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去供销社买盐，跟女售货员吵完，她红着脸说：看上你了

78年我去供销社买盐，跟女售货员吵完，她红着脸说：看上你了

我第一次见到陈桂兰，是在1978年的冬天。

那天刮着北风，我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手里攥着母亲给我的两角钱和一张盐票，走进了供销社。

柜台前已经排了十几个人。

那时候买什么都要排队，油要票，布要票，粮食要票，连盐也不能随便多买。谁家里来了客人，想多添一勺菜，都得提前把票攒好。

我排在队伍最后面，冻得脚趾发麻。

轮到我时，柜台里的女售货员正低着头往纸包里装盐。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挽到手腕，露出一截白净的手。她把纸包放在秤盘上，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快。

快得像只是确认我是不是拿着票。

“买多少？”她问。

“半斤。”

我把盐票和两角钱递过去。

她接过票，看也没看我，拿起铁铲，从大木箱里铲了一勺盐，倒进牛皮纸里。纸包刚包好，她就放到了柜台上。

我拿起来掂了掂。

“不够。”

她正在给后面的人称糖，听见我的话，头也没抬。

“怎么不够？”

“你少称了。”

“少称了你能掂出来？”

她语气不重，却带着一点不耐烦。

我把纸包放回秤盘：“你重新称。”

后面的人开始催。

“买个盐还磨蹭什么？”

“就是，大家都等着呢。”

我那天本来就心里憋着火。

父亲病了，母亲让我买盐回去腌萝卜。家里那点盐票是母亲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要是少了，过年腌菜就不够用。

我指着秤盘说：“你看看，秤杆都没起来。”

女售货员这才抬起头。

她的眼睛很黑，眉毛细细的，脸被柜台里的炉火烤得有些红。

“你说我少称，我就少称了？”她问。

“我不是说你故意少称。我是说秤上不够。”

“秤不够，还是你觉得不够？”

“这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秤是公家的秤，盐是公家的盐，我按规矩称。你要是不信，就别买。”

她把纸包往我这边推了推。

那时候的人大多怕麻烦，售货员说不卖，很多人也就算了。可我看见那半斤盐在秤上明明差着一小截，心里越想越不舒服。

“我有盐票，有钱，为什么不卖？”

她眉头皱了起来：“我没说不卖。”

“你刚才说不信就别买。”

“那是让你别胡搅。”

“谁胡搅了？少一两也是少。”

“你买个盐，还要把秤砣抠下来看看吗？”

她说完，后面有人笑出了声。

我脸上发热，脾气一下冲了上来。

“你们供销社就是这么卖东西的？顾客说少了，你不重新称，反倒说顾客胡搅？”

她把手里的糖票往柜台上一放。

“你叫什么？”

我愣了一下。

“问这个干什么？”

“你不是要讲理吗？总得知道跟谁讲。”

“我叫周成。”

“周成，”她重复了一遍，“你看清楚了，我重新给你称。”

她抓起纸包，哗啦一声把盐倒回木箱，又重新铲了一勺。

这一次，她把秤杆压得高高的，白花花的盐几乎堆到了纸边。

“够不够？”

“多了。”

“多了你也别退。”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她把盐包推到我面前，眼睛直直看着我。

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后面排队的人催得更厉害。

“到底买不买啊？”

“一个大男人，跟个姑娘计较什么？”

我拿起盐包，转身就要走。

刚迈出两步，身后忽然传来她的声音。

“周成！”

供销社里那么多人，她这一声喊得很清楚。

我停下，回过头。

她两只手撑在柜台上，脸已经红得不像刚才那样。不是被炉火烤红的，是从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问：“还有事？”

她咬了咬嘴唇，忽然低声说：

“我看上你了。”

供销社里一下安静了。

刚才还催我的人全都不说话了。

卖布的嫂子停住了剪刀，柜台旁边挑针线的老太太抬起头，连门口跺脚上的年轻人都转过身来。

我更是当场愣住。

手里的盐包差点掉到地上。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她的脸更红，眼睛却没有躲开。

“我说，我看上你了。”

她声音不大，可这一次，所有人都听见了。

我盯着她，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们以前见过几次，但从来没说过几句话。她怎么会突然说这种话？

而且就在我和她吵完一架之后。

还是在供销社柜台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后面有人忍不住笑了。

“桂兰，你这丫头，吵个架还能吵出对象来？”

“周成，你还不赶紧答应？”

她听见这些话，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可还是盯着我。

“你别听他们的。”她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握紧了手里的盐包，嗓子发干。

“你……看上我什么了？”

她一下没说话。

刚才的勇气像是被这一问戳破了，手指在柜台边缘轻轻抠着木头。

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你这个人，话多。”

我更糊涂了。

“话多也能看上？”

“别人买东西，少了就算了。你不算。”

“所以你就看上我了？”

“不是因为你吵架。”

她低下头，小声补了一句：“我是早就看上你了。”

这句话，比刚才那句更让我不知所措。

我站在供销社中间，手里拿着半斤盐，走也不是，留下也不是。

那天我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跑了。

不是不喜欢她。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当着众人的面说喜欢我的姑娘。

我回到家时，母亲正在灶台边切萝卜。

她看见我手里的盐包，先是松了口气，随后盯着我的脸。

“你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

“脸怎么这么红？”

“冻的。”

“冻得耳朵红，脖子也红？”

我把盐放到灶台上，低头烧火。

母亲没有继续问，只是把萝卜一片片码进坛子里。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供销社那个卖盐的姑娘，是不是叫桂兰？”

我的手一抖，差点把柴火掉进灶膛。

“你怎么知道？”

“她娘前两天来买针，说起过你。”

“说我什么？”

“说你每次去供销社，都要在她柜台前磨蹭。”

我立刻抬起头：“我哪有磨蹭？”

母亲笑了一下。

“没有吗？别人买东西都是拿了就走，只有你总要问一句‘今天盐多少钱’，明明每次都是那个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其实母亲说得没错。

我确实常去她的柜台。

有时候是买盐，有时候是买火柴，有时候只是经过门口，顺便进去看看。

我那时二十四岁，在木器社做学徒。父亲身体不好，家里条件一般。村里同龄的人，有的已经结婚，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却一直没有说成对象。

不是没人给我介绍。

只是我看不上那些只见一面就问我家有几间房、父母身体好不好、以后能不能分家的姑娘。

我也知道，人家问这些并不算错。

过日子总要看条件。

可陈桂兰不一样。

她从来没有问过我家有几间房，也没有问过我一个月能拿多少工分。

她每次见到我，都是一副不太耐烦的样子。

我买盐，她问“多少”。

我买火柴，她问“几盒”。

我拿着钱数慢了，她就催我：“后面有人等。”

我原本以为她不喜欢我。

没想到，她说她早就看上我了。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屋里只有我和父亲的呼吸声。

窗户缝里灌进冷风，吹得糊窗纸哗哗响。我翻了几次身，脑子里都是她站在柜台后面的样子。

她说第一遍时，脸红了。

说第二遍时，声音更低，却没有收回去。

我想起她看着我的眼睛，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发热。

第二天一早，我刚吃完饭，母亲就把我叫住。

“今天别去供销社。”

“我不去。”

“那你脸上的笑是怎么回事？”

我摸了摸脸：“我笑了吗？”

母亲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成子，人家姑娘要是真看上你，你可别拿人家当笑话。”

“我没有。”

“那你就认真想。姑娘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句话，不容易。”

“她是跟我吵急了才说的。”

母亲手里的筷子顿了顿。

“吵急了能说出心里话，可心里话也不能随便说。你要是不愿意，就跟人家讲清楚。你要是愿意，也别装傻。”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玉米糊糊。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上我。”

母亲说：“她看上你，不一定是看上你家里有什么。也许就是看上你这个人。”

“我有什么好？”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好，人家凭什么看得上你？”

我没接话。

父亲在里屋咳了一声。

母亲压低声音：“不过，姑娘家脸皮薄。你昨天让她当众说出来，她以后怕是要后悔。”

“是她自己说的。”

“那你就去问她，后不后悔。”

我一整天都没干好活。

木器社里，师傅让我把一块木板刨平，我来回推了十几遍，还是有一道毛刺。

师傅问我：“你今天魂丢哪儿了？”

我说：“没丢。”

“没丢你老往门外看？”

我回过头，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又望向了供销社的方向。

下午下工，我在供销社门口绕了两圈。

进去之前，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家里盐还没买够。

可走到柜台前，我才想起来，昨天买的那半斤盐足够用很久。

陈桂兰正低头记账。

她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马上变了。

不是冷淡，也不是昨天那种带着火气的样子，而是有些紧张。

“又买什么？”

“盐。”

“昨天不是买过了吗？”

“家里还要。”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从木箱里铲盐。

这一次，她故意把秤杆压得低低的。

我看着她的动作，忽然想笑。

“你这次少称了。”

她手一顿。

“少了你就别买。”

“我是说，你故意少称。”

“你不是最会看秤吗？自己添。”

她把铁铲递给我。

我没接。

柜台前还有两个人，他们听出我们话里有话，悄悄往旁边让了让。

我压低声音：“你昨天说的话，算不算数？”

她的手停在半空。

“什么话？”

“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我昨天说了那么多话，你说哪一句？”

“你说看上我了。”

她的脸一下红了。

这次不是被炉火烤的，也不是因为争吵。

她把铁铲放回木箱里，低头不看我。

“昨天是昨天。”

“那今天呢？”

“今天不卖盐。”

“为什么？”

“卖完了。”

我看了一眼身后的大木箱。

里面明明还有大半箱。

“那是什么？”

“不是盐。”

“白花花的不是盐？”

“是石灰。”

我气得想笑。

“陈桂兰，你不能因为说过一句话就不认。”

她猛地抬头：“那你要我怎么样？再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一遍？”

我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回答，一时又说不出话。

她咬着嘴唇，眼神里有羞恼，也有一点委屈。

“你昨天跑得比谁都快。现在又回来问我算不算数。你把我当什么？”

“我没有把你当什么。”

“那你来干什么？”

“我就是想问清楚。”

“问清楚了又怎么样？”

“我……”

我卡住了。

我来之前，想过很多话。

想问她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想问她为什么偏偏在吵架时说出来，想问她是不是因为我每次都去她柜台。

可到了她面前，我一句也说不完整。

她看着我，像是等了很久。

“你要是觉得我昨天丢人，就当我没说。”她说，“我也不要求你回应。”

“我没觉得你丢人。”

“那你为什么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会说就不说。你回去想明白了再来。”

她把盐票和钱推回我手里。

“今天不卖给你。”

我拿着钱，站在那里。

“真不卖？”

“不卖。”

“你这是公私不分。”

“我就公私不分了，怎么着？”

她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这样的神情，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小猫，明明害怕，却还竖着毛。

我本来还想争两句，最后却没有。

我把钱收好，转身出了供销社。

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她的声音。

“周成。”

我回头。

她站在柜台里面，手指紧紧抓着围裙边。

“你下次来，别只为了买盐。”

我心口一跳。

“那为了什么？”

她别开脸。

“为了你自己想来的事。”

这一次，我没有再问。

我怕问下去，她又会把刚才的话收回去。

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完，先是笑，后来又叹气。

“姑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想什么？”

“我怕她只是一时冲动。”

“那你就去看看她是不是一直冲动。”

“怎么看？”

“去跟她说话，去了解她。总不能买两次盐，就把人家娶回家。”

我觉得母亲说得有道理。

可那时候，男女之间要是没有正当理由，单独站在一起说话，就会被人议论。

尤其是陈桂兰，她在供销社上班，每天见的人多。我要是总去找她，别人一准会说闲话。

我不怕别人说我。

我怕她受不了。

接下来几天，我没有再去供销社。

不是故意躲她，而是想让她冷静一下。

我照常去木器社干活，照常回家吃饭，照常给父亲煎药。

可每次经过供销社门口，我都会放慢脚步。

有一次，我远远看见她从后门搬一筐煤。

煤筐很沉，她弯着腰，走得很吃力。

我赶紧过去接。

“给我。”

她抬头，看见是我，马上松开了手。

“你怎么来了？”

“路过。”

“路过就能搬煤？”

“你一个姑娘搬不动。”

“我搬得动。”

她说完，重新抓住筐沿，却因为手上沾了煤灰，滑了一下。

我一把扶住筐子。

她没有再争，任由我把煤搬到门边。

放下筐后，我看见她掌心磨破了一小块，渗出血丝。

“你受伤了。”

“没事。”

“去洗洗。”

“供销社忙着呢。”

“手都破了，还忙什么？”

她抬起眼睛看我。

“你是在关心我吗？”

我被她问得一愣。

“看见了就问一句。”

“那要是别人手破了，你也问？”

“别人不一定让我看见。”

她眼里终于有了一点笑意。

“周成，你这个人，说话越来越像样了。”

我也笑了。

那天之后，我们开始在供销社后门说几句话。

每次都不长。

有时她问我木器社累不累，有时我问她一天要站多久。

她告诉我，她父亲早些年去世了，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弟弟。她十七岁进供销社，到现在已经六年。

她说自己小时候没读完书，不会写太复杂的字，记账全靠慢慢练出来。

我告诉她，我父亲病了几年，母亲身体也不好，家里没有什么积蓄。

她听完没有露出失望的表情，只说：“你们家人多吗？”

“就我们三个。”

“那你以后结了婚，日子会不会很难？”

“会。”

“你倒诚实。”

“我不想骗你。”

她低头踢了踢脚边的煤渣。

“我也不怕难。我怕的是，明明难，还要装得不难。最后两个人都累。”

她说这话时，天已经快黑了。

供销社里有人在喊她，她转身往里面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周成。”

“嗯？”

“你还没回答我。”

“回答什么？”

“你有没有看上我？”

她问得很轻，可我听得很清楚。

我站在后门边，冷风从巷子里灌过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自己这几天为什么总想往这里走。

不是因为盐。

也不是因为她那天突然说了那句让所有人发愣的话。

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她站在柜台后面，看见我时皱眉，看不见我时又会往门口望。

我说：“有。”

她站住了。

“什么？”

“我说，我也看上你了。”

她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笑起来。

她只是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你是因为我先说，所以才这么讲？”

“不是。”

“那是因为你觉得我可怜？”

“也不是。”

“那你说清楚。”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一句“我喜欢你”并不难，难的是让对方相信你不是一时兴起。

我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是你每次给我称盐，都把秤杆压得很准。可能是你明明不耐烦，还会提醒我把盐票收好。也可能是有一次下雨，你把柜台边那把破伞借给我，自己淋着雨回去了。”

她愣住了。

那把伞的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

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去买火柴，走时才发现她把伞放在门边。我问是谁的，她说公家的，让我先拿去用。

我后来回去还伞时，她已经走了。

我一直以为她忘了。

“你还记得？”她问。

“记得。”

她把脸转到一边，抬手擦了擦眼角。

“我以为你什么都不记得。”

“我记性没那么差。”

“可你昨天跑了。”

“我那是害怕。”

“怕什么？”

“怕你只是跟我吵急了，才说看上我。怕我当真了，你又后悔。”

她沉默了很久。

“我说那句话之前，想了很久。”她说，“不是一天两天。”

“为什么不早说？”

“你每次来都只买盐，买完就走。我以为你对我没意思。”

“我也以为你不喜欢我。”

“我对谁都那样。”

“所以我才不敢问。”

她笑了一下。

“两个胆小鬼。”

那天我们没有再说别的。

可从那以后，事情就不一样了。

我们不再躲在后门见面，而是会在供销社关门后，一起走一段路。

街上没有路灯，天黑得很早。她提着一盏小煤油灯，我走在她外侧，帮她挡着迎面来的风。

她不让我送到家门口。

“让人看见不好。”

“那我送到巷口。”

“巷口也会有人看见。”

“那送到半路。”

“半路没人住吗？”

她嘴上说着不让，脚步却没有加快。

有时走到一棵老树下，她会停下来，把煤油灯递给我，自己弯腰系鞋带。

她的鞋带其实没有松。

我知道她只是想多站一会儿。

我也不揭穿。

那段日子，我觉得每天都比以前长，又比以前短。

长，是因为我总在等她下班。

短，是因为一眨眼就到了分别的时候。

可关系真正往前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母亲知道我和桂兰在谈对象后，第一反应是高兴，第二反应却是沉默。

过了几天，她才问：“她家里知道吗？”

“应该知道。”

“什么叫应该？”

“她娘来过供销社。”

“她娘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母亲把手里的针线放下。

“成子，你父亲的病还要吃药，家里日子紧。桂兰要是嫁过来，不会轻松。”

“我知道。”

“她也知道吗？”

“我会告诉她。”

“不是告诉她就够了。姑娘嫁人，不是听你说一句苦日子就算明白。她得真知道，以后可能没有新衣服，家里还要照顾老人，逢年过节也未必能买上肉。”

我有些不高兴。

“难道因为家里穷，就不能谈对象了？”

母亲看了我一眼。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你因为喜欢人家，什么难处都不说。等她嫁过来，才发现你当初只说了一半。”

我没再吭声。

那晚父亲把我叫到床边。

他身体不好，说话没力气，但人很清醒。

“是供销社那个姑娘？”

“嗯。”

“她愿意？”

“她说看上我了。”

父亲笑了一下。

“那你别让她后悔。”

“我会对她好。”

“对她好不是给她说好听的，是有难处先告诉她。”

我点点头。

第二天晚上，我把家里的情况一件件告诉了桂兰。

我们坐在供销社后面的台阶上。

我说父亲的病每个月都要买药，说母亲眼睛不好，家里的活大多压在她身上，说我现在只是学徒，工资不高，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结婚以后只能先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说得很慢，几乎把能想到的难处都说了。

她一直安静地听。

等我说完，她问：“还有吗？”

“还有就是，我可能不能经常带你买东西。”

“我不需要你经常带我买东西。”

“我也不能保证让你过得像别人家姑娘那样。”

“我没拿你跟别人比。”

“我可能会因为父亲的病，心情不好。”

“你心情不好，可以告诉我。”

“我有时候说话会急。”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还愿意？”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我就是在你跟我吵架之后看上你的。”

我也笑了。

可笑过之后，她低声说：“不过，我有一件事要先告诉你。”

“什么？”

“我不想一嫁过去，就只围着你家转。”

我没有说话。

她看着远处供销社门口挂着的黑布帘子，慢慢说道：“我喜欢你，不代表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只会烧火做饭、端药洗衣服的人。我在供销社干得好好的，结婚以后也要继续上班。”

“可以。”

“你娘要是不同意呢？”

“我去说。”

“你父亲要是需要人照顾呢？”

“我们一起想办法。”

“你能保证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

因为那时候，我心里也明白，很多事情不是一句“我保证”就能做到。

父亲的病，母亲的身体，家里的活，邻里的议论，婆媳之间的习惯，这些都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

我说：“我不能保证以后一点矛盾都没有。但我能保证，谁有话就当面说，不让你一个人扛。”

她沉默了一会儿。

“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问：“那你还愿意跟我处吗？”

“我都把看上你说出来了，现在才问？”

“我怕你反悔。”

“反悔也不会当着那么多人说第二遍。”

她说着，忽然笑了起来。

那天之后，我们的事慢慢传开了。

供销社里的人最先知道。

我每次去买盐，柜台后面的人就会故意说：“桂兰，周成来了，你给他称足点。”

有人还笑：“别又少称，少称了人家要跟你吵。”

陈桂兰每次都红着脸骂他们。

“买东西就买东西，哪来那么多话？”

可骂完以后，她还是会亲手给我称盐。

有一次她把纸包递给我，故意说道：“这次足了，别再说少。”

我接过来，掂了掂。

“还是少。”

她瞪我：“你再胡说。”

“我说的是少一样。”

“少什么？”

“少一句话。”

她愣了愣，随后耳朵红了。

“少什么话？”

“你昨天没说看上我。”

她抄起柜台上的算盘，作势要砸我。

旁边的人全笑了。

那时的快乐很简单。

一包盐，一句玩笑，走在黑暗里的半段路，都能让人觉得日子有盼头。

可真正让我们差点分开的一件事，也是在那年冬天发生的。

桂兰的母亲不同意她嫁给我。

不是因为我人不好，而是因为她母亲听说我家里有病人，担心女儿嫁过去受苦。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没有生气。

我知道她母亲担心的有道理。

可桂兰却因此被关在家里好几天，不能来供销社上班。

她弟弟替她请了假，说她母亲身体不舒服。

我等了两天，第三天忍不住去她家门口。

那是我第一次到她家。

院门半掩着，里面传出碗筷声。

我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我又敲了一次。

桂兰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谁？”

“我。”

里面立刻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她母亲走出来。

老人看上去比我想象中瘦，头发花白，手上还沾着面粉。

她看了我一眼，没让开门。

“你就是周成？”

“是。”

“你找桂兰？”

“我想跟她说几句话。”

“她没什么话跟你说。”

我站在门外，心里一沉。

“婶子，是不是我家里的情况让您担心？您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

她看着我。

“你父亲病着，母亲也要人照顾。你自己还在学徒。桂兰嫁过去，日子会是什么样，你比我清楚。”

“我清楚。”

“清楚你还来？”

“因为桂兰愿意。”

“她现在年轻，觉得喜欢比什么都重要。可日子一天天过，光靠喜欢不够。”

“我知道。”

“你知道就别耽误她。”

这话让我胸口发闷。

我低声说：“我没有耽误她。我把家里的情况都告诉她了。她要是不愿意，我不会逼她。”

屋里的桂兰忽然喊：“娘！”

她母亲回头：“你别出来。”

“这是我的事。”

“你坐回去。”

桂兰还是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灰色棉袄，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梳整齐，眼睛里带着几天没睡好的疲惫。

她站到我和母亲之间。

“娘，我不想嫁有钱人，也不想嫁到没有病人的家里。我只是想嫁给我愿意的人。”

“你愿意，他家里也得愿意你。”

“周成家里知道我上班，也知道我不想辞工。”

她母亲看向我。

“你能让她一直上班？”

“能。”

“你娘能答应？”

“我会让她答应。”

“让她答应？”老人冷笑了一声，“你以为成了亲，家里所有人都听你的？”

我一时无话。

这时桂兰看着我，忽然问：“周成，你真的能让我继续上班吗？”

她不是问她母亲。

她是在问我。

我知道她真正担心的不是供销社的工作，而是我会不会在结婚以后变成另一个人。

我说：“我不能替我娘保证，但我能保证，你不上班这件事，不会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她的眼神动了一下。

我继续说：“我会跟她讲。如果她不同意，我们就另想办法。可我不会因为她一句话，就让你辞掉工作。”

她母亲的脸色变了。

“你们还没结婚，就要跟老人顶嘴？”

我说：“不是顶嘴。桂兰愿意嫁给我，我不能只要求她适应我家，也要让她知道，她在这个家里有自己的主意。”

桂兰一直看着我。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说的已经不只是给她母亲听，也是给我自己听。

因为从前我总觉得，男人成家就是把女人接回家，让她跟着自己过日子。

可桂兰让我第一次明白，婚姻不是把一个人搬进另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两个人重新商量出一种生活。

她母亲没有立即同意。

她只说：“你们先回去。桂兰的事，我还要想。”

我和桂兰走到巷口，她一直没说话。

我问：“你生气了？”

“没有。”

“你娘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我不怕她说我。我怕你刚才只是为了让我高兴，才说那些话。”

“不是。”

“那以后真遇到事，你也会这么说吗？”

“会。”

“哪怕你娘哭，哪怕邻居说我不孝，哪怕你父亲需要人照顾？”

我停下脚步。

“桂兰，我不能保证所有人都高兴。但我可以保证，不会把所有责任都压到你身上。”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湿了。

“你要是早这样说，我娘也许不会那么担心。”

“我以前没想明白。”

“现在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一点。”

她抬手擦眼睛。

“那就够了。”

过了几天，她重新回供销社上班。

我们没有急着办婚事。

那时候结婚要先找介绍人，再去开证明，还要准备布票、粮票和家具。我们没有能力一下子置办齐全，只能一点点准备。

母亲知道桂兰不愿意辞工后，最初确实不太高兴。

她没有直接骂桂兰，只是一天到晚叹气。

“别人家的媳妇，早上起来先做饭。她倒好，天天去供销社。”

我听见这话，没有像以前那样装作没听见。

“娘，她不是别人家的媳妇。她以后是我的媳妇。她愿意工作，我答应过她。”

母亲把碗重重放到桌上。

“你现在为了她，连你娘的话都不听了？”

“我听。但这件事不能只听一个人的。”

“你父亲还病着。”

“我知道。”

“那家里谁照顾？”

“早饭我来做，晚饭桂兰回来再一起做。白天您要是忙不过来，我请隔壁婶子帮忙，咱们给她些粮食。”

“请人不要粮食？”

“那就我多干一点。”

“你白天不干活了？”

“我可以早起。”

母亲瞪着我，没说话。

父亲在旁边轻轻咳了一声。

“孩子说得对。”

母亲回头看他。

父亲说：“桂兰不是来咱家当长工的。”

屋里一下安静了。

我看着父亲，心里忽然酸了一下。

他平时很少替我说话，更少替一个还没过门的姑娘说话。

母亲沉默了很久，最后端起碗。

“我没说她是长工。”

“你心里这样想过。”我说。

母亲看了我一眼。

“你现在胳膊肘就往外拐。”

“她不是外人。”

这句话说出口后，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母亲没有再争。

那天晚上，她把家里存下的一块布拿出来，放到了我床边。

“给桂兰做件衣裳吧。”

我摸着那块布，半天没说话。

母亲背对着我收拾针线。

“别以为我完全同意了。我只是觉得，既然你认定了，就别让人家姑娘受委屈。”

我说：“谢谢娘。”

她哼了一声。

“以后她要是进了门，家里的活还是要一起干。谁也别装大小姐。”

我笑了。

“她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跟我吵架的时候，可不像大小姐。”

母亲也笑了。

我们准备结婚的那段时间，供销社里的人都拿我和桂兰打趣。

有一回，我去买盐，柜台上正好站着一个年轻媳妇。

她认识我，故意问桂兰：“周成买半斤还是一斤？”

桂兰低头称盐：“半斤。”

“你不给他多称点？”

“多称了他又要说我少。”

“他不是说你少，是想多跟你说两句话吧？”

桂兰的脸红了。

我站在旁边没有插嘴。

那年轻媳妇又问：“桂兰，你当初到底怎么看上他的？就因为他买盐跟你吵？”

桂兰手一抖，秤杆差点碰到木箱。

我也看向她。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

她把盐倒进纸包，慢慢折好，才说：“不是因为他跟我吵。”

“那是因为什么？”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

我心里一动。

那年轻媳妇追问：“哪里不一样？”

桂兰想了想，说：“别人买东西，少一点就算了。他会认真看秤。”

“这也算优点？”

“算。”

“你喜欢他较真？”

“不是。”

她把纸包递给我，声音低了下来。

“我喜欢他明明家里不宽裕，却不愿意占公家的便宜。也喜欢他嘴上硬，心里却记得别人借给他的伞。还喜欢他明明怕承担不起，还是愿意把家里的难处全告诉我。”

供销社里忽然没人笑了。

我握着那包盐，感觉手心全是汗。

我一直以为，自己那天和她争秤，是因为我脾气倔。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在她眼里，那些细小的坚持，组成了她愿意靠近我的原因。

我走出供销社后，她追了出来。

“你等等。”

我回头：“怎么了？”

她站在门槛上，脸红红的。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别人面前夸你，很得意？”

“有一点。”

“那你得意吧。”

“你再多夸两句。”

她瞪我。

“想得美。”

我们站在供销社门口，谁也没有动。

她忽然问：“周成，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娘一直不同意怎么办？”

“想过。”

“你会怎么办？”

“等。”

“等多久？”

“等她看见我们能把日子过好。”

“要是她一直看不见呢？”

我看着她，说：“那就由你决定。”

“你不决定？”

“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不能只由我决定。”

她低头捏着围裙角。

“我怕你到时候退缩。”

“我不会。”

“你以前遇到一点事就跑。”

“那是因为你突然说看上我，我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呢？”

“现在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要是再跟我吵，我不能跑。”

她忍不住笑了。

“那你要怎么办？”

“站在原地跟你吵。”

“谁要跟你吵？”

“你看，你又不承认。”

她笑着抬手打了我一下。

那一巴掌很轻，落在我胳膊上，却让我觉得比什么承诺都实在。

春天来之前，我们终于定下了婚期。

没有大操大办。

只请了两桌亲近的人，买了一块肉，蒸了几笼馒头。桂兰没有辞掉供销社的工作，婚后仍然每天去上班。

她搬进我家那天，母亲早早起来烧水。

父亲坐在炕边，笑得比平时精神。

桂兰穿着母亲给她做的那件蓝布衣裳，胸前别着一朵红纸花。

她进门时，先把自己的包放到床边，然后挽起袖子去厨房。

母亲赶紧说：“今天不用你干。”

桂兰停下来：“那我做什么？”

“坐着。”

她有些不习惯地坐下。

我站在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父亲笑着说：“你们两个在供销社吵架的时候，可比现在自然。”

桂兰脸一下红了。

我赶紧说：“爹，您别提那件事。”

“为什么不能提？那是好事。”

母亲也笑了起来。

“就是因为一包盐，你们才认识的？”

桂兰看了我一眼。

“我们不是因为盐认识的。”

我问：“那是因为什么？”

她低声说：“因为你总来。”

“我去买东西。”

“你买的东西，别人家都能买。你就是总来我柜台。”

我想反驳，可想了想，确实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母亲端来热水，递给桂兰。

“桂兰，成子这人有时候嘴笨，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桂兰看了我一眼。

“他不是嘴笨，他是话多。”

全屋的人都笑了。

我也笑。

那天晚上，客人散去后，屋里终于安静下来。

我和桂兰坐在床沿，两个人都显得有些拘谨。

窗外有风吹过，门帘轻轻晃动。

她把头上的红纸花取下来，放在桌上。

我问：“累不累？”

“还好。”

“后悔吗？”

她抬头：“后悔什么？”

“嫁到我们家。”

她没有立即回答。

她看了看桌上的红纸花，又看了看我。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问。”

“你以后还会不会因为我去上班，跟你娘争吵？”

“会。”

她眉头一挑。

“你还好意思说？”

“我的意思是，要是有人不愿意，我还是会争。”

她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我又说：“但我不想让你夹在中间。家里的活我会做，父亲的药我会记，娘有什么不高兴，我去说。你不是嫁进来替我收拾烂摊子的。”

她的眼眶慢慢红了。

“你今天说的话，比你在供销社吵架时好听多了。”

“我那时候也不是故意吵。”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看上我？”

她忽然笑了。

“你真想知道？”

“想。”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

“那我再说一遍。”

她伸手握住我的手。

她的手指上还有一点没洗干净的盐渍，指腹粗糙，掌心带着薄薄的茧。

“我看上你，是因为你站在柜台前，明明可以为了省事拿着少一点的盐走，却偏偏要问清楚。你不是为了那一点盐，你是觉得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继续道：“我那时候就想，这个人虽然穷，虽然脾气不太好，但他心里有一杆秤。”

“所以你故意少称？”

“我没有故意。”

“你明明故意了。”

“我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真的问。”

“你拿公家的盐试我？”

“后来不是重新给你称了吗？”

“还让我别买。”

“那是因为你气我。”

“是你先惹我的。”

“谁让你每次来都装作只是买盐。”

我愣了一下。

“你知道？”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她说着，眼神软了下来。

“你每次进门，先看我一眼，再低头找盐票。你明明知道盐在左边，还要往右边站。你以为你藏得很好吗？”

我顿时觉得脸发热。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

“我怕你不喜欢我。”

“我也怕你不喜欢我。”

她轻轻叹了口气。

“所以我才在那天说出来。”

“你不怕丢人了？”

“怕。”

“那为什么还说？”

她握紧我的手。

“因为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后来很多年，我们家仍然不富裕。

父亲的病时好时坏，母亲和桂兰偶尔也会因为家务拌嘴。

桂兰下班晚了，母亲会抱怨饭凉了。母亲腰疼没做饭，桂兰也会觉得自己刚下工就要忙。

她们都不是坏人。

只是两个生活习惯不同的女人，被同一个屋檐逼着靠近，难免会有摩擦。

每次她们争起来，我都不再躲到门外。

母亲说：“她每天去上班，家里什么都不管。”

桂兰说：“我不是不管，我回来也一直在做。”

我就把碗放下。

“今天谁累了，谁先歇。剩下的我来做。”

母亲说：“你一个大男人，做什么饭？”

我说：“做饭不能看性别，看谁有空。”

桂兰有时候也会瞪我：“你别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

我说：“那就一起做。”

日子就是这么一点点磨出来的。

不是没有争吵，而是每次争吵以后，我们都愿意把话说清楚。

我和桂兰结婚后的第二年，供销社换了一个更大的秤。

她有一次下班回来，笑着说：“现在买盐的人少跟我吵了。”

我问：“为什么？”

“新秤准，谁也挑不出毛病。”

“那你想不想念以前那杆秤？”

“想什么？”

“没有那杆秤，我怎么跟你认识？”

她把围裙往我身上一甩。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没有那杆秤，你也会找别的理由来。”

我接住围裙。

“比如呢？”

“比如买火柴。”

“我买过火柴。”

“你买过三次，每次都只买一盒。”

“家里确实需要。”

“你们家一盒火柴能用三年？”

我没话说了。

她笑得直不起腰。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孩子在里屋睡觉。屋子还是那间屋子，桌子还是那张旧桌子，生活比刚结婚时更忙，可我每天回家，都觉得有人在等我。

有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看见桂兰坐在桌边整理票据。

煤油灯下，她低头写字，眉头微微皱着。

我走过去问：“还没睡？”

“今天账对不上。”

“差多少？”

“一张盐票。”

“找不到就明天再找。”

“那不行，少一张就要查清楚。”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

她抬头：“你笑什么？”

“没什么。”

“你笑得不对。”

“我想起第一次见你。”

她放下笔。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

“你那天吵得可凶。”

“是你先不讲理。”

“明明是你掂着盐包说少了。”

“本来就少。”

“后来我重新给你称了。”

“多了。”

“你还嫌多。”

“我不是嫌多，我是说要按规矩来。”

她看着我，忽然轻声问：“要是我那天没有叫住你呢？”

“那我第二天还会去。”

“去买盐？”

“嗯。”

“你家里明明还有盐。”

“那就再买一包。”

“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说话？”

我点头。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

“我怕说了以后，连盐都买不成。”

她愣了一下，随后笑了。

“你这个人，胆子小的时候是真小，较真的时候又是真较真。”

我坐到她对面。

“你呢？你要是早知道我也看上你，会不会早点说？”

“不会。”

“为什么？”

“我得先确认你是不是每次都来我柜台。”

“那你确认了多久？”

她掰着手指算了算。

“至少半年。”

“半年？”

“你以为我看上你很容易？”

我被她说得笑了起来。

她也笑。

笑了一阵，她忽然收起笑容，认真地看着我。

“周成。”

“嗯？”

“我那天在供销社说看上你，不是因为一时冲动。”

“我知道。”

“也不是因为你跟我吵完，我想赢你。”

“我也知道。”

“我是觉得，要是再不说，可能就永远不会说了。”

我握住她的手。

“那你说对了。”

“什么对了？”

“你要是不说，我可能到现在还站在柜台前，拿着盐票想办法跟你多说一句话。”

她轻轻推了我一下。

“你真没出息。”

“那你还不是看上了？”

她低下头，嘴角慢慢弯起来。

很多年以后，我再回想1978年的那个冬天，记得最清楚的不是北风，也不是那包盐。

我记得供销社里突然安静下来的那一刻。

记得所有人都回过头看我们。

记得我手里的纸包差点掉到地上。

也记得陈桂兰站在柜台后面，脸红到了耳根，却没有躲开我的目光。

她说：“我看上你了。”

那句话让二十四岁的我当场愣住，也让我第一次明白，一个人真正想要的，不一定是多好的条件，而是有人愿意在所有人面前，把心里话说出来。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偏偏看上我。

她总说：“因为他买盐都要按秤来。”

我知道那只是她说给别人听的答案。

真正的答案，是那天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装作不在意。

她没有因为家里有病人就退缩，我也没有因为日子艰难就把她的选择藏起来。

我们吵过，也红过脸。

她有时说我固执，我说她嘴硬。

可每次争完，我们还是会一起吃饭，一起照顾父亲，一起送孩子去上学，一起盘算家里还剩多少粮票、盐票。

日子从来没有突然变好。

只是因为身边多了一个人，再难的日子，也不再全由一个人扛。

很多年后，供销社早已换了模样，柜台后面的木箱也不见了。

有一天，桂兰整理旧物，翻出了一张已经发黄的盐票。

她拿在手里看了半天，问我：“这是不是你第一次买盐时用的那张？”

我接过来，认了许久。

“应该是。”

“什么叫应该是？”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哪记得清。”

“你连我借给你的伞都记得，怎么会记不住一张盐票？”

我看着她，笑道：“我记得的是你。”

她嘴上嫌我会说话，眼睛却红了。

我把那张旧盐票放回她手里。

“收好。”

“有什么好收的？”

“这是证据。”

“什么证据？”

“证明确实是你先看上我的。”

她抬手要打我。

我赶紧躲开。

她追了两步，忽然停下来，站在院子里笑。

夕阳从屋檐边落下来，照在她已经有些发白的头发上。

她还是那个在供销社里跟我吵架的女售货员，只是脸上多了岁月留下的细纹，手也不再像年轻时那么细。

我走到她身边，轻声说：“桂兰。”

“干什么？”

“我现在也看上你了。”

她白了我一眼。

“都过了这么多年，才说？”

“我以前说过。”

“什么时候？”

“在你说看上我之后。”

“你那时候只说了‘有’。”

“有，就是看上了。”

“你这人说话还是不痛快。”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

“那我重新说一遍。”

她看向我。

我说：“陈桂兰，我也看上你了。不是因为你给我称了半斤盐，也不是因为你在供销社里当着那么多人说了那句话。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我最想一起过日子的人。”

她没有再骂我。

只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那一刻，我又想起1978年冬天的供销社。

想起那包差一点重量的盐，想起那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争执，也想起她在众人的注视下红着脸说出的那句话。

她说，看上我了。

而我这一辈子，最庆幸的事，就是没有让她那句话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