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会呼吸的痛

焦虑是会呼吸的痛

文章摘自《照料你自己》

01

焦虑文化的形成

罗洛·梅的代表作《焦虑的意义》的初版于1950年问世。在1975年修订版的序言中，梅回顾说，1950年之前美国只有两本论述焦虑的书出版，而在此后的25年间，就有20本相关书籍面市。在1950年以前，探讨焦虑主题的论文只有6篇，而1950年以后，焦虑和相关主题的论文至少有6000篇。焦虑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和抗焦虑出版物的蓬勃发展，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焦虑的普遍性。

相比于西方，普遍的焦虑情绪在中国社会出现得稍晚，因此中国学界关于焦虑的研究也起步较迟。尽管如此，焦虑研究也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以“焦虑”为主题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初不到1000篇，2015年突破了3000篇。

作为个体情绪/情感的焦虑，自古有之，但焦虑文化的形成则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竞争、媒介环境、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促使了焦虑文化的形成。

中国可谓急速现代化的典型案例，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就取得西方国家百年的成就，但在这一过程中，结构、关系、观念等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使得焦虑文化更为突出。焦虑甚至已经成为跨阶层的体验，成为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基调。所以，“中国式焦虑”可以成为我们观察焦虑文化的形成及其与现代社会之关系的典型样本。

焦虑的构成包含两种核心要素，一是不断生产的欲望，二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无力感。接下来先来讨论现代社会欲望生产的问题。我们在分析嫉妒与怨恨时，曾借用了舍勒的“生存比较”的说法，它也适合于分析焦虑。每个人都生活在多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之中，时时刻刻都要通过“比较”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进而形成对特定事物的期待和欲望——希望进入一所好学校、从事一个好职业、拥有较高的社会位置。一般来说，比较范围越小，欲望也越容易低下，反之，范围越大，欲望也越容易攀升。但现代社会流动的频繁、交往的扩大、传播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攀比”的范围：不再只满足于和“身边人”比，还要与更多的人、在更多的维度上展开比较和竞争，以便占据更好的“位置”。这推动了社会欲望的生产。

在抬高各种欲望的同时，现代社会还鼓动它的成员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实现欲求。其中，比较重要的机制就是“竞争制度”，这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这个概念被马克思·舍勒用来分析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攀比意识和竞争方式。舍勒在《价值的颠覆》一书中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竞争多是在与等级相应的范围之内，并不活跃。但当代社会人们的竞争显然已经超越了“与等级相应的范围”。它建立了非常激烈的竞争制度，将每一个个体纳入其中。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人们必须“赢在起跑线上”。这句风行于教育领域的流行语，用来概括当下的竞争再合适不过。

现代社会的生存比较方式催生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的欲求，迅速拉升了人们的期待。与此同时，个体的无力感却随着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强而不断加剧。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人的个体无力感并非“无能”，而是一种介于“我应该且可以掌控”和“不由自主地失控”这两种状态中的吊诡体验。现代社会强调拥有自由选择权利的个体“应该”掌控命运，争取自己的欲求之物。同时，它也向个体反复灌输“你‘可以’掌控命运”的信条，但它无法消除个体的“失控感”，并且不断产生各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焦虑。

焦虑是跨年龄的体验，父母为子女教育而焦虑，青年群体为就业机会而忧心忡忡。多数人主动或被迫卷入激烈的竞争之中，急于在社会中占据优势位置。网民改变了“内卷”的原意，用它形容这种非理性竞争和被迫竞争的状态。在这种竞争中，人们付出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是相互竞争有限的资源。但极少人对竞争成功有足够的信心，面对竞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人们便会产生焦虑的情绪。

焦虑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是一种具有“永动机”模式的情感：不需要任何外来刺激，其日复一日所激发的人类行为已为其复制自身提供了足够多的动力和能量。

02

对抗焦虑会产生新的焦虑

应对焦虑，人们需要控制外在世界。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卡斯珀·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认为焦虑源于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但特定的认知或实践手段，比如“巫术”和科学知识，可以引导不确定性。古人依靠巫术、风水缓解焦虑，现代社会也为个体提供对抗焦虑的各种外在手段：当我们登录理财投资的金融平台，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种提高班，进入健身房、美容院时，就仿佛展开了现代“巫术”仪式，虽然无法确信效果如何，但重要的是我们借助外在的规律化过程制造出了某种可控感，获得暂时的心安。但不要忘了，这些外在的行业与机构恰恰是被现代人的焦虑所催生的，因此它们在缓解焦虑的同时必须不断制造、渲染、传播新的焦虑，以此获得发展的动力。

想通过控制外在世界来对抗焦虑，却又因外在控制而产生新焦虑，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另一种方式——通过控制自我来解决焦虑问题。市面上推出层出不穷的“抗焦虑”产品，从药物、冥想练习，到各种以“驾驭焦虑、学会幸福”为主题的出版物、公众号推文，它们都包含同一个假设：焦虑是个体心理层面的问题，“掌控”焦虑本身也就是个体的责任。然而，社会性和结构性的焦虑并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就能克服的。甚至“克服”焦虑的行动本身就会引发焦虑：一旦这些行动得以实施，它们会令焦虑感显得近在眼前且有质有形。“掌控”焦虑的渴望越迫切，“对抗”焦虑的行动越激烈，焦虑的自我繁殖能力就越强盛，人也越容易陷入对焦虑“失控”的恐慌。

当焦虑难以掌控时，人们也会抵御被不停拉升的期待，主动降低欲望、消极退行（regression）。“佛系”“躺平”这些概念的广泛传播就反映出人们在社会性焦虑压迫下的一种退避。面对一个不断生产渴望、制造焦虑的社会，一系列具体生活行为的“佛系化”或许是一种“反动”，即通过对欲望膨胀的主动遏制来调整生活方式。尽管这种“不从俗”的转向有积极作用，但究其本质仍是消极的，是“无法适应这个潜规则而又无力打破它时，只好选择逃离它的辖制”的无奈之举。消极退行会损害人们探索的意愿和创造的动力，而社会性焦虑也绝不可能因为少数人的主动离场而烟消云散。

除了消极地“退”之外，还有一种通过控制自我缓解焦虑的方式——行动。因焦虑而“动”当然也有其积极意义。与经历人类漫长进化后保留下来的其他情感一样，焦虑自有其存在的道理。过度焦虑，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形成焦虑型人格，这当然是有害的。但适当的焦虑可以促使人们行动，采取方案解决社会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焦虑，也就丧失了部分行动的动力。

不过，在很多时候，个体能动性的增强未必带来社会结构性的变革，因为在焦虑文化的推动下，个体行动会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是只顾当下，急于应对当下的不确定感，无法进行长远的行动规划和意义建构。许多陷入焦虑的父母是很难为孩子做更长远的人生规划的。其次，许多行动以“否定”为逻辑——眼里虽然只有当下，心中却只想摆脱当下。项飙在题为《悬浮时代：不要去想今天的事情对明天有什么意义》的讲座中把这种状态称为“悬浮”（suspension）。“悬浮”意味着与“现在”和“未来”的双重脱节：一方面，觉得今天的生活不值得过，既无法真正介入现实，亦不能享受此刻的价值；另一方面，虽然追求更美好的明天，但并不清楚它具体怎样，于是为完成而完成，为追求而追求，导致“自我工具化”。

这就是在焦虑驱动下，今天的我们在行动中呈现出的一个悖论：既“只顾当下”，又“否定当下”。时刻盯着当下，便不可能反思当下，导致目光短浅；而总是在否定的状况下去定义自己行为的意义，则必然会永远处于焦虑之中。在迫不及待却只顾眼前的行动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悖论，那就是个体主动性强、活跃度高，但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却非常缓慢，甚至停滞。因为当每个人都忙于解决自己当下的问题时，很可能会忽视彼此间的连接，人人眼中只有自己的渴望，只能靠各自“悬浮”，而非自发、横向的集体行动来应对焦虑，那便很难激发结构性的变革。

文章摘自《照料你自己》第六讲《青年人为何常常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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