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9年12月19日，澳门总督府，韦奇立面对即将落下的葡萄牙旗帜，完成了他任期内最具象征意味的一刻。第二天凌晨，澳门主权正式回归中国，这位末代澳督也随之离开历史舞台。
那一夜的澳门，街道秩序平稳，交接仪式按计划进行。没有香港回归前那种激烈的政治争执，也没有大规模社会震荡。对于葡萄牙而言，这算得上一次体面的撤离；对于韦奇立而言，却并非人生的圆满收场。
韦奇立不是文官出身，而是一名葡萄牙陆军上将。他早年出生在葡萄牙贫困家庭，幼年曾随父母前往莫桑比克，后来返回本土求学，进入军事院校。军旅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谨慎、克制，善于观察，也十分清楚服从政治安排的重要性。
1971年，韦奇立曾前往澳门任职。多年以后，他再次来到这里，并于1991年出任澳门总督，接替文礼治。此时距离澳门回归已不足八年，摆在他面前的不是如何扩张殖民统治，而是怎样把这段统治收束得不至于过分难堪。
澳门的特殊性，决定了韦奇立不能照搬香港总督彭定康的做法。澳门面积有限，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葡萄牙在当地也缺少与中国正面对抗的条件。面对中葡双方围绕过渡安排展开的磋商，他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姿态。
1992年，彭定康访问澳门，并试图介绍香港政改争议，希望获得一定呼应。韦奇立没有公开站队，更多时候只是倾听。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沉默，他曾表达过类似意思：“澳门有澳门的情况，不能照搬香港。”这份克制，确实减少了过渡期的摩擦。
但克制不等于放弃葡萄牙利益。韦奇立一面强调澳门社会稳定，一面维护葡萄牙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既有影响。他还曾对《澳门基本法》序言中的相关措辞提出意见，担心“占领”一词会使土生葡人产生心理隔阂。经过协商，中文表述得以保留，葡文和英文译法则作出调整。
这种做法很有韦奇立的特点：不把矛盾推到台前，却努力为葡萄牙留下解释空间。回归前，他还主动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学习太极拳，并邀请澳门总督府的中餐厨师随他前往葡萄牙。两件事都没有实现，厨师选择留在澳门，迎接回归后的新生活。
真正使他声誉受损的，是离任之后暴露出的两桩争议。
第一桩与总督府收藏的油画有关。按照中葡双方关于档案和物品移交的安排，葡萄牙方面可以带走明确属于葡方的文件与物件，但总督府内不少油画长期属于澳门公共财产。回归前后，有一百余幅油画被运往葡萄牙，澳门留下的部分则被指有仿制品替代。
这件事在澳门葡人社群和葡萄牙舆论中都引起议论。几位前任澳督也曾认为，相关画作不应被视作个人收藏。若这些作品确属澳门公共财产，那么在权力交接前将其秘密带走，性质就不只是搬运物品，而是对公共文化资产归属的回避。
第二桩争议涉及佐治欧华利基金会。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向设在里斯本的相关基金拨出五千万元，过程并未及时公开。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独立调查机构介入，并认定这项拨款缺乏合法依据。
韦奇立是否直接从中获利，后来一直伴随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笔资金的拨付时间、程序和受益安排，均受到了调查报告的严厉质疑。作为当时澳门最高行政负责人，他难以完全摆脱政治责任。
韦奇立在任时，曾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名理性、开明、能够妥善处理交接的总督。澳门平稳回归，也确实说明他的政策没有把社会推向冲突。然而，离任前后的油画风波和基金拨款事件，削弱了这种形象。
1999年12月20日，澳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韦奇立带走的不仅是个人行李，也带走了葡萄牙在澳门最后一段统治的印记；而那些被调查、被质疑的遗留问题，则留在了交接档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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