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派用工早晚得出大乱子！

朋友那天喝了点酒。

我们坐在那种开了十几年的烧烤店里，塑料凳子腿是歪的，坐上去咯吱响。

他把一次性筷子掰开，没用，就那么拿着，盯着桌上那一盘拍黄瓜，说，今天又跑了两个。

我问他什么跑了两个。

他说外包的，连招呼都不打，到换班时间，人没来。调度那边电话打过去，响了七八声，接了。那边环境音很吵，听着像在另外一个工地上。调度问你怎么没来上班，对面说，不干了。调度愣了一下，说你这得提前说吧，我们这边排班都排好了，你突然不来，整个场子都乱了。

对面说，哦。

然后挂了。

朋友说到这，把那根没用的一次性筷子往桌上一拍，没多大力气，筷子滚了一下掉地上了。他没捡，看着我，说你知道最气的是什么吗。不是他不来，是那个“哦”。

就那么一个字。

我懂他的意思。

不是愤怒，不是对抗，不是讨价还价，甚至连敷衍都算不上。就是一个“哦”。那种彻底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不在意，比任何冲突都让人心里发凉。你跟他说规矩，他跟你说心情。你跟他说责任，他跟你说工钱。你说这班次是定好的，他突然不来，后面的人就得连轴转，设备等着人操作，货车等着编组，整条线都受影响。他听了吗，他听了。但那个“哦”就是在告诉你，这些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坐在那听他说完，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其实是，这事早晚得出问题。

不是出小问题，是大问题。是那种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有一天绷不住了，整个系统咔一下碎掉的那种问题。

朋友在编组站干了快二十年。他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站里有师傅带徒弟，一个班组的几个人处得像兄弟，谁家里有事，其他人二话不说顶上去。那时候也有临时工，有外聘的，但人和人之间还有点什么东西牵着。那东西说不清楚，可能是人情，可能是长期相处攒下来的信任，可能是觉得这份工作得对得起接你班的那个人。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什么样呢。他说，现在就是一个纯买卖。

你出钱，我出力气。你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多一分都不干，少一分都不行。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现实。他说他也不是要批评这些外包工人，人家有错吗。站在人家的角度，没毛病。今儿你这给两百，明儿隔壁工地给两百二，那为什么不去隔壁。至于你这边的排班，你的人员缺口，你的安全生产，关人家什么事。人家连你的正式职工都不是。

我想起我一个亲戚，很多年前在工厂里上班，那时候还是国营厂。他跟我讲过一件事，说有一年他们车间主任的母亲去世了，整个车间的人自发凑了份子，周末骑着自行车骑了十几里地去参加葬礼。没人要求他们去，主任也没通知任何人，但消息就是传开了。大家穿着洗干净的工作服，站在灵堂外面，排成一排。他说那个场景他记了一辈子。

现在你再想这个画面，觉得特别不真实。

不是说现在的人冷血了。是那个土壤没了。那个让你愿意穿着工作服骑十几里地去送一个人的土壤，被连根刨了。

外包、劳务派遣、项目制、临时合同。一层一层的法律关系叠上去，每一层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你别多想，你就是来干活的。你不是这个集体的人，这个集体的好坏跟你没关系。你今天在这，明天可能就不在了。你跟旁边工位那个人可能这辈子就共事这三个月。那为什么要建立关系呢？建立起来有什么用呢？

这很现实，现实到我没办法反驳。

朋友说的那个甩下一句“不干了”就挂电话的人，他可能就是这种计算方式的产物。他不是坏，他是算明白了。既然你把我当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那我也把你当随时可以跳槽的站点。公平得很。

但这个公平，它不是没有代价的。

代价是什么？代价是很多东西没办法用合同条款写清楚。一个班组里谁跟谁配合默契，谁干累了旁边人能搭把手，谁今天状态不对其他人会多留个心眼盯着点。这些东西怎么量化？怎么写进劳务协议里？没法写。它靠的是人与人之间日久天长的相处，靠的是一种“我们是一块儿的”的感觉。

那种感觉不是天生的。它得养。像养一盆花，你得浇水，你得有固定的位置放着它，它才能慢慢长起来。你今天把它搬这，明天搬那，连根都不让它扎下去，那它活不了。

编组站那种地方我大概知道一点。铁轨像血管一样铺开，车厢一节一节地推过来，挂钩要人去接，风管要人去连，制动要人去检。这些活儿说技术含量吧，培训几个月都能上手。但这里面有个东西叫经验，有个东西叫责任心。你干的时间长了，你听声音就知道哪个挂钩可能有问题，你看一眼制动缸的行程就觉得不对。这些不是培训手册能教出来的。它是大量重复之后长在身体里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走，他有没有动力去积累这个东西？大概率没有。他干的就是个标准化操作，按手册来，不出错就行。至于安全隐患，至于那种需要经验和直觉才能捕捉到的细微异常，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成本的事。

很多单位用外包，核心逻辑就是省钱。正式职工的五险一金交得高，有年假有福利有退休金，辞退起来还麻烦。用外包多好，项目结束了人就散了，连经济补偿金都省了。这账面上的成本，确实降下来了。

但隐性的呢？

一个干了三年的熟练工跟一个刚来三个月的新手，他们的工作效率一样吗？他们对设备的熟悉程度一样吗？他们面对突发情况时的反应速度一样吗？肯定不一样。那个干了三年的熟练工，他得是这个环境让他愿意待三年才行。如果他干着干着发现转正无望，发现隔壁开价更高，发现这地方对他没有任何长期的承诺，那他凭什么要留到第三年？

这就会形成一个循环。熟练工留不住，只能不断招新手。新手来了不熟，效率低还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就得加强管理，加流程加监督加考核。管理成本又上去了。人被管得死死的，更没有归属感，走得更快。这账算来算去，最后到底谁亏了，真不好说。

我坐那吃烤串，油滴到裤子上我都没注意。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工作。

一张嘴就是废话对吧。当然是为了挣钱。不挣钱谁干活。这没错。但除了挣钱呢？人在一份工作里待得久不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除了钱之外的那部分东西。那部分东西很虚，可能是同事间的一点温度，可能是领导的一句认可，可能是觉得自己干的活儿还有点意思，可能是对得起自己手里出去的每一个零件。

这些东西，它是“外派”两个字很难给的。

你在一个地方待着，知道自己只是“借”过来的，这件衣服随时会被收走，你就不愿意在这件衣服上绣花了。这是人性。不是谁坏，是人性。谁都不傻。

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朋友。他在一个挺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做内容审核的外包。他们那一层楼坐了三百多人，分早班晚班夜班，三班倒。干的事就是把用户举报的内容看一遍，该删的删，该标黄的标黄。他跟我说，他们那个组，平均在职时间不超过半年。半年一过，基本走光了。不是工资低，在同类型岗位里算中等偏上。走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那种虚无感。

每天到了工位，打开系统，内容像水一样流进来。你看完一条，点处理。下一条进来。再看，再点。你看的那些东西还都是负面的、极端的、让人不舒服的。你天天泡在这个里面，你周围坐着的都是和你一样脸色发灰的人。你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你知道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叫什么吗，可能连全名都不知道。因为他下个月可能就不在了，你也可能下个月就不在了。大家都很默契地不建立关系，因为建立关系是有成本的，而这里的离职频率让这个成本变得毫无意义。

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了，去茶水间泡杯速溶咖啡。旁边站着一个不认识的同事，两个人就那么站着。他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发现连一句合适的话都找不出来。最后就点了点头，端着杯子回去了。他说他那个瞬间特别想辞职。不是因为累，不是因为钱，就是那个茶水间里的沉默，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

这话我一直记着。它提供了一个特别精准的角度，就是你在这个系统里被剥离了所有的社会属性。你不是谁的师傅，不是谁的徒弟，不是谁相处两年的搭档。你就是一个工号。今天这个工号在这里，明天这个工号注销了，换一个新的工号，系统照常运转。你连一个让身边人多看一眼的告别都留不下。

我理解这种感觉。它是比任何加班、任何低薪都更具摧毁性的东西。因为别人剥削你，至少是把你当人看，当作一个能产出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当你是人的时候，你才会痛苦，会愤怒，会反抗。但在这个系统里，你连被剥削的实感都没有，你只是一个临时的填充物。

回到编组站那个挂电话的工人身上。

你说他错了吗？从法律上讲，他违反了劳务合同，他要承担违约责任。从道义上讲，他给还在岗位上的人添了巨大的麻烦。都可以说他不对。

但你再往深了想一层。他这种极致的无所谓，是怎么长出来的。

肯定不是一天长出来的。他可能也曾经在意过。他刚入职的时候，可能也想过好好干，可能也跟带他的师父敬过酒，可能也在夜班的时候跟工友分过一碗泡面。后来他发现，他干得再好，转正的名额也落不到他头上。他发现，发年终福利的时候，正式职工领米领油，他在旁边站着。他发现，出了安全事故需要追责的时候，第一个被推出去的就是外包人员。

他经历的这些事情，一点点把他在意的东西磨掉了。最后剩下什么呢，剩下那个“哦”。

那个“哦”不是针对编组站调度员的，是针对整个给他这个东西又不给他保障的机制的。他在用最轻、最省力的方式，完成一次并不平等的反抗。他知道这个反抗改变不了什么。他甚至没想过要改变什么。他只是在表达——我不玩了。

这个“我不玩了”说出来的时候，很轻。但听的人，沉得很。

朋友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再往前那一代人，干活总觉得得对得起手里的活儿。你再不满，你再有情绪，活儿不能扔那儿。那是你这一站的责任。就算明天不干了，今天该你干的你还得干完，该交接的你还得交接清楚。这是起码的东西。

他说完这句话，我半天没接。

因为他说的这个“起码的东西”，现在正在被很多人当成笑话看。你跟年轻人说要对得起手里的活儿，他会反问你一句，对得起手里的活儿给额外加钱吗。不是年轻人不好，是他们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他们从小在一个高度流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长大，他们打游戏都知道这个版本的神装下个版本可能就废了，他们的应对策略就是永远不做长期投入。你不能用你那个时代刻进骨头里的价值观去套他们。

那问题就回到这了。这怎么办呢？骂年轻人吗？让他们多吃苦多担当吗？他们听完了会笑。笑完了继续挂电话。

如果说有正能量的思考方向，我觉得是——现在还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不同身份的人之间，残存一点高于合同条款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奢望吗。

我老家的一个远房表叔，算是我这个家族里混得很一般的那种。他在县里的一个汽修厂干了大半辈子，也不是正式编制，就是个长期合同工。去年他们厂子效益不好，要裁人。他跟厂长说，能不能让他把手头最后那几辆事故车带完再走。厂长同意。他真就带了徒弟把那几辆车翻修完了，多干了一个月。然后收拾工具箱走人。走的时候，工友们给他凑了一顿酒。

这事放进今天这个讨论里，肯定有人会说他傻。一个月工资又没多给你，你图什么呢。他也说不清。后来我过年回去，喝了点酒跟他聊起这事，他说，不是图什么，就是觉得那些车修了一半扔那，心里过不去。他困得不行的时候，趴方向盘上睡一会儿，醒过来接着干。那几辆车，他要亲眼看到它们能发动，能上路，心里才踏实。

他不是老板，不占股份，没有分红。他就是心里有道坎过不去。

这道坎，是钱养出来的吗。不是。是企业文化培训出来的吗。也不是。是他待在那个厂子几十年，天天跟那些工具、那些零件、那些进进出出的车主打交道，慢慢长出来的。长在骨头里的东西，你拿不掉。

他能长出这个东西，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厂子没有把他当外人。工资虽然不高，但逢年过节发东西有他一份，年底聚餐有他一个位置。厂长见了他不叫师傅不说话。他干的时间长了，所有人都默认他就是厂子的一部分。没人专门开个会宣布“你被接纳了”，但所有微小的细节都在告诉他这件事。

我就在想，今天那些挂电话的外包工人，他们待的那个环境，给过他们这种信号吗。

大概率没有。信号是双向的。你给的是临时的信号，他回的就是临时的态度。公平。

但这个公平最后反噬的是所有人。包括那些没挂电话、还在岗位上死撑的人。包括那个在编组站干了二十年的朋友。他那天晚上为什么喝闷酒？不是因为跑了一个人让他加了班，是他在那个瞬间，感觉到自己坚守了二十年的某种东西，在别人那里轻飘飘地不值一提。那种轻，把他半辈子的重量给否定掉了。这种否定让他难受。

说得再大一点，一个社会如果太多岗位都是这种高度流动、毫无归属感的，那这个社会运转的基础就会变得特别脆。你往上盖什么高楼，底下的砖都是一块摞一块、没有砂浆粘着的。平时看着挺稳，稍微晃一下，稀里哗啦。这个代价，最终是所有人一起承担。而承担得最重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

烧烤店老板过来收空盘子，我朋友没忍住，把这事又跟老板倒了一遍。老板一边擦桌子一边说，嗐，现在都这样，我店里的服务员也是，说走就走，我都不敢说他们。说完端着盘子走了。

朋友看着我，那眼神摆明了在问，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你难道没经历过。

我掏出手机把账结了。起身的时候，裤子上那块油渍已经干了，抠都抠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