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平时都是怎么上课的？

清晨的鼓声从集贤门内传出时，东边廊庑下的纸窗还只透进一线灰白的光。

那是唐贞观年间的某个秋日，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里，值日的礼生已经捧着名册站在绳愆厅前，等着各堂监生依次入座。

谁迟了半刻，名字便要被摘牌呈报，一日功课未毕，不得离堂。

这样的规矩，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慢慢长出来的——儒家典籍爬上神坛，讲授它们的地方也就有了自己的时辰和戒律。

国子监的一天，从来不只是读书写字，它是一整套关于“何以为学、何以为士”的制度在砖石与纸墨之间的呼吸。

自汉武帝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家典籍便不再是诸子中的一支，而成了官学的主干。

《新唐书·选举志》记下了国子监教学的基本格局，称为“分经授业”：凡博士、助教各领一经，诸生入堂，先定所习之经，“未终经者，无易业”。

也就是说，一个学生选了《礼记》，没有读完，就不许改学《诗经》。

这种专经而治的安排，与经书本身被分为三等直接相关。

《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为小经。

学生入学年龄限在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律学则放宽到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通二经是最低限度，但即便连通“二经”，不论是大经小经搭配，还是两中经并修，也至少需要四年。

通三经的要求是“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则“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还要兼通。

每一种经都有固定的修习年限：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

学书的要求是“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旬给假一日，放假前一天博士考试，读者试千言，讲者问大义一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

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十义，大条通八为董，六为中，五为下。

这些数目字并非纸面上的空文，它们决定了每一个监生从入堂到出监的全部节奏。

到了唐文宗大和年间，这套分经授业的制度遇到了麻烦。

安史之乱以后，经籍亡散，博士各执一说，文字讹谬相沿，取舍莫准。

大和九年，朝臣奏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

所谓“后汉故事”，就是东汉熹平四年蔡邕等人正定六经文字、以隶书勒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

那部石经是第一部官定儒经石书，立在太学门外时，“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唐代的这一次校订，由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郑覃主持，至开成二年冬十月完成，立于国子监，称为《石壁九经》。

名为“九经”，实际涵盖《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十二部书。

碑石共用一百一十四方，高约三米，宽约零点八米，两面刻字，隶楷兼施，上下设有碑额和方座。

在《五经文字》的基础上，又著成《九经字样》，作为补充。

数十万字的经文凿进石头里，立在国子监的廊庑之间，监生们每日从碑前走过，目光所及，便是官方认定的正确文本。

石的重量，替纸承担了“不许错”的责任。

国子监里不只有儒经。

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后三学属于实科教育的范围。

律学以律、令为主要教材，兼习格、式、法例。

书学的教材在《唐六典》中规定甚详：《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

此外还有《字统》二十卷，《字海》一百卷，《文字释训》三十卷，《括字苑》十三卷。

其中最重要的当数《说文解字》，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

书学的修习年限也有明确规定：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

所谓《石经三体书》，就是曹魏正始二年刻于洛阳太学的《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尚书》和《春秋》，每字三体上下对应，故又称“三体石经”。

书学的考试方式，是先口试，通者再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

算学在当时的分类里，并不被看作纯粹的“数学”，而是涵盖了天文、历法、测量等内容的学科。

唐代国子监算学馆以“算经十书”为课本，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

这十部书由李淳风等人在唐显庆元年编纂注释，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算学教科书。

学习年限的分配非常具体：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

其中《缉古算经》的难度最高，王孝通在书中列出了二十五个三次方程，采用“带从开立方”的数值解法求解，是中国现存古算经中有关三次方程最早的记载。

这些题目的背景大多是土木工程和仓库容积的实际问题，比如修筑堤坝、计算粮窖的容积。

一个算学监生花三年时间啃下《缉古》，意味着他能够用代数方法化解立在面前的实际难题。

日子走到南宋，国子监的教材格局又变了一副模样。

绍兴二年，宋高宗赵构宣示御书《孝经》《易》《诗》《书》《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篇，刻石于太学。

到淳熙四年，孝宗诏令在太学建阁奉安石经，阁名“光尧石经之阁”，这部石经也就被称为“光尧石经”。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正在从民间的书院讲学走向官学的正堂。

朱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作的解释，合称《四书章句集注》，起初只是地方官学和书院的教材，到了元代，它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国子学定立制度，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

《元史·选举志》记下了当时国子学的读书顺序：“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

博士、助教亲自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依次传习，讲说则依所读之序。

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由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

仁宗皇庆二年，元廷下诏恢复科举，明确规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依据。

从此，《四书》不再只是入门读物，而成了通往功名的必由之路。

《孝经》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渐次让位于《小学》与《四书》。

一个元代国子生入学的第一天，先要读的是《孝经》和《小学》，然后才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再往后才是五经。

这条读书的阶梯，每一步都踩在理学铺设的砖石上。

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后，国子监的性质开始向“科举训练营”倾斜。

洪武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等官，分六堂讲习：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

监生的功课内容，据《明会典》和《国子监志》所载，为《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刘向《说苑》等。

其中《大诰》和《律令》是考纲明确要求的必考内容。

洪武二十年定立规制，监生除学习《四书》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

生员日常功课一是练字，二是背书，三是作文。

每月试经书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

六堂之间还有明确的升级次序：通四书未通经者入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修业一年半以上文理通畅者，许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又修业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入率性堂。

率性堂实行积分制，积满八分可获官职资格。

国子监的六堂里，还有一项制度值得单独一提，那就是“拨历”。

洪武五年开始，让国子监高年级学生分拨到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中央机关实习，时间三个月、一年、三年不等。

到户部写本的十名，礼部十八名，兵部二十名，刑部十四名，工部八名，都察院十四名，大理寺、通政司各四名，随御史出巡的二十四名，称为“杂历”。

实习期满，勤谨者送吏部附选，遇有缺官挨次取用。

明初人才奇缺，监生做官的机会多，升迁也快，“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这种制度让国子监不只是一个读书的地方，也是一个官吏的预备场。

监生在六部衙门里抄写文书、随堂听审、核对账目，和他在率性堂里背诵《四书章句集注》是同一套人生的两个侧面。

明代中后期，一些有识之士试图在国子监里重新注入“实用”的空气。

宋儒胡瑗在湖州州学中设立的“经义”“治事”二斋之法被重新提起。

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学习儒家经义；治事斋则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兵、水利、算数之类。

清代国子监的《则例》中仍然写着：“助教、学正、学录各仿宋儒胡瑗经义治事两斋法，设立课程，俾诸生讲习经训。

其治经皆以御纂经传、钦定义疏诸书为宗，治事则于经世有用之书究心学习。

课经义者以经文经解，课治事者以策以论。”

治事者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或专治一事，或兼治数事，务穷其源流，考其利弊”。

这套办法的初衷，是让国子监不止产出能做八股的人，也产出能治河、能算粮、能修堤的人。

但科举的引力太强了。

明清两代的科举乡试、会试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

国子监的日常教学不可避免地围绕这一目标旋转。

监生们每日练字二百余，背书若干，作文一篇，旬假前的考试，季考、岁考的题目，最终都指向同一套八股的程式。

乾隆以后，国子监的经义治事二斋虽然名义上还在，实际的教学内容与考试要求已日趋单一。

监生的出路越来越窄地系于科举一途，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的学术色彩日渐稀薄，科举训练营的功能却愈发纯粹。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设学部，国子监裁废，其教育行政功能并入学部。

那座矗立在安定门内成贤街上的院落，彝伦堂前的月台，辟雍殿四面环水的圜桥，敬一亭里的御制圣谕碑，都还在原处。

只是再不会有礼生在清晨捧着名册站在绳愆厅前，等着各堂监生依次入座了。

光绪三十一年的那个秋天，国子监最后一任祭酒在彝伦堂里签下了最后一道移付学部的文书。

堂外的院子里，几株老槐的叶子落了一半，铺在通往辟雍的石板路上。

没有人敲鼓，没有人点名，六堂的门一扇一扇地关上了。

一百一十四方开成石经的碑石依然立在原处，石面上的隶书和楷书在秋日的斜阳里泛着青灰色的光。

风从集贤门的方向吹进来，翻动廊下几页不知谁遗落的课簿，纸页哗哗地响了一阵，又安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