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里的囚徒！阿根廷修女遭院长折磨，出狱后连超市都不会逛

西尔维娅·阿尔巴伦克18岁时进入恩特雷里奥斯省诺戈亚的加尔默罗修道院，寻求精神庇护。1999年至2013年间，她遭受了暴力对待和羞辱。“他们把我关在牢房里，门口放一小瓶水，地上放一块面包，我就得靠这些熬过一天。”她说。她的经历启发了近日在福洛平台首播的剧集《囚禁》。

在修道院里找到的纸片上，西尔维娅连续6年写着同一句话：“我们的母亲，我想离开。”当时，她被称为“圣体特蕾莎修女”。她18岁进入诺戈亚加尔默罗修道院，随后开始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西尔维娅1999年进入修会，原本是为了寻求精神庇护，最终却陷入一段充斥着肉体折磨和精神虐待的经历。这段经历后来成为剧集《囚禁》的创作灵感。

在与世隔绝的隐修院里，她成为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与外界毫无联系。堵嘴、鞭打和苦修带成了她生活中的常态。她试图开口求助，却被院长路易莎·托莱多强行压制。托莱多先以各种理由拒绝她的家人探望，切断她与家人的联系，随后又把她提出的离院申请全都锁进抽屉。

2013年成为转折点。托莱多允许她的母亲接她离开，当时西尔维娅的身心状况已经严重恶化。她身形消瘦、脸色苍白，看起来“像具骷髅”，吃饭、睡觉和行走都很困难，甚至难以作出决定。2016年，一项新闻调查使此案公之于众。司法机关对托莱多提出指控，并撤去她管理修道院的职务。几个月后，梵蒂冈也通过一份由教皇方济各签署的文件，免去了她的职务。司法调查继续推进，案件最终进入审判程序。

2019年6月，瓜莱瓜伊审判与上诉法庭判处托莱多3年实刑，罪名涉及两起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案件，且情节因暴力、威胁和持续时间而加重。托莱多提出上诉后，恩特雷里奥斯省刑事上诉法院第一庭于2020年12月维持原判。托莱多随后在巴拉那第6监狱服刑。这一判决在阿根廷具有开创性：这是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首次因滥用权力而入狱。西尔维娅来到诺戈亚加尔默罗修女会修道院时，正处在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她离开家乡玛丽亚格兰德，前往巴拉那学习心理学，但家庭生活突然发生变化：父母分居，祖父去世，而她仍不确定自己想走哪条路。

西尔维娅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她的母系家族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修道生活似乎能给她带来依靠，也让她有机会为这段充满失落、又对未来满是疑问的人生找到新的意义。心理学专业只读了一个学期，她便决定退学，进入修道院开始新的生活。院内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修女之间的交往，也规定她们如何与外界接触。

修道院不允许私下交谈，家人探望时也必须有人监督，并隔着铁栅栏进行。随着时间推移，西尔维娅逐渐陷入一个不断限制她自主权的环境。托莱多出任院长后，修道院里的情况彻底改变。任何言语、举动或异议，都可能被视为对院长不敬。“托莱多常说：‘不尊敬我们的母亲，就是不尊敬基督。’”西尔维娅在庭审中说。阿根廷媒体因福拜新闻网查阅的司法卷宗记载，她在庭审中详细描述了受到惩罚的情形：她可能因为一句被认为不敬的话、一项没有按时完成的工作，或一个被院长视为不服从的动作而受罚。

堵嘴是最常见的惩罚之一。托莱多会把一根打有孔的维生素管塞进西尔维娅嘴里，再用松紧带固定在脑后。“有时让我戴3天，有时戴8天，取决于她认为我做的事有多严重。”西尔维娅说。只有吃饭时，她才能取下管子。

托莱多还常把其他修女犯的错算到西尔维娅头上。“你是那颗坏苹果，会把整个筐里的苹果都弄坏。”她用这句话为隔离和禁食辩解。“他们把我关在牢房里，门口放一小瓶水，地上放一块面包，我就得靠这些熬过一天。”西尔维娅说。另一些时候，她被关押的时间超过3天，门窗紧闭，也没有人工照明。她不止一次想过自杀。

被关押期间，她不能参加休息时间的集体活动——那是修女们彼此交谈的唯一时段；也不能和其他人一起吃饭或参与共同劳动。有时，她只能等所有人离开后再进餐厅。她还被禁止做饭、在菜园劳作或帮助其他修女。西尔维娅曾几十次请求允许她离开修道院。她想重新联系家人，尽管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他们。她甚至考虑写信给时任巴拉那大主教阿尔韦托·普伊加里，请求他介入。但据她所述，托莱多不准她使用铅笔和纸张，堵死了她与外界沟通的所有途径。

绝望不断加深，最终发展到她试图自杀。西尔维娅开始一次次用头撞地。按照她的说法，院长没有允许她离开，也没有寻求帮助，反而给她施加了新的惩罚：命令她在两腿之间佩戴苦修带。西尔维娅坚持要离开宗教生活，托莱多则以服从誓愿为由阻止她。离开修道院后，西尔维娅面对一些日常事物时，既陌生又困惑。比如走进超市后，她不知道收银台如何运作，也不明白收银员为什么使用塑料卡片，而不是现金。她也很难穿过那些曾经熟悉的街道：那里有了新的汽车、新的红绿灯，长途汽车站也变了样。

她被隔绝在修道院期间，外面的世界一直在变化。她对互联网的印象已经模糊，而它此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修道院后，她还发现了一个深刻影响阿根廷的事件。“我失去了自由，就像囚犯一样，但没有法律保障。打个比方，2001年的经济危机，我直到出来后才知道。”她说。

在隐修生活中度过青春岁月后，西尔维娅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在外面的世界生活，同时找回在修道院期间被剥夺的自主权。“有时我们以为自由像生日礼物，别人送给你，就完事了。不是这样。自由需要自己争取。”她总结道。离开修道院后，西尔维娅开始重建生活，也重新认识自己。她留长了头发，彻底脱下灰色连衣裙——在修女时期，她一直穿着这身衣服，回到外界后的头几个月仍然如此。

她重新开始学业，并于2022年取得文学教师资格。在这一过程中，她也遇到了爱情，并决定彻底离开宗教。她成为不可知论者，并这样解释：“如果上帝就是他们教给我的那个样子，那我不想要这样的上帝。”如今，西尔维娅生活在欧洲，努力继续重建自己。她承认，自己仍在试着弄明白，经历了这段贯穿青春大半时光的遭遇后，过去的自己是谁、现在的自己是谁，以及未来想成为怎样的人。但有一点她很确定：多年里，她都觉得自己的人生由别人决定；如今，她希望由自己作出选择。

作者：辛蒂娅·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