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工地上搭伙过日子,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个屋,直到工程结束
工程开工第三天,工头把我和周琴叫到活动板房门口,说原先住人的宿舍要腾给新来的工人。
“你俩都是单身,一个人住也没必要。后头那间空屋收拾出来了,床和柜子都有,先搭伙住着。省得晚上还得绕路回镇上。”
他说得随意,我却一下没接上话。
我四十六岁,离过婚。周琴比我小两岁,丈夫几年前病逝,一个人带着上高中的女儿。我们在工地做杂工,搬材料、清碎砖、打下手,谁也不比谁轻松。
“那屋就一张床?”周琴问。
“床板是双人的,铺盖各带各的。你们自己商量。”工头说完,扭头去催人卸货。
周琴看了我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我睡屋里,你要是不方便,就跟工头说。”
她把话说得平静,我心里却有些发紧。工地上干活,谁都知道凑合,可“晚上一个屋”不是一句凑合就能轻轻带过的事。
我本想拒绝,转念又想,镇上的小旅馆住一晚要花钱,工地收工晚,来回也折腾。最后我说:“我去跟工头讲,把床中间隔开。”
“你别把话说得像我占你便宜。”她皱了下眉,“我只是想有个地方睡。”
我听出了她的不痛快,没再解释。
当天傍晚,我们把那间屋收拾出来。屋子窄,墙角还堆着几捆旧电线。周琴用扫帚扫地,我把破桌子挪到门边,又从仓库借了块旧帆布,挂在两张床铺之间。
帆布不够长,底下露出一截空隙。她看了看,说:“这样行了。”
那天晚上,我睡靠门的床沿,衣服都没脱,只把外套盖在身上。周琴在另一边翻身几次,后来轻声说:“你不用坐得跟看门似的。我不怕你。”
“我不是怕你。”我说,“我是怕别人乱说。”
“别人爱怎么说,拦不住。”她停了一下,“只要咱俩自己心里有数。”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去食堂。她把两个馒头分给我一个,我把自己碗里的咸菜推过去。她没道谢,我也没客气。那之后,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铺开了。
白天,我们一起干活。
她力气不算大,却肯吃苦。水泥袋搬不动时,她不硬逞强,会叫我搭把手;我腰疼,她就把比较轻的活先接过去。中午休息,她拿湿毛巾擦脸,脸上总沾着灰,只有眼睛还亮。
有次我脚下一滑,膝盖磕在砖堆上。她扔下手里的铁锹跑过来,先扶我坐下,又从自己的饭盒里翻出一小瓶碘酒。
“别动,伤口进灰了。”她蹲在我面前,低头给我擦药。
我看着她头顶沾着的白灰,忽然觉得这间工地上到处是机器声、喊声和尘土,只有那会儿,周围像安静了些。
“你也别光顾着照顾别人。”我说。
她把棉签扔进垃圾桶:“我有分寸。”
晚上回屋,我们仍旧各睡各的。那块帆布一直挂着,桌上摆着两个搪瓷杯。她的杯子边沿缺了一小块,我有次想给她换一个,她却说还能用。
“你总觉得欠别人点什么。”她说。
“我没有。”
“你有。别人递你个馒头,你要还两块钱;别人帮你擦药,你恨不得明天把一箱药买回来。”
我被她说得没话。离婚后,我一直觉得欠前妻,也觉得欠女儿。女儿跟着她妈妈生活,我每月按时寄生活费,却很少打电话。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周琴知道这事。某个晚上,她听见我在门外接女儿电话,等我进屋才问:“她最近好吗?”
“还行。说学校挺忙。”
“你想她,就多打几个电话。钱不是话。”
我坐在床边,半晌才说:“我怕她觉得我烦。”
周琴没接话,只把桌上的热水壶推近一点。那晚,我给女儿发了条消息,问她周末有没有空。她回得不快,但也没拒绝。
日子过得很快。到了第二周,工地下了场雨,屋顶有一处漏水。周琴半夜被滴水声吵醒,披衣起来找盆。我跟着她挪桌子,盆接住水后,我们才发现,两个人都被淋湿了半边肩。
她抬手擦脸,忽然笑出声。
“搭伙过日子,连屋顶漏水都得一起操心。”
“等工程结束,就不用操心这个了。”
她的笑慢慢收了回去:“工程结束以后呢?”
我没回答。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落在我们之间。此后几天,我们还是一起上工、一起吃饭,晚上也还是住同一间屋,可谁都没再提工程结束之后。
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在意她,是一个休息日的晚上。
那天工地提前收工。我去食堂打了两份面,回屋时,周琴正坐在床边给女儿打电话。电话那头似乎在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她只说:“等这边工程结束,我就回。”
挂断后,她把手机放在枕边。
“孩子不放心你住工地?”我问。
“她知道我在哪儿,也知道屋里有你。”她看着我,“她问我们是不是在一起。”
我手里的饭盒顿了一下:“你怎么说?”
“我说我们是工友,白天干活,晚上住一个屋,各过各的。”
她把“各过各的”说得特别清楚,像是在提醒我,也像是在提醒自己。
我坐下来,打开饭盒。热气散出来,我却没什么胃口。过了一会儿,我说:“如果你不愿意,明天我就去申请换房。”
“我没说不愿意。”
“那你刚才……”
“我只是怕你把搭伙当成别的意思。”她声音不重,却让我抬不起头,“我一个人带孩子,不想再听谁说我靠着谁过日子。”
我放下筷子:“我不会逼你。”
“我知道。”她轻轻吐了口气,“可我也不想骗自己。你在这儿,我心里踏实。你不在,我也能过。”
这不是答应什么,也不是拒绝我。可我第一次听见她把自己的需要说出来,没有把它藏进“凑合”两个字里。
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工头说最多再干十天。那阵子,我开始有意避着她。白天照样搭手,晚上却尽量早早躺下,怕自己把一段临时的相处误当成以后。
周琴看出来了。
一天夜里,她洗完衣服回来,见我坐在床边收拾东西,便问:“你准备搬出去?”
“工程快结束了,早点习惯也好。”
“你是想好了,还是怕别人说?”
我没回答。
她把湿衣服挂在屋角,转身看着我:“我不需要你替我做决定。想走,就把理由说清楚;想留下,也别拿工程当借口。”
我望着那块帆布。它挂了半个月,边角被风吹得起了毛。我突然明白,我不是怕别人说,也不是舍不得一张床。我怕工程结束后,她回到原来的生活里,而我又变回那个只会寄钱、不敢靠近女儿的人。
“我想继续跟你来往。”我说,“不是因为一个屋,也不是因为工地上方便。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停在这里。”
周琴没有立刻回答。她把衣服挂好,走到帆布前,伸手摸了摸边缘。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以后怎么样。”她说,“但工程结束后,我愿意和你吃顿饭。不是食堂,也不叫搭伙。”
我点头:“好。”
她看了我一眼:“还有,别把这当成我欠你的。”
“不会。”
“也别因为我一个人,就觉得我需要你来救。”
“我知道。”
她把帆布一角解下来,叠好放在桌上。那一晚,我们仍然各睡各的,但中间没有再挂布。
最后一天收工时,天已经擦黑。工头把工钱结给我们,工人们拖着行李往外走。周琴把自己的包拎到门口,站在那间住了半个多月的屋里看了一圈。
“走吧。”她说。
我把两个搪瓷杯装进袋子。缺口的那个是她的,她伸手拿过去,装进自己的包里。
出工地后,我们各自坐车。临上车前,我问她:“明晚有空吗?”
她看了我几秒:“有。你别买食堂那种大份面,吃不完。”
我笑了:“那我少买一份?”
“买两份小的。”
工程结束,我们没有再住一个屋,也没有把那段日子说成什么承诺。可第二天晚上,我们真的坐在一张桌子两边吃饭。她说起女儿,我说起自己准备再给女儿打电话。
后来我才懂,那半个月里,我们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个屋,并不是谁依靠谁。只是两个吃过生活苦头的人,在工程结束之前,暂时把日子搭在了一起。
工程结束了,那间屋也空了。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把那份踏实留在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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