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哥，欢歌

　　1996年，南京，举办演唱会的刘欢。视觉中国供图

　　刘欢有一副辽阔的嗓子。他不仅能从男低音跨几个八度唱到“High C”，还能从市井的“磨刀老头”唱到人类共有的“地球村”。他的歌是跳广场舞的背景乐，也曾在人民大会堂和卡内基音乐厅奏响。他是位真正让音乐实现“雅俗共赏”的歌手。

　　他的声音有过很多种质地：粗粝，有着《好汉歌》里的江湖与豪气；沉郁，《从头再来》里浸润着时代拐角中人们的不甘与坚韧；温润，《天地在我心》让沉香穿越黑暗与孤独、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少年。

　　刘欢离世前的最后一场演出是B站跨年晚会，那天风很大，他戴着标志性的红色围巾，鼻子被冻得发红，但还是饱含热情唱完了两首歌。他说，“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2026年9月25日，他在上海逝世，享年63岁。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还是国民文化纽带，刘欢准确地捕捉到人们心底的情感，并把它们温柔地放进OST（影视原声音乐）：在《便衣警察》里，他唱“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唱青年警察平反冤假错案时的理想主义光芒；在《雪城》里，他唱“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唱知青返城后无法融入的迷茫呐喊；在《北京人在纽约》里，他唱“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唱追求“美国梦”的中国人在异乡的身份失落。

　　他的歌总能带来持久的感动——30年后，一位90后网友在朋友圈分享《千万次的问》，“小时候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在北京漂泊多年后，才明白其中之意。”网友说，是他的歌“让电视剧保值”。

　　1988年，刘欢已经从国际关系学院法语文学专业毕业，因演唱了《雪城》的主题曲声名鹊起。那时他刚在央视的晚会上唱了《世界需要热心肠》，某种程度上，歌和他本人形成了呼应。他的妻子卢璐曾在书中回忆，1988年他们坐火车，乘警抓到一个小偷，铐在他们旁边。刘欢起身坐到小偷面前，“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开始询问对方的年龄和家庭，教导对方不要“害人害己害社会”。

　　刘欢的耿直和仗义时常被好友称道。高晓松曾回忆，歌手郑钧在郊区开车曾因路滑出了事故，腿被卡在车里，打电话求助高晓松。高晓松因为在城区距离太远，就打给了刘欢，结果刘欢衣服都没换，大冬天穿着睡袍就冲出去救人。

　　进入21世纪，刘欢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在聚光灯之外，他的主业仍是教师。他毕业后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西方音乐史课程，1994年的一段采访中，他骑着自行车去上课，饿了就在门口啃个包子。记者问为什么不买汽车，他说，“人要自由，不能为停车、护车、修车所累。”

　　他的课堂常年座无虚席，过道都坐满人。他从18世纪的古典主义讲到20世纪流行音乐，讲到兴致处，他会通过现场示范传递歌曲的情感内涵，随手在黑板上写下英语、德语或是意大利语单词。同事回忆，期末考试时，刘欢会拿一个提包把300份卷子整理好，按照学生的学院专业仔细排序，回去认真批改。

　　“我觉得人应该是全面的，没有艺术修养对于一个人来说就不够完整。我并不是让大家都成为艺术家，但是应该在这方面更丰富一些，在任何方面都具有一种审美的能力”，他相信音乐能让人跳出个人境遇，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当我发现《哥德堡变奏曲》的沉稳思辨和巴赫作为音乐仆人的身份那么不相符，当我发现莫扎特的《小夜曲》与他本人那么乖张的性格和窘迫的境遇那么不一致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些人的伟大之处，他们就是我们所谓的‘仰望星空’的一族，他们懂得了自己的渺小和艺术的伟大，他们是所谓站在阴沟里仰望星空的人”。

　　刘欢平日保持低调，优先保证上课和音乐创作，拒绝了大部分采访和商演。即使在镜头前，他也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站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也穿圆领T恤。

　　那是2008年，刘欢45岁，两鬓微微发白。他和莎拉·布莱曼站在微缩的地球模型上，鲸鱼在他们身后跃动，印有各种肤色笑脸的雨伞在他们身旁绽开。刘欢唱出的旋律，轻柔得像一句招呼。那一年，一个国家在同一年里经历了悲怆、骄傲与不安，需要一个声音，把这些复杂的情绪收拢起来。而刘欢就站在那里，带着无国界的亲和力，向世界打招呼。

　　这首歌叫《我和你》。刘欢说，它强调的是世界大同，和谐相处，所有人在一起。

　　“我一直记得德彪西一战时在巴黎被轰炸的时候讲的话：既然我们无法阻止那些暴行，那就更多地提供出一些美吧”，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在他的眼中，音乐创作是要给世界提供美好。

　　可现实并不总是善待“美”。千禧年后，中国唱片行业遭遇网络的猛烈冲击：盗版与免费下载几乎抹平了实体唱片的利润，歌手写一首歌、做一张专辑的成本，越来越难从市场里收回；愿意花时间打磨原创的人少了，批量复制热门旋律、追逐“神曲”的做法，反而成了更稳妥的生意。

　　2014年央视《新闻1+1》栏目，白岩松和刘欢就披头士乐队“抵美50周年”这一节点，讨论“我们的流行文化怎样更流行”。“我们的流行音乐面临需求和供给双双低水平的困境”，一些仅靠“低端产品”的制造者赚到了钱，“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趁机升级换代，而是以低端的最低点作为成功经验继续生产”。

　　为了鼓励原创音乐，他只是闷头做事，即使那是在别人看来“无用”的事。曾经有记者对他全心筹备的《中国好歌曲》提出质疑，认为节目影响力有限，他的回答是，“的确，凭一档电视节目想改变中国原创音乐的现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总比天天抱怨要好吧”。

　　《中国好歌曲》录制结束后，他会主动索要上万字的现场速记文稿，纠正速记错漏的音乐专业术语、梳理点评核心观点，保证节目传播中，原创音乐的专业表达不被误读。这个节目走出了赵雷、霍尊、苏运莹、杭盖乐队等许多知名原创音乐人。

　　在另一档音乐综艺中，当唱爵士、Soul以及其他小众音乐类型的歌手被质疑时，刘欢对现场的媒体说，“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能丰富起来，让我们观众的耳朵能听到各种不同的音乐，这我想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刘欢自己听的歌涵盖了爵士、HIP-HOP、古典、歌剧，甚至另类摇滚。他是中国最早接触MIDI技术的一批人，独立完成《北京人在纽约》中的7首歌曲和90余段配乐。他曾把流行和摇滚元素加入《国际歌》——他从来不逃避流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流行是与世界对话的前提，“小众不应成为一个堡垒，而应当成为一艘战舰。任何一种音乐都有权利被所有人听到。”

　　2019年，刘欢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芒果V基金共同发起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以个人名义捐资2000万元，每年1月11日拨出100万元，资助一位30岁以下的华语原创唱作人，钱只能用在创作上。

　　刘欢扶持人才从来不计成本。涂议嘉是《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刘欢的学员，那时她只有16岁，是个高中生。她唱自己写的《蒲公英在飞》，当其他老师疑惑她为何在副歌转调，刘欢认可了她使用的“多利亚调式”，“在你面前，这些风格都不重要，都不存在，我们给自己设立的主题都不存在，因为拒绝一个天才是可耻的行为”。

　　节目结束后，刘欢为她制作了个人专辑。那是刘欢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制作专辑。为了帮助她写词和谱曲，刘欢还送给她一本朦胧诗集、一个便携式的键盘。涂议嘉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作为专辑的制作人，刘欢全程“一个音一个音盯着”，弦乐和配器也是亲自到现场参与录制，“他的认真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不是当作一份工作”。

　　他们沉浸在音乐的碰撞中，很少考虑商业化的问题。经纪公司出于造型考虑，希望涂议嘉减肥，她就躲在刘欢身后，“他说没事，你站在我身后吃”。涂议嘉觉得，是刘欢老师教给她如何自由地创作，“他从来不会让你抄所谓的‘正确答案’，不会像一些老师一样，说你某个音写得不好，就给你擦掉重写，而是把你当作一个平等的个体，引导你自己去思考”。

　　有一次她和刘欢说，觉得自己的创作有些重复，刘欢告诉她自己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我发现自己总喜欢用这几个和弦，就会刻意打破自己的习惯，去学习、实验其他的和弦”。

　　后来涂议嘉决定出国深造，到牛津大学攻读音乐学硕士学位，刘欢也很支持。涂议嘉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学习、演奏不同文化的传统乐器，也和他们一起唱各地的民族歌曲，“音乐没有国界，它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现在她在海外音乐行业同时从事幕前和幕后工作，也一直希望让更多中国音乐和音乐人被海外听众听见。“很多海外听众对中国音乐和中国市场其实还不太了解，但音乐是很直接的交流方式。真正听到彼此的音乐之后，会发现即使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成长背景，人与人之间的很多情感其实都是相通的。”

　　10多年来，刘欢指导过的学员经常在刘欢家里聚会，很多人吃过刘欢做的红烧肉。有学员回忆，刘欢有时会走到钢琴前讲乐理知识，还会带领大家即兴唱歌和演奏。刘欢有时会流泪。他祝福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暖”，也鼓励他们“不要放弃创作”。这可能是这位“天使投资人”最大的心愿。今年公益金获得者的证书上他写道，“不落窠臼，自成一统”。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