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忠：先进经验绝不能照抄照搬，中国之事必须立足国情

本届亚运会，我们的足球篮球止步半决赛，看到不伦不类技战术，惨败过去的手下败将，人们痛心疾首。我们的三大球改革照搬别人先进经验，不与我国实际结合，成了邯郸学步。我们以为，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是发展进步的必经之路，但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只会适得其反。

百年党史、数十年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反复印证一个真理：所有外来经验、域外模式、先进理论，都必须扎根中国土壤、贴合中国实际、服务中国发展，绝不能当作万能公式机械套用。脱离国情的模仿终将失去自我，成绩倒退。唯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走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回望革命年代，王明教条主义的深刻教训，是刻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警示警钟。王明并非不读书、不钻研理论、不学习外国经验，恰恰相反，他熟稔马列经典词句、深谙苏联革命模式，却犯了最致命的错误：脱离中国具体国情，把苏联革命经验教条化、公式化、绝对化。彼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土广袤、发展失衡，农民占人口绝对主体，反动军阀割据四方，城市被敌人重兵盘踞、管控严密，广大农村才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

他全然无视这一基本国情，机械复刻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执意将革命重心放在大城市，盲目发动城市暴动、阵地攻坚，完全背离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套照搬照抄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九成以上，白区地下党组织几乎全盘损毁，全国红军从鼎盛时期的30余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员数量大幅缩减，中国革命一度陷入濒临覆灭的绝境，被迫开启艰难的战略转移。

正是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指出核心真谛：“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先进的理论武器，但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板。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脱离中国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空洞抽象的书本理论；域外先进革命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但不加甄别、全盘照搬的效仿，只会丢掉自身优势、迷失发展方向，最终陷入“学不会别人、弄丢了自己”的邯郸学步式困局。中国革命最终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本质上就是破除教条主义、摒弃照搬模式，把先进理论与中国国情深度融合的胜利。

革命年代的教训振聋发聩，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同样重复着相似的规律、印证着相同的道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建设资金匮乏、核心技术缺失、现代管理经验不足，主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发展合资经济、承接来料加工，是贴合时代国情的务实选择，为中国快速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扩大就业、激活市场活力提供了重要支撑。彼时“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美好可期：以国内广阔市场、消费潜力为筹码，换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培育本土产业，搭建工业化体系。

但资本逐利是永恒的底层逻辑，境外资本来华投资从来不是公益帮扶，而是瞄准中国庞大市场、完整供应链和海量消费群体，核心目标是抢占市场份额、垄断流通渠道、挤压本土企业、肃清竞争对手。一场轰轰烈烈的合资浪潮，最终演变成大量国民品牌的陨落悲剧。

曾经风靡全国的北冰洋汽水、天府可乐、八王寺汽水、山海关汽水、亚洲汽水等本土饮品品牌，扎根一方水土、拥有深厚国民基础、成熟生产体系，是当之无愧的国货招牌。可一旦与国际品牌合资合作，便陷入统一的被动套路。外资控股后刻意雪藏本土商标、闲置国产生产线、叫停本土产品迭代，全力为洋品牌代工生产、铺路造势。短短数年，本土老牌逐渐淡出市场、被消费者遗忘，等到中方收回商标所有权时，成熟生产线早已废弃、专业技术团队早已解散、品牌市场认知彻底流失，数十年积累的产业根基毁于一旦。

中华牙膏、美加净、活力28、熊猫洗衣粉、香雪海冰箱等一大批家喻户晓的国民品牌，无一例外重蹈覆辙。合资入局、外资控股、压制国货发展、主推境外品牌、最终合资变独资。一轮市场化开放的探索，本该是借外力强自身，最终却变成了本土产业阵地失守、民族品牌集体式微。在文化教育上，维西方至上，英语教学浪费大量资金和脑力，分值与语文数学等同。职称评定无论什么专业，必须英语等外国语过关，衡量标准是在外国期刊发表论文，把我们的先进思路拱手相让，完全失去了自我。西式思维的引进，精致利己主义盛行，我们最好的大学毕业生去国外效力。

这段深刻的产业教训，揭示了开放发展的底层逻辑：对外开放绝不等于全面放权，借鉴外资经验绝不等于放弃自主阵地。若将“市场化改革”简单曲解为放任外资掌控本土产业，将“与国际接轨”片面理解为全盘接受境外规则、交出品牌、渠道、市场与利润主导权，这不是取长补短的开放创新，而是本末倒置的阵地失守，是把别人的发展模式直接套用到中国市场，把别人的发展棋盘当作自己的发展战场。

步入互联网与数字经济时代，时代形态迭代更新，但“照搬模式、失守自主”的深层病根依旧存在。阿里、小米等头部平台企业，看似是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本土企业，依托中国用户、中国市场、中国生态成长壮大，撑起了全球规模领先的中国数字经济。但在企业发展初期，依托境外融资体系、搭建VIE架构、对接国际资本，导致资本结构高度外向化。

以阿里为例，上市之初马云及一致行动人持股仅约10%，软银、雅虎两家境外外资合计持股超六成，企业控制权并非依托本土股权保障，仅靠特殊合伙人制度勉强维系管理层主导权。小米亦是如此，层层嵌套的境外架构、海量境外投资机构，让企业核心估值红利、利润分红、资本收益大量外流，创始团队仅靠同股不同权守住经营方向盘。

由此形成了极具反差的发展怪象：最活跃的电商生态、最庞大的消费市场、最完整的数字供应链、最勤劳的中小商户，全部扎根中国土地、依托中国资源孕育而生，但企业上市主体、核心大股东、资本退出机制、估值定价逻辑，大多受制于境外资本与国际规则。

中国拿下了“世界工厂”的亮眼名头，账面外贸顺差持续走高、经济体量稳居世界前列，但产业发展的核心红利严重流失。境外资本拿走了绝大部分股息收益、品牌溢价、专利特许权费用和资本利得，而国内只留下了基础加工的微薄利润、高强度的劳动就业和同质化的市场竞争。光鲜的体量数据是面子，资本外流、红利外溢、自主不足是里子。

深层次的矛盾，体现在社会分配的失衡之上。境外资本愿意深耕中国市场，核心是看中中国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内需市场、完善的产业配套。但照搬西式市场化模式的结果，是发展红利分配严重不均。头部平台、大型资本、境外大股东占据绝大部分增值收益，滴滴、美团、携程的普通劳动者只能赚取固定微薄工资，万千中小商户依靠薄利艰难维系，外卖、快递、网约车等灵活就业群体被算法裹挟、被动内卷。

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并非市场化发展的必然副产品，而是盲目照搬西式资本运作模式、忽视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底色的必然结果。体育领域的足球、篮球改革，同样是生搬硬套外来模式的典型教训。欧美职业联赛，建立在数十年社区青训、校园体育、全民运动土壤之上，商业化只是这套体系结出的果实。我们却跳过根基培育，直接移植资本联赛那一套。高薪聘请外教、天价引进外援、俱乐部资本控盘，把全部资源砸在职业联赛的包装与流量炒作上。西方职业体育的商业化外壳学来了，可支撑竞技体育长久发展的青少年选材、校园球场、基层教练、体教融合机制却长期缺位。资本浪潮退去之后，联赛虚火褪去，青训人才断档，国家队成绩持续低迷。只复制商业变现的表层玩法，不培育本土成长根基，最终只能徒耗财力，难见实效。

只学表层赚钱模式、不学底层生根逻辑，只照搬外来框架、不贴合本土实际，终究难逃邯郸学步的困局。

当下中国发展政策的全面转轨，正是对百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发展逻辑的正本清源。我们彻底摒弃了过去单纯追求贸易规模、招商引资数量、外资占比、平台GMV体量的粗放式发展思维，确立了立足内需、自主可控、提质增效、普惠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新逻辑。

从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本土链主企业、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自主品牌；从财政补贴从出口端、中间环节转向消费端、民生端，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新能源下乡、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完善本土市场规则。

这一系列调整，绝非闭关锁国、排外保守，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迭代升级与自我革新：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借鉴先进经验的态度始终不变，但开放的底线愈发清晰、发展的主导权愈发牢固。市场可以共享，但本土品牌不能断层、流通渠道不能失控、核心数据不能裸奔、产业链关键环节不能被卡脖子、民生发展红利不能持续外流。

回望八九十年的时空跨度，从革命年代王明教条主义的惨败，到改革开放后民族品牌的集体失守，再到足篮改革照搬西式联赛模式的曲折，几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几类不同的失误，道出了亘古不变的发展真理：所有域外先进经验、成熟发展模式，都是基于他国国情、他国历史、他国发展阶段形成的“专属路径”，是别人地形图上的前行道路，绝非适配中国的通用模板。

中国的发展棋局，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经济发展，而是农民与城市、国企与民企、内资与外资、实体与平台、产业与民生、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国富与民富的有机统一、动态平衡。照搬纽约、伦敦、硅谷、莫斯科的发展模式，来破解井冈山的革命困境、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难题、广袤县域的发展课题，终究水土不服、南辕北辙。

真正的学习借鉴，从来不是照搬别人的鞋子、复刻别人的步伐，而是汲取别人的技术、理念、方法，结合自己的国情、短板、需求，量身打造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革命年代，老一辈革命家摒弃教条主义、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挽救了中国革命、奠定了立国根基；建设年代，我们曾因借鉴不彻底、自主不坚定，错失了培育本土品牌、掌控产业主导权的窗口期；新时代的发展征程，我们必须彻底告别粗放模仿、机械照搬的发展模式，不再满足于庞大的经济体量，而是始终锚定三个核心拷问：

核心技术是否自主可控？

品牌渠道是否牢牢在手？

发展红利是否惠及于民？

这三问，是衡量真开放与假开放、真借鉴与伪模仿的根本标尺。答得通透、落实到位，对外开放就是借力成长、赋能自身的正向循环；答不上来、落实不力，体量再大、数据再亮眼，终究是为域外资本打工、为外来模式铺路。

《庄子》中邯郸学步的典故，至今仍极具警示意义：寿陵少年远赴邯郸学习走路，既没有学会邯郸人的步伐，又弄丢了自己原本的行走方式，最终只能匍匐而归、贻笑大方。

中国革命吃过教条照搬的亏，中国民族工业吃过盲目模仿的亏，足篮体育改革也尝过移植外来模式的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忘记自己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本逻辑，忘记中国式发展的根基与底色。

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但必须用中国国情丈量、用中国需求筛选、用中国目标校准；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但必须扎根中国土壤、贴合中国制度、服务中国人民。

这，就是王明教条之失、国货沉浮之变、足篮改革曲折，跨越近百年留给我们最深刻、最珍贵的时代启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