那次接待规格很高。菜单既要保留中国菜的特色,又要照顾西方客人的饮食习惯,厨房最后安排了六道凉菜和四道热菜。凉菜中有花篮红鱼子、酿鸽子、烤猪排、麻辣牛肉、什锦沙拉,热菜则包括烫片鸭子、铁板扒桂鱼、牛肉扒和炒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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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菜单里还出现了一道临时创制的菜,后来被称作“元帅虾”。当时西餐材料并不充足,程汝明便盯上了渤海湾的大虾,又想到奶酪是西方人熟悉的食材,于是决定把两者结合起来。
虾肉要切得薄而完整,中间卷入奶酪,再裹上鸡蛋、面粉和面包糠下锅。火候稍有不当,奶酪就会提前流出;虾肉切破,整道菜也难以成形。成功后,外层酥脆,虾肉鲜嫩,切开时奶酪缓缓流出,蒙哥马利对此颇为称赞。
席间,毛泽东还打趣说:“这顿饭不是我们的人做的吧?”身边工作人员到厨房询问,程汝明回答:“是自己做的,只是临场变了几个花样。”消息传回后,毛泽东称赞他的手艺精湛。需要说明的是,“毛式菜系”并不是当时正式确立的菜系名称,更像是后人对程汝明长期摸索的一种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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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汝明的本事,不是短时间练成的。他幼年家境贫寒,13岁随叔父到天津,1939年进入惠中饭店学徒。此后,他在法兰西俱乐部、起士林饭店等处学习中西餐技艺,既练基本功,也熟悉外宾的饮食习惯。
1952年,他曾承担重要会议的餐饮工作,接触过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凭借扎实的手艺和细致的作风,程汝明逐渐受到重视。1954年起,他进入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圈,先后负责中南海以及专列上的饮食,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前后服务约22年。
做这份工作,难处不只在刀工火候,更在于摸清主人的习惯。程汝明常说,毛泽东喜欢吃什么,厨师就要把这道菜真正学会,而不是只做出一个大概的样子。一次,为了做好萝卜丝饼,他专门向钓鱼台的王师傅请教,重点琢磨饧面、抻面和下盐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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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傅提醒他:“盐放早了,萝卜丝饼容易塌,也会变味。”程汝明没有满足于照着做,而是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其中的分寸。这件小事说明,他所谓的“创新”,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长期观察和反复实践之上。
红烧肉更能体现他的用心。毛泽东喜欢这道菜,却不吃酱油。程汝明起初做出的红烧肉没有被动过,追问原因后才知道,毛泽东童年时见过酱缸中的异物,从此对酱油产生了心理障碍。
既然不能用酱油,红烧肉还做不做?程汝明改用糖色调色,重新安排咸甜比例,做出了色泽红亮、味道醇厚的红烧肉。后来人们所说的“毛氏红烧肉”,正是在这种饮食习惯和地方口味的结合中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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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偏爱湖南风味,喜欢腊肉、辣椒、苦瓜,也能接受豆豉。程汝明便做出豆豉苦瓜、豆豉辣椒圈等菜。春节时,他起初按北方习惯包饺子,毛泽东只吃了一个。后来了解到主席是湖南人,年节更习惯吃年糕,便调整了年夜饭的安排。
特殊时期,毛泽东还要求降低生活标准,厨房不能随意安排肉菜。程汝明只能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变换做法,例如用鱼头豆腐增加鲜味,利用猪油和少量肉丁改善主食口感。后来毛泽东得知葱花饼中加了肉,便明确要求不能再这样做。
进入晚年,毛泽东的饮食也随身体状况变化。牙病加重后,较硬的食物减少;咳嗽频繁时,辣椒不再食用;为避免心血管负担,连喜爱的红烧肉也逐渐减少。程汝明记录下的,正是一个家庭厨师如何在有限条件中调整菜品,也是一段特殊历史里极少被注意的生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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