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7年2月20日，香港新华社分社灵堂前，人群从街口一直排到附近道路。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来后，许多市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安排，便带着花圈和挽联赶来，只为看他最后一眼。
灵堂内外，气氛沉重。有人默默鞠躬，有人泣不成声，也有年长市民按照自己的习惯行礼。还有人特意买来邓小平生前常抽的香烟，放在遗像前。动作不大，却带着很强的个人情感。
据当时香港新华社分社方面的统计，灵堂开放期间，前来吊唁的市民约有4.5万人。这个数字并非某个团体集中动员的结果，而是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陆续到来，形成了一场持续多日的民间悼念。
香港报纸的反应同样醒目。邓小平的照片占据多家报纸头版，部分报纸还推出特刊，回顾他的革命经历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实践。报道篇幅里，香港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一段。
原因很清楚。对许多香港人来说，邓小平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政治符号，而是直接参与决定香港前途的人。没有他在关键关头坚持主权原则，又提出保留香港原有制度的办法，香港回归未必能够以那样的方式完成。
香港问题的难处，在于主权与制度不能混为一谈。中国政府坚持香港是中国领土，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空间；与此同时，香港拥有独特的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贸然改变，势必造成不必要的震荡。
1982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英国方面强调有关香港的旧条约，试图从法律文本和现实管治角度争取主动。邓小平的回应很直接：“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这句话的分量，远超过一次会谈中的交锋。它表明中国不会把香港的归属交给所谓的条件交换，也不会因为对方拥有经济管理经验，就放弃恢复行使主权的立场。
但立场坚定，并不等于只讲态度。邓小平随后提出，香港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和经济体系也不必立即改变。有人问：“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谁？”邓小平回答：“是为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是为了国家统一。”
这就是后来“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内容。它把主权归属与社会制度安排分开处理，既解决了国家统一的根本问题，也照顾到香港在金融、贸易和法律制度上的特殊性。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谈判并没有因为一次会面就结束。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中英双方围绕香港前途进行了22轮正式谈判。驻军、金融、行政管理以及过渡时期的稳定，都曾成为争论重点。邓小平反复强调，香港回归后必须有中国军队驻守，这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明确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对香港社会而言，这份文件既确定了回归日期，也给出了制度安排和未来秩序的基本框架，长期不变的承诺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遗憾的是，邓小平没有等到交接仪式。1997年2月19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距离香港回归，只剩下四个多月。
因此，香港的悼念显得格外特殊。市民悼念的，不仅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位曾经为香港未来作出关键判断的政治家。灵堂前的香烟、眼泪和长队，都是普通人表达心意的方式。
同年6月30日深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英国国旗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邓小平本人没有出现在现场，但此前关于主权、制度与发展的一系列安排，已经在那一刻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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