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攻关从0到1闯无人区，西方十年没干成的事，中国定好了时间表

今天下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把“从0到1”和“从1到0”放在同一段话里说了出来。前半句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始创新，积极探索无人区；后半句是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揭示底层的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同时，科技部宣布全面启动实施“十五五”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领域的攻关。这两句话并列出现在一场发布会里，信号不轻。中国科研的组织方式正在从单一维度的“向前冲”切换为“向上捅破天”和“向下挖到根”同时发力。这个切换的时间窗口，恰好卡在全球科技竞争最微妙的一个节点上。

量子计算行业的账本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全球量子计算公司从资本市场拿走的钱足够造三艘核动力航母，到今天没有一家交付出能在真实场景里稳定跑通商业任务的产品。D-Wave被华尔街叫作“量子第一股”，2025年前三个季度营收2200万美元，听起来增长不错，但同一时期它的订单量同比下滑了7%，市值从高点蒸发了大半。Quantinuum是霍尼韦尔和剑桥量子合并后的旗舰公司，2025年营收3090万美元，净亏损1.926亿美元，亏损额是收入的六倍以上。Rigetti第三季度营收下滑18%，亏损2.01亿美元。整个量子计算板块在2025年秋季的几周内抹去了超过300亿美元市值。

这些数字指向的问题比“技术不成熟”更具体。这些公司缺的是一台能让客户掏钱续费的产品。谷歌2019年宣布“量子优越性”时，那台机器完成的任务接近于生成随机数，不对应任何产业需求。行业被卡住的地方在于扩展量子比特这条路本身遇到了物理层面的天花板。退相干、纠错开销、材料缺陷，每个问题往下挖都对应着基础物理和材料科学的未解难题。西方的融资节奏和论文发表周期不允许一家公司花五年时间只研究一个退相干机制。投资人的耐心以季度为单位计算，科学问题的解答以十年为单位计算。这两个时间尺度之间的落差，就是三百多亿美元买来的教训。

中国的打法在生物制造领域已经显出了不一样的痕迹。中国发酵产业规模全球领先，大宗生物发酵产品产量约占全球七成。但底盘菌种这个“硬件底座”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中国三家国际保藏单位累计保藏专利菌种31386株，占全球总量的39.86%，位居第一。专利菌种的发放率只有3.29%，全球平均水平是308.30%。保藏量第一，发放率倒数，这个反差指向一个具体的技术现实：大量菌种被保藏起来用于专利布局，真正能拿出来做工业生产的原创底盘菌株少得可怜。工业成熟菌种自主化率约30%到40%，核心底盘菌株和原创基因编辑工具自主化不足20%。美欧企业在底盘菌种上积累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发酵工厂用着别人的菌种生产着自己的产品。科技部把生物制造放进“十五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用“超常规措施”来推，针对的就是保藏量和发放率之间差距。

日本的教训说明不弥补这个差距要付出什么代价。哈佛肯尼迪学院2026年发布的日本创新研究报告给出了一个刺眼的判断：日本把研发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汽车、电气设备、化学品这些中等技术制造部门，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相对较低。信息和通信技术、制药、科学研发、先进数字服务等高技术部门拿到的投资份额显著偏小。日本约九成研发活动由大型企业承担，税收为基础的间接研发支持体系系统性地偏向在位大企业，中小企业拿到的支持严重不足。日本大和综研的报告补充了一个细节：以强化既有业务为目的的研发在日本企业中占比远高于美国，以强化企业技术基础为目的的项目占比只有8%，美国是24%。

日本的研发投入强度长期维持在世界最高水平，钱没有少花，但钱的流向被锁死在旧产业的轨道上。企业不敢把资源从改良型研发转向新技术的底层探索，因为底层的回报周期太长，股东不答应，银行不答应，终身雇佣制下的员工也不答应。一个不容忍失败的社会，不会把资源投向失败概率最高的地方。日本用四十年时间证明，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如果流向了错误的方向，产出的是更精致的旧技术，不是新技术。

李言荣院士提出的“从1到0”反向基础研究框架，针对的正是这个结构性问题。他把“1”定义为系统整机和产品，“0”为核心基础问题和根技术。研究人员突破核心指标、实现装备应用之后，再回过头来“细嚼慢咽”，搞清最底层的原理。他用“反刍”打了个比方。跟跑阶段参数追上了、指标达标了，但“为什么是这个参数”背后的问题被搁置了。芯片被卡在光刻机的光源系统上，工业母机被卡在主轴轴承的热变形控制上，高端仪器被卡在探测器材料的纯度上。碲锌镉晶体要用于核辐射探测器，纯度必须达到“7个9”以上，微量杂质如铅、铁会导致晶格畸变，直接降低探测器的灵敏度和分辨率。“7个9”的提纯工艺背后是材料科学、热力学、晶体生长动力学的交叉问题，这些问题在跟跑阶段没有人逼着你去搞清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周旺团队的“九韶内核”提供了一个反向攻关的操作样本。几何内核是工业软件CAD、CAE的底层引擎，西门子、达索、PTC的几何内核垄断了这个领域几十年，中国制造企业用的每一套高端工业软件都跑在别人的引擎上。杨周旺团队花了九年时间迭代了六个版本，把“九韶内核”推进到全球五大商用几何内核之列。这条路的起点是从制造企业用工业软件时遇到的具体卡点出发，反向追问底层的几何算法问题、数值稳定性问题、拓扑结构问题。九年的投入周期在风险投资框架下几乎不可能被容忍，但放在国家专项的机制里，它有时间把根扎下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周旺团队

德国弗劳恩霍夫模式提供了一个组织机制上的参照。弗劳恩霍夫的经费结构是三分之一公共事业经费、三分之一竞争性项目经费、三分之一企业研发合同，获得公共资助的前提是与企业开展合作科研。协会人员流动率每年可达20%左右，研究人员在产业部门和研究所之间持续流动。这套机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基础研究的人知道产业在痛什么，产业的人知道基础研究在做什么。李言荣说的“双向发力、上下对齐”，弗劳恩霍夫用经费结构和人事制度把它制度化了。中国的“十五五”专项强调“全链条推动”，把出题人和答题人放在同一个攻关任务里，要解决的也是同一件事：工程端的痛苦和基础研究端的课题之间不能隔着一堵墙。

可控核聚变领域的进展能说明这套打法在长周期项目上的效果。“中国环流三号”在2025年实现离子温度1.17亿摄氏度、电子温度1.6亿摄氏度的“双亿度”运行，聚变三乘积达到10的20次方量级，标志着中国磁约束聚变研究正式进入燃烧实验阶段。美国NIF验证了惯性约束的能量增益原理，但驱动器建造成本极高、氚自持循环难以实现。中国走的是多路线并行：磁约束路线上“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持续推进，氢硼聚变路线上新奥集团的“和龙-2”装置已经全面动工，复旦大学同步探索“氘-氦3”差异化路线。路线覆盖面更宽，一条路走不通，积累的材料、控制、诊断技术可以迁移到另一条路上。这种多路线并行的策略，代价是分散资源，好处是底层问题在不同路线之间可以互相验证，避免把所有筹码押在单一技术假设上。

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08%，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但企业基础研究支出仅占其研发总支出的1%，面临“不愿投、没钱投、不会投”的共性问题。基础研究投入占主要科技强国15%以上的水平相比仍有差距，目标导向类研究中从重大工程和产业实践中精准提炼底层科学问题的能力仍然薄弱，“反向应用基础研究”在组织实施和稳定支持方面尚未形成系统化机制。钱在增加，方向在调整，但从“看到了问题”到“建立了机制”之间还有一段需要走的路。

五年之后回头看这轮专项，评判标准很具体：工程端的技术瓶颈有没有被转化成基础研究课题，基础研究的产出有没有传导回工程端。九韶内核花了九年才走到能用的程度，可控核聚变从“双亿度”到燃烧实验还需要更多时间，底盘菌种的发放率从3.29%往上走需要的不只是钱。跟跑了三十年，现在回头捡那些漏掉的东西。这笔时间账早晚要还。现在开始还，比把窟窿留到下一个十年要划算。#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文 | 徐邵文 北京工商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