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亚住了5年扛不住，黑心老板套路多

◎ 合同是纸，关系是钱，我最后选了纸。

所有人都说印尼生活成本低，人热情，慢生活，去雅加达打工五年能攒下一笔钱。我去了，住了五年，在仓库、办公室、移民局、劳动局之间来回跑，最后发现，真正让我扛不住的不是天气，不是堵车，不是语言，是老板那张永远在变的工资单。我站劳动者这一边，站合同这一边，站按时发钱这一边。2019年3月，我落地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口袋里装着两千美元，心里算的是 6,500,000 印尼盾的月薪。五年后，我离开时，最后一个月工资被扣到只剩 3,200,000 盾。不是印尼待不住，是黑心老板的套路待不住。那天我坐在出租车里，司机问我：“还回来吗？”我说：“回来旅游可以，打工算了。”

一、第一个月少120万

2019年3月18日，下午四点，雅加达南区。仓库是铁皮顶，太阳把里面烤到三十四度，四台挂扇转得吱呀响，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我穿着新发的工作服，蓝色，领口有点硬，站在一排塑料货架中间，等 HR Dewi 发工资。那是我入职第一个月，做的是仓库调度，管三十多个 SKU，每天点货、录单、跟司机对单。老板阿明，四十五岁，印尼华人，穿 Polo 衫，手腕上一块金表，说话带福建口音，面试时拍着我肩膀说：“好好干，包住，月薪 6,500,000，做满一年有花红。”

Dewi 把我叫进办公室。她三十出头，戴一副细框眼镜，桌上摊着一叠棕色信封。她把我的信封拿起来，先没递给我，低头数钱。我看着她手指沾了一下水杯，一张一张数。第一张 100,000，第二张 100,000，第三张 50,000。她数到第五十张的时候停了一下，抬头看我：“签这里。”我接过信封，感觉厚度不对。

我站在桌边数了一遍。5,300,000。少了 1,200,000。

“Dewi，怎么少了？”

她推了推眼镜，语气很平：“培训费 700,000，住宿费 400,000，工作服 100,000。”

“培训费？阿明哥面试时说培训免费。”

“阿明哥说，先扣，做满一年退。”

我把信封口捏住，手指有点发紧：“那住宿不是包住吗？”

“包住，但水电和清洁费要扣。”她抽出一张收据，上面已经打印好“自愿扣款”四个字，底下是空白签名栏。

我没签。她也不催，就那么看着我。办公室外有人搬货，铁架车滚过水泥地，哐当哐当。阿明从外面进来，手里拿一瓶冰茶，看见我站着，笑了一下：“怎么了？第一天发工资就不开心？”

“阿明哥，培训费不是说好不扣吗？”

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我说的是公司培训不扣，这个是老员工带你，要给人家的。你在中国没上过班？师傅带徒弟，总要意思一下。”

“那住宿费呢？”

“你住的那间，空调、水、电，哪样不要钱？我收你 400,000 已经是成本价。”他拍了拍我肩膀，“做满一年，培训费退你。我阿明说话算话。”

我签了。不是信他，是我需要这份工作。签证、租房、吃饭，每一样都在等钱。那张收据上，“自愿扣款”四个字被打印得工工整整，我的签名歪在下面，像被人按着头写上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仓库里八个中国来的，七个都被扣过“培训费”。有的人做满一年去要，阿明说：“你那个师傅已经离职了，找谁退？”Dewi 在旁边低头敲键盘，一句话不说。她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都会换一支新圆珠笔，笔帽咬在嘴里，数钱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的工资从 6,500,000 涨到 9,000,000，可到手从来没有一次是完整的。每个月都有新的扣款项：工作证 150,000，宿舍钥匙 50,000，工牌补办 100,000。有一回我忍不住问 Dewi：“这些扣款有文件吗？”她把笔帽从嘴里拿出来，说：“阿明哥讲的，就是文件。”

二、加班算帮忙

2020年4月，斋月前。仓库订单从每天三百多单冲到一千二百单。阿明在早会上说：“这个月大家辛苦，冲一下，公司好了不会亏待大家。”他站在一个塑料托盘上，手里拿着扩音器，声音在铁皮顶下面嗡嗡响。Tuti 站在我旁边，三十八岁，戴着头巾，两个孩子的妈，做包装。她小声用印尼语说了一句：“又来了。”

那天晚上十一点，仓库还亮着灯。我负责对单，Tuti 负责封箱。她手指上缠着胶带，胶带撕开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扯布。地上堆着没封完的纸箱，从货架一直排到卷帘门。阿明坐在办公室玻璃后面，吹着空调，偶尔出来转一圈，手里端着咖啡。

连续第十八天，我每天多干四个小时。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中间休息一小时。我算了一下，十八天，多干了七十二个小时。发薪日那天，Dewi 给我一个信封，里面多了一张 200,000 盾的纸条，写着“餐补”。

我拿着纸条去找阿明：“阿明哥，加班费怎么算？”

他正低头看手机，头也没抬：“什么加班费？”

“我们连续加了十八天，每天四个小时。”

“那不是加班，是帮忙。”他把手机放下，看着我，“公司订单多，大家帮帮忙，公司好了不会亏待你。你是中国人，不要学他们计较。”

“他们”是谁，他没说。但我知道他说的是 Tuti 他们。

第二天，Tuti 的孩子发烧。她早上六点给我发消息，说要去诊所，请半天假。她平时从不迟到，包装速度最快，阿明还夸过她“一个顶两个”。中午她赶回来，满头汗，头巾边角湿了。下午发工资，她拿着信封站在办公室门口，声音很低：“Dewi，怎么少了 350,000？”

Dewi 说：“阿明哥讲，请假要提前三天，你临时请，算旷工半天。”

“我孩子发烧，三十九度。”

“规矩是规矩。”

Tuti 的眼眶红了。她一个月底薪 4,800,000，扣一次就没了。她站在那里，手里信封捏得发皱，嘴唇动了两下，没再说话。我站在她后面，手里还拿着那张 200,000 的餐补纸条。我想起阿明拍我肩膀说“不要学他们计较”，突然觉得那瓶冰茶在他手里冒的水珠，比仓库里所有人的汗都值钱。

那天晚上，Tuti 照常加班到十一点。她封完最后一箱，坐在纸箱上，把胶带圈从手上褪下来，问我：“你们中国人都这么能忍吗？”

我说：“不是能忍，是不知道怎么走。”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我们也是。”

三、便宜是算出来的

来印尼之前，我在网上看过很多帖子，说雅加达生活费低，一万块人民币能过得很舒服。我信了。来了以后才发现，便宜是算出来的，前提是你得像本地人一样生活：住没有空调的排屋，吃路边摊，骑摩托车，孩子上公立学校，生病去社区诊所。一旦你要租一间带空调的房，要坐 Gojek，要在商场吃饭，要办工作签证，那个“便宜”就像冰块掉进热茶里，化得很快。

2019年4月，我搬到雅加达南区的 kos。房东 Ibu Siti，六十岁，穿纱笼，头发盘在脑后，收租时带一个小本子，圆珠笔夹在耳朵上。房子是一栋三层小楼，我住二楼最里面一间，十二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窗式空调。月租 2,800,000 盾，押金三个月，中介费一个月。我一次性交了 11,200,000 盾，手里的现金一下子薄了。

Ibu Siti 收钱时数得很慢，数完抬头说：“空调坏了你自己修，墙脏了你自己刷，退房时我要检查。”

“如果我不租了，押金怎么退？”

“提前一个月说，检查没问题就退。”

住进去第三个月，空调不制冷。我找人来修，换了一个电容，加氟，450,000 盾。我拿着收据找 Ibu Siti，她正在院子里喂猫，看了一眼收据：“空调是你的，你自己用，当然你修。”

“可是合同里写房东负责维修。”

她把猫碗放下，拍了拍手：“合同？孩子，合同是给政府看的。我们这里讲人情。你住我的房，我少收你钱，你修个空调怎么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收据被风吹得哗哗响。那只猫走过来蹭我的脚，Ibu Siti 弯下腰把它抱起来，语气又软了：“你要是觉得贵，下个月房租少收你 100,000。”

下个月她确实少收了 100,000。但退房时，她指着墙上一块拳头大的污渍说：“这个要扣 1,500,000。”我押金 8,400,000，最后拿回 6,900,000。她说那 1,500,000 是刷墙费和清洁费。我看着她拿圆珠笔在小本子上划了一道，嘴里哼着歌，像刚做完一笔再正常不过的买卖。

那五年，我记过账。一顿路边 Warung 饭 25,000 盾，一杯咖啡 18,000 盾，Gojek 短途 15,000 盾，水电网 800,000 盾，手机流量 150,000 盾。每个月固定开销 4,500,000 左右。工资从 6,500,000 涨到 9,000,000，到手常常只有 7,000,000 出头。五年下来，我攒了 20,000,000 盾。听起来不少，可雅加达一顿像样的商场午餐就要 80,000 盾。五年，我攒下的钱，不够在这座城市体面地活一年。

四、合同是纸

2024年2月，我决定走。不是因为哪一件大事，是因为每一件小事叠在一起，叠到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已经不想去仓库了。我提前一个月给阿明递了辞职信。他坐在办公室里，把信放在桌上，手指敲了敲：“提前三个月。”

“合同上写的是一个月的通知期。”

“合同可以改。”他靠在椅背上，“你现在走，最后一个月工资不发。”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提前三个月。公司要找人接你，要培训，要时间。这些成本谁出？”

“合同写的是一个月。”

“合同是纸，关系是钱。”他笑了一下，“你有关系吗？”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还拿着那封辞职信的复印件。Dewi 在旁边低头敲键盘，键盘声一下一下，像在数数。阿明按了一个电话，外面保安走过来，把仓库侧门关上了。铁门拉下来的时候，声音很响。仓库里二十多个人都看过来，Tuti 站在包装台后面，手里胶带停在半空。

那天下午，我找了 Pak Budi。他五十岁，开一辆旧丰田面包车，白衬衫，专门给公司送货。他听完，叹了口气，从仪表盘上摸出一包烟，没点，夹在手指间：“在这里，合同是纸，关系是钱。你有关系吗？”

“没有。”

“那你去找劳动局。带合同、工资单、考勤记录、银行流水、聊天记录。”他掰着手指，“至少七样。我陪你去过一次，排队四个小时，官员说等三个月。三个月后去，他们说材料少一份。再来三个月。”

我还是去了。劳动局在雅加达市中心，门口排了很长的队。我早上七点到，排到十一点才进去。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翻着我的材料，问：“公司注册在哪里？”

“南区。”

“南区要去南区办公室。”

“可你们这里不是总局吗？”

“总局管政策，不管案子。”他把材料推回来，“去南区。”

我去了南区。又排了四个小时。一个女官员听完，说：“你先回去等，我们联系公司。”我等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打电话，她说：“公司说你是自愿离职，没有欠薪。”我说有工资单。她说：“工资单需要公司盖章。”可公司不给我盖章。

后来是 Ibu Siti 帮了我。她侄子在南区办公室做行政，她让我带两条烟去。我没送烟，我带了 500,000 盾现金，装在信封里。她侄子没要，但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阿明让 Dewi 给我转了 3,200,000 盾，说是“最后一个月工资的一半”。我盯着手机上的到账通知，看了很久。5,800,000 的工资，变成 3,200,000。Dewi 发来一条消息：“阿明哥说，剩下的算培训费。”

五、那颗薄荷糖

离职那天是 2024年3月15日，下午两点。雅加达下了一场短雨，地面蒸起一层白汽。我拖着行李箱从 kos 出来，Ibu Siti 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纱笼，手里拿着我的押金信封。她数了 6,900,000 给我，数到最后一沓停了一下，抬头看我：“你要回中国了？”

“先回去。”

“还回来吗？”

“回来旅游可以。”

她把信封递给我，没松手。我以为她还要说什么扣款，心里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她另一只手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颗薄荷糖，绿色包装，糖纸有点皱。她把糖塞进我装信封的手里，手指很凉。

“送你的。”她说。

我愣在那里。那颗糖很小，包装上印着印尼文，我认不全。她松开手，退后一步，靠在门框上，又说了一句：“孩子，别把五年都给一个不把你当人的人。”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雨后的风吹过来，院子里的猫跳上墙头。我想起五年前第一次见她，她也是站在这里，数我的押金，数得很慢。那时候我觉得她只是个爱扣钱的房东。可那一刻，她塞糖的动作比阿明所有的承诺都重。

我拖着箱子走到巷口，Pak Budi 的面包车已经在那里等。他帮我把箱子搬上车，问：“拿回多少？”

“一半。”

“够了。”他发动车子，雨刷刮了两下，“至少你走了。很多人走不了。”

我坐在后座，手里攥着那颗糖，没拆。车窗外，雅加达的摩托车流从旁边涌过去，绿灯一亮，几百辆摩托同时发动，声音像潮水。Pak Budi 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你恨这里吗？”

我想了很久：“不恨。我只是不想再给那种老板打工了。”

他笑了一下：“那就对了。国家没问题，老板有问题。”

六、飞机起飞后

飞机起飞时，雅加达的灯海在窗外缩成一片碎金。我靠在座位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颗薄荷糖。糖纸已经被体温捂软了。我没拆，就那么捏着。空姐推着餐车经过，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说水，谢谢。她递给我一杯水，杯壁上有水珠。我盯着那杯水，想起五年前落地时，口袋里那两千美元，和现在口袋里这颗糖。飞机往上爬，灯海不见了，窗外只剩黑。我把糖放回口袋，没吃。

旅行Tips：

1、吃饭：路边 Warung 一顿 25,000,000 盾，商场餐厅 80,000 盾起。找本地人排队的小摊，先看价格牌，避免吃完才报价。

2、住宿：雅加达 kos 月租 2,500,000,000,000 盾，押金通常 2 个月。合同写清空调维修、押金退还条件，退房前拍照留证。

3、交通：Gojek、Grab 短途 15,000,000 盾，雅加达堵车严重，5 公里开 1 小时很常见。赶飞机至少提前 3 小时出门。

4、工作：雅加达 2024 年最低工资 5,067,381 盾，低于这个数要警惕。合同、工资单、考勤记录、聊天记录全部备份，扣款项目必须让对方写清楚。

5、维权：去劳动局带齐 KTP、合同、工资单、银行流水、聊天记录等材料，排队可能 4 小时，处理可能 3 个月。别只靠口头承诺，任何“做满一年退”的话，都让它落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