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着,一条评论挂在视频底下,点赞三百多:"什么时候再搞集体劳作?分田到户单干把人心都搞散了。"
我坐在老家堂屋的板凳上,手机搁在膝盖上。外面我哥在院子里发动三轮车,准备去镇上卖今年剩的玉米。堂屋条案上摆着我爹的遗像,旁边是九十年代全村合影——那时候我站在第二排,胸口别着红布条,是生产队的记工员。
这条评论不是第一次了。每次在网上刷到类似话题,底下总有一拨人,人数不多,但嗓门不小,说要回到过去的模式,说大伙一起出力的集体模式好,说那时候公平。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把烟点上了。
我今年六十一,河北平原人,在农村长大的,年轻时在生产队干过,小队记工员,后来大队也当过干部。现在住在县城,每年至少回一次老家。这次回来是十月,秋收刚完,地里茬子还留着。
我哥从院子外头进来,看我盯着手机,问看啥。我把那条评论给他念了。他愣了一下,说:"这人是不是有病?"
我说:"网上这样的人还不少,你信不信?"
他说:"信不信的,反正村里没这种人。"
这话我没接,因为也不确定。我想了想,决定自己问问。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村口小卖部。小卖部是老顺开的,六十八了,柜台后头坐了三十年。村里人买东西都从他这儿走,消息也从他这儿过。我买了两盒烟,坐门口马扎上,等陆续来人。
第一个来的是建国,五十三,种了三十亩地,两个儿子都在外头打工。他来买化肥。我问他:"建国,要是现在政策允许,让咱村重新搞集体劳作,大伙一块种一块分,你干不干?"
建国正往三轮车上搬化肥袋子,听完手停了,扭头看我:"叔,你啥意思?"
我说:"没啥意思,就问问。"
他把袋子撂车上,拍拍手:"不干。我三十亩地,自己种自己收,一年下来落个四五万。搞集体劳作了,我这三十亩算谁的?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谁还使劲干?"
他说完又搬了一袋,扔车上,回头补了一句:"再说了,现在多自由,我想种玉米种玉米,想种花生种花生,谁管得着?"
老顺在柜台后头接话:"我也不会搞。我这小卖部,集体那会儿叫代销点,货是上面拨的,卖什么不由我。现在我自己进货,想卖什么卖什么,一年挣两三万,够了。搞回去?那我这店还算不算我的?"
上午坐了两个钟头,来了七八个人,有买烟的,有买盐的,有闲溜达的。我一个一个问,答案都差不多——不干,不想,没那个想法。
有个叫德发的,七十一了,集体时候当过小队会计。我特意问他:"德发叔,你当过干部,你觉着呢?"
他把旱烟杆子在鞋底磕了磕:"觉着什么?觉着那时候好?好个屁。一年到头分多少粮食?过年才吃顿白面饺子,你忘了?我现在一个月养老金一百三,闺女每个月给三百,地租出去五亩,一年到头不愁吃穿。你让我回去过那时候的日子?我不回去。"
他说完站起来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你也别搁这问这些没用的了,有这功夫帮你哥扒扒玉米去。"
下午我没再坐小卖部,骑电车去了东头。东头住的是近几年从老宅子搬过来几户,房子是新的,院子里停着面包车、三轮车,有的还有小轿车。我挨家挨户串门,又问了十来个人。
有个叫红亮的,四十六,在镇上开了个门窗店,村里还有十亩地。他说:"叔,你问这个干嘛?是不是上头有什么动静?"
我说:"没有,就是网上有人说想搞集体劳作,我好奇。"
他笑了一下:"网上的人说了不算。你让他来村里种一年地试试,看他还想不想搞集体劳作。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问他:"你觉得网上那些想搞集体劳作的是什么人?"
他想了想:"要么没种过地,要么脑子有毛病。"
在村里待了三天,我前前后后问了二十多个人,有老有少,有种地的有做买卖的,有当过干部的没当过干部的。没有一个人说要搞集体劳作。一个都没有。
第三天晚上,我翻出手机里的村群。群名叫"王庄老乡群",两百三十七人,全是本村的,要么是在村里的,要么是像我一样出去但没断联系的。
我在群里打了一行字:"各位老乡,问个事——现在国家政策允许搞集体劳作,咱们村要是组织起来重新搞集体劳作,大伙一块干一块分,有人愿意不?"
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等。
一分钟,没人说话。五分钟,有人发了个表情包,是个笑脸。十分钟,建国回了一条:"叔,你喝多了?"又过了几分钟,老顺回了一条:"这问题几十年前不就答过了吗?"
然后群里安静了。
我又补了一句:"就是随便问问,大家说真话就行。"
过了好一会儿,有个在外打工的小伙子叫磊子的,二十八九,回了条语音。我点开听,他说:"叔,我在天津进厂,一个月六千五,包吃住。你要是搞集体劳作,我回来分多少?能比六千五多不?要是不能,我搞那个干嘛?"
后面又冒出来几条,都是一个意思——不搞,不想,现在挺好的。
两百三十七人的群,没有一个人说想。
我把手机放下,坐院子里抽了根烟。天黑透了,远处镇上有灯,近处邻居家电视声音隔着墙传过来。
我想起白天德发说的那句"好个屁"。他说那话的时候,脸上的褶子往一块挤,嘴角往下撇,是真不想回去。
我自己也不想。
我当过小队干部,也当过大队干部,要说特殊待遇,那时候确实有点。记工的时候,自己家的工分多记两分,谁也说不出来什么。
分粮的时候,干部先挑,剩下才是社员的。开会有补助,出差有补贴。那时候当干部,确实比普通社员强。
但强能强到哪去?强到一年多吃几斤白面?强到过年多分半斤油?强到家里多一条棉被?就这些。搁现在看,那叫什么日子?
我现在住县城,两室一厅,六十多平,有暖气,有热水器,有空调。家里一辆SUV,一辆面包车。冰箱里常年有肉,想吃什么去超市买,不用等过年。我儿子在市里上班,开的车比我好,住的房比我大。
你要说这些都是当干部挣来的?不是。这些都是后来这些年自己干出来的。政策松了,路宽了,自己使劲往前走,日子就这么好了。
不光是我。我们村,建国一年落四五万,老顺小卖部挣两三万,红亮门窗店加上地里的收入,一年十万出头。出去打工的磊子,一个月六千五。这些搁过去的集体模式那会儿,想都别想。
我爹在的时候跟我说过,六十年代全村最富的就是大队书记家,年三十能吃一顿纯白面的饺子,别人家都得掺棒子面。现在我回村看看,谁家过年不是鸡鸭鱼肉摆一桌?谁家还愁吃穿?
那天晚上我坐院子里,又把手机上那些评论翻出来看。有个评论说:"过去集体劳作的时候人有精神,现在人都钻钱眼了。"还有一条说:"那时候虽然穷,但是公平。"
公平?我当记工员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家多记两分,这叫公平?大队书记家吃白面饺子,别人家吃棒子面的,这叫公平?德发当小队会计,年底算账,干部的工分永远比社员高出一截,这叫公平?
那些在网上喊着想搞集体劳作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没见过面。但我猜,这里头大概有两种人。
一种是过去在集体里得着好处的,当过干部的,享受过特殊待遇的。那时候他们站在别人前头,有面子,有实惠。现在跟大伙一样了,心里不平衡,想回到过去。
还有一种,是没怎么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在网上看了几句口号,脑子就被带偏了,觉得那时候多好多好。你让他回村种一年地,冬天零下十几度浇冻水,夏天三伏天掰玉米,一天记十分工,年底分八十斤麦子——你看他还想不想。
但不管哪种人,他们不在村里。真正的农民,真正在地里刨食的人,没有一个想搞回去的。
我在村群里问的那句话,两百三十七个人,没有一个接话。这个沉默比说什么都实在。
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候,我哥送我到村口。三轮车停路边,他帮我往后备箱搬了一袋花生、一袋红薯。
我说:"哥,我昨天在群里问那个事,你别往心里去,就是随便问问。"
他说:"我往什么心里去。这些人,谁不知道现在日子好?过好自己日子就行了,别的都是闲的。"
我发动车,从村口出去,路过小卖部,老顺正开门。他冲我摆了摆手,我按了两下喇叭,就开出去了。
后视镜里,村子越来越小。路两边是收完的玉米地,茬子齐刷刷的,等着来年开春再种。地是分到各家各户的,谁种谁的,谁收谁的。这些年一直这样,大伙都觉得挺好。
后来我在网上又看到有人发视频,说过去集体劳作好,说想吃大锅饭。我看了几条,没评论,也没转发。我只是想起那天在村口小卖部门口坐了一上午,问了二十多个人,没有一个说想搞。想起村群里两百三十七个人,没有一个接话。
那些在网上喊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在干什么。但我知道他们不在我们村。
我们村的人不说话。但他们的日子,就是他们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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