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定亲姑娘约我玉米地见面，她一句话让我脸红，也让我记一辈子

77年定亲姑娘约我玉米地见面，她一句话让我脸红，也让我记一辈子

1977年秋天，我二十岁，已经和邻村的春梅定了亲。

那时候，定亲不是两个人坐下来问一句“你愿不愿意”，而是两家大人看过八字，吃过一顿饭，再由媒人把两块红布往桌上一放，事情便算定了。

我和春梅从小认识，却没真正说过几句贴心话。

她比我小一岁，个子不高，走路很快。春天挑水时，她总把扁担压得肩膀发红，却不肯让别人帮忙。夏天割草，她把头发用一块蓝布扎起来，远远看见我，便低下头，装作没看见。

我也一样。

明明心里想靠近她，嘴上却只会问：“你家麦子收完了吗？”

她说：“收完了。”

然后两个人就没话了。

定亲后，家里人常说：“你们两个都定下来了，别再像陌生人似的。”

可我一见她，耳朵就先热起来。她一抬眼，我便赶紧去看地上的土坷垃。

那年秋收前，生产队把一大片玉米地分给各家掰棒子。玉米长得比人还高，叶子一碰，胳膊上就会划出一道红印。

一天傍晚，我刚把一担玉米扛到场院，春梅的弟弟跑过来，喘着气说：“姐让我告诉你，吃过饭去玉米地一趟，她在那里等你。”

我心里一跳，问：“她让我去干什么？”

“没说。”

“还有别人吗？”

“没有，就让你一个人去。”

他说完就跑了，留下我站在晒谷场边，手里的扁担半天没放下。

那天晚上，父亲在屋里说起盖房的事，说等玉米卖了，再去买几根木料。母亲也说，春梅家里已经把陪嫁的被面准备好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却一直想着她为什么叫我去玉米地。

她是不是不愿意嫁？

是不是听见了什么？

还是她家临时有了别的打算？

我吃饭时连着夹了三次空碗，母亲瞪了我一眼：“魂丢了？”

我低下头，没敢吭声。

天刚擦黑，我便走出了家门。

玉米地里很闷，白天积下的热气还没有散尽。风从叶梢上掠过去，发出一阵阵沙沙声。月亮还没完全升起来，四周只有远处几声狗叫。

我走到地头，小声喊：“春梅？”

里面没有回应。

我又往里走了几步，才看见她站在两行玉米中间。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花褂子，手里捏着一片被虫咬过的玉米叶，脸被暮色遮去一半。

看见我，她没有像平常那样低头，反而盯着我问：“你来了？”

我说：“你叫我来的。”

“我知道。”

她的语气有些硬。

我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问：“出什么事了？”

她没回答，转身往前走。我只好跟着。玉米叶不停地擦过肩膀，像有许多小手在拉扯衣服。

走到地中间，她停下来，突然问：“你是不是不想娶我？”

我一下愣住了。

“谁跟你说的？”

“没人跟我说。”她转过身，“是我自己看出来的。”

我赶紧摇头：“我没有。”

“你没有？”她冷笑了一下，“我和你定亲三个月了，你见着我就躲。让你陪我走一段路，你说要去修农具。让你到我家吃饭，你说家里等你。你是不是觉得这门亲事是你爹娘定的，跟你没关系？”

她一连问了几句，声音不大，却句句往我心里扎。

我低下头，用脚拨着地上的干叶子。

其实她说得没错。

我不是不想娶她，我只是害怕。

我们家穷，父亲的腰常年疼，母亲眼睛也不好。家里只有三间土屋，屋顶一到下雨天就漏。春梅家虽然也不富裕，可她父亲是木匠，家里多少有些手艺活。

我总觉得，自己给不了她什么。

她见我不说话，声音更冷了：“你说话。”

我抬头：“我想娶你。”

“这话是你想说，还是你爹娘让你说？”

“是我。”

“那你为什么总躲着我？”

我张了张嘴，却没答上来。

她把手里的玉米叶揉成一团，扔到地上：“你是不是觉得，反正我们已经定亲了，我就跑不了了？”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憋了半天，才说：“我怕你嫁过来受苦。”

她明显怔了一下，随后问：“你凭什么觉得我怕苦？”

我说：“我们家条件不好，房子也破，家里还有老人。你嫁过来，不能像在自己家一样。”

她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风从玉米地上方吹过来，叶子相互碰撞，像有人在远处低声说话。

她忽然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整个人顿时僵住了。

她抬起脸，对我说：

“我不是来找一个替我决定苦不苦的人，我是来找一个肯和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那一刻，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

不是因为她说得多动听，而是因为那句话里有一种我从没想过的认真。

她不是被两家大人推到我面前的姑娘，不是一床被面、一篮鸡蛋，也不是我父母口中的“贤惠媳妇”。她有自己的想法，知道日子会苦，却仍然想亲口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担。

我低下头，手心全是汗。

她见我不吭声，又问：“你听明白了吗？”

我说：“听明白了。”

“那你说，你愿不愿意？”

我抬起头，第一次认真看着她的眼睛：“愿意。”

她没有笑，反而追问：“以后要是日子难呢？”

“我扛。”

“要是你娘和我吵架呢？”

我愣了一下，说：“我不让你一个人受气。”

她盯着我：“这话也不能只说今天。”

我点头：“我记住了。”

“你记不住。”她把脸偏到一旁，“男人答应得快，忘得也快。”

我急了：“那你要我怎么办？”

她抿了抿嘴，说：“以后别躲我。有事当面说。你要是觉得我做得不对，就告诉我；你要是受了委屈，也别闷在心里。我们是要过一辈子的，不是只在定亲单上写两个名字。”

这几句话，比她刚才那句更长，可我偏偏只记住了那一句——

我不是来找一个替我决定苦不苦的人，我是来找一个肯和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后来很多年，我都没有忘。

那天从玉米地出来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我和她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中间隔着半步。走到地头，她忽然停下来，把手里一根剥好的嫩玉米递给我。

“给你的。”

我接过来，问：“你不吃？”

“我吃过了。”

其实我知道她没吃。她约我出来前，一直在地里掰玉米，肚子大概也是空的。

我把玉米掰成两半，递给她一半：“一起吃。”

她看了我一眼，接过去，小口咬着。

那是我第一次和她并肩走回村子。谁也没说话，可我心里那层一直挡着我们的东西，像被玉米叶划开了一道口子。

半个月后，我们办了婚事。

没有花轿，也没有锣鼓。父亲借来一辆平板车，铺上两床旧被子，春梅抱着一个木盆坐在上面。她穿着一件红褂子，头上别着一朵布花，脸比那天在玉米地里更红。

我站在车旁，想扶她下来，却因为旁边有人看着，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

她瞪了我一眼，小声说：“又躲？”

我这才扶住她的胳膊。

婚后的日子没有因为成亲就变轻松。

屋顶漏雨，我们拿盆接；粮食不够，就多挖几天野菜；父亲腰疼不能下地，我和春梅便轮着干活。她纳鞋底，我修农具；她挑水，我劈柴。

有一次，母亲嫌她烧火费柴，两个人拌了几句嘴。春梅红着眼睛收拾东西，说要回娘家住几天。

我站在门口，心里又怕又急。

母亲说：“她要走就让她走，刚进门就这么娇气，以后还得了？”

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沉默，而是走到春梅身边，把她手里的包袱拿下来。

母亲瞪着我：“你还护着她？”

我说：“娘，柴火的事可以慢慢说，但不能让她一个人受气。”

春梅抬头看我，眼圈一下红了。

那晚，她没有回娘家。

后来她问我：“你那时候是不是想起玉米地了？”

我说：“一直记着。”

她笑了：“我就知道。”

日子往前走，孩子出生，家里添了一张小床。我们也从土屋搬进了三间砖房。那几年很累，可每次我累得不想说话，只要看见春梅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就会想起1977年那个傍晚。

想起她站在玉米地里，认真地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过日子。

几十年过去，春梅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穿花褂子的姑娘。她的头发白了，眼角多了皱纹，走路也慢了许多。

可她偶尔还会拿这件事笑我：“当年我叫你去玉米地，你脸红得像熟玉米。”

我嘴硬：“那是天热。”

她说：“那你怎么一热就是几十年？”

我说不过她，只能转身去倒水。

去年秋天，我们回老家收玉米。地还是那块地，只是玉米种得稀了，田埂也比记忆里窄。

春梅走到地中间，忽然停下来问我：“你还记得这里吗？”

我说：“记得。”

“记得什么？”

我看着她，慢慢说道：“记得你说过，你不是来找一个替你决定苦不苦的人。”

她笑着接了一句：“那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点头：“明白了。夫妻不是谁替谁安排一辈子，是两个人一起认领这一辈子的苦和甜。”

她没有再说话，只伸手挽住了我的胳膊。

风吹过玉米地，叶子沙沙作响。

我忽然又想起1977年的那个晚上。那时我年轻、胆小，不敢看她，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早已喜欢上了她。

是她约我到玉米地，逼着我把心里话说出来。

也是她那一句让我脸红的话，让我从一个只会听父母安排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知道该怎样对待妻子的男人。

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因为她说的从来不只是嫁不嫁，而是告诉我：

一个姑娘愿意和你吃苦，不是因为她没有选择，而是因为她把你当成了可以并肩走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